卢亚斐

摘要：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儒家思想失去权威，于是士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老庄思想，玄学的新思潮应运而生。在谈玄论理的过程中，服药与饮酒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士人们也往往将自己的玄学思想寄寓在这两种行为当中，成为“魏晋玄学”的物化。

关键词：玄学；服药；饮酒；精神寄托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传统儒家思想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士人们寻求其他的思想理论去践行理想人格，将目光投注在了道家思想上，并且以服药与饮酒作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将“玄之又玄”的思想理论进行了具体的“物化”，展现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追寻个性自由的解放。

一、服药与玄学

历来谈玄与服药、饮酒脱不开干系，何晏既是魏晋玄学的始祖，也是魏晋服药的始祖，他将“神明”之境作为自己的人格理想。嵇康也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他深信“导养”之理，主张阴阳二气平衡，达到“和”的境界。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世说新语·言语》） ①

五石散，又称寒食散，有一定的毒性，受到魏晋文士的追捧。俞正燮在《癸巳存稿》里将其比之为“鸦片”，有过之而无不及。服了五石散之后，需要行散，就相当于现在的“散步”一样，使得体内的药性发作出来。服药的原理与当时玄学理论不谋而合。巢元方说：“石之为体，体冷性热。”服用五石散之后“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同时需要行散，从而散发体内的药力，运用阮嵇“元气说”的理论来讲，人体是由浩浩元气构成，内阳则外阴，外阳则内阴，从而达到平衡。要救治寒食散中毒的人，要遵循“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逆常理，反正性”，由此也可以看出服食是魏晋文人个性张扬，精神自由的表现之一。饮酒一般都作为与服食相伴的一种社会风气，饮酒之后的混沌状态更接近于老子所讲的不可言说的“道”，人们在醉态思维中可以天马行空，驰骋想象，凭内心去感受，也可以使内心压抑已久的无可奈何获得解放。因此，服药与饮酒成为魏晋文士的精神支柱。

二、任诞饮酒的社会风尚

曹魏时期的文人团体“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突出品格，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酒。刘伶的《酒德颂》开篇 “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②，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体现“万物齐一”的哲学思想；后面又写到：“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然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而而醒。”③完全是一个傲然世俗的不羁形象，正统儒家反对“酗酒”，但“大人先生”却乐在其中。刘伶通过对“大人先生”的醉酒状态进行书写从而来叙述“酒德”，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突破时空的界限，抒发自己“细宇宙齐万物”的玄学思想。也正是借着醉态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敢于与名教作斗争、傲然世俗、卓然囧立的理想人物跃然纸上。

嵇康在《养生论》中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突破了王弼所提倡的名教与自然相调和的理论，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将传统儒学压抑下的个性释放出来。“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竹林名士的精神追求，任诞适情的种种行为就是追求的外在表现，服食饮酒最为突出。服食之后人会产生幻觉，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之中，个人意识比较模糊，但他们的本心却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接近“自然”的状态。

竹林名士将魏晋玄学的玄理践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以服药与饮酒为表现形式，张扬独立的个性，彰显自由的精神。他们的种种任诞行为都是对个人主体价值的重新认识，也是关注自我的一种表现。

三、魏晋文人的精神寄托

服食与饮酒俨然成为玄学新思潮影响下的一种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到东晋时期也依旧盛行。东晋名士陶渊明，最大的“乐”在于饮酒，正如其所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在陶的所有诗作中，关于酒的作品处处可在，更有组诗《饮酒》二十首。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也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将自己的苦悶寄寓在酒中，政治上的不得意，对野心勃勃不择手段官员的不屑等等都通过酒来展现给读者。

人的潜意识是最接近人的内心本真的，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可能在“醉态”中会完成。陶渊明凭借酒性发泄了自己的很多牢骚，他以“酒”做挡箭牌，指责是非颠倒，人云亦云的官场，表达最真实的自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人内心有着挥着不去的苦闷与牢骚，借助服药与饮酒来表现自己对时代的不满，表现了士人意识的自我觉醒以及由此张扬的主体精神。

魏晋名士通过服食与饮酒来践行自己的玄学思想，展现超脱的个人风度和清心寡欲的性格，体现了魏晋时期士人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关注内心自我的发展，也是玄学产生与发展兴起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③同上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中华书局，201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