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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拧巴到底

2017-07-31毛予菲

环球人物 2017年14期
关键词:许知远蔡澜世界

毛予菲

北京花家地的单向空间书店有个隐蔽的摄影棚,老旧工厂风格,打着橘色灯光很昏暗。采访前,摄影师架好机器,许知远端着一杯冰美式咖啡上楼,在镜头前坐下。记者想要上前帮他别好“小蜜蜂”话筒,“我自己来吧”,许知远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话筒,熟练地别在领口。

他的穿着也走随性风。衬衣领口的两粒扣子被解开,休闲牛仔裤是深蓝色水洗款式,脚上趿一双夹脚拖——他在对话节目《十三邀》中,采访大腕儿的时候,也常是这副打扮。

可一聊起天来,就知道许知远绝不是这么随意的人,他的拧巴是出了名的。

“在沟通、采访上,你有没有什么技巧,能不能跟你取点经?”记者问。

“别人都说我是很差的采访者,没什么经可取的。”

“那对于你来说,采访最大的套路是什么?”记者追问。

“遗忘自我,不要掩饰自己的笨拙与愚蠢。”

许知远喜欢自嘲、调侃,他肯定自己,也不吝惜剖析、反思自己,表达内心的困惑。记者眼前的他,既坦率真诚,又矛盾别扭。

>>好的访谈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

去年,许知远40岁,开了谈话节目《十三邀》。他采访了涵盖学界、商界、艺界的13位名人,包括陈嘉映、白先勇、罗振宇、蔡澜、李安、冯小刚和姚晨等,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和思考。这些采访被安排在洒满阳光的酒店,或者熙熙攘攘的菜市场、昏暗的电影院放映厅。最短1个小时,最长7个小时的对话被精剪成四五十分钟的视频,严肃、认真、不搞笑,去商业化,甚至“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对谈间的空白和沉默。

许知远还将自己的思考录制成独白。最能表现其鲜明态度的是,在每一集开篇都有一段寄语——“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十三邀》与其说是一场对话,不如说是许知远等待“偏见”被打破、被印证的过程。你不说我都快忘了,做《十三邀》时我刚好40岁。我对年龄不敏感,所以这个节目,没什么特别的契机。制片人朱凌卿之前在央视做过不同的访谈,想有点新尝试,可能觉得我是比较好的尝试对象,就找到了我。而对于我来说,跟不同的人聊天交流、走进别人的生活,也是一件没做过的事情。

比起访谈,《十三邀》这个名字不正经得多。我不知道“十三幺”是麻将里的术语。当时和朱

凌卿聊天,讨论节目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他问我想见什么人,我说了一连串不沾边的名字,

各个领域的都有,他说这不是十三不靠吗?于是有了《十三邀》。我们把节目拟成牌局,就是不太想让观众知道,下一张牌出什么。

其实有时候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张牌、下一个发现是什么。片头有句话:“带着我的偏见出发”。每个人观察世界都有自己的视角,这些视角都可以被理解为偏见。我也有我的立场,这就是我的“偏见”。当我带着这些思考去听别人的成长经验,了解稍微深入一点点后,就发现很多表象是错的,这对我来说都是新的启发。我希望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另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很多人很多事,可能都不像描绘的那样,表象之下有别的东西。

见姚晨之前,我对她的印象就是郭芙蓉(姚晨成名作《武林外傳》中的角色),大大咧咧的,见面之后却觉得她是很性感的女人,这种性感被屏幕遮蔽了;叶准(咏春拳宗师叶问之子),骨子里是个文人,对诗词、越剧充满兴趣;我还采访了马东(《奇葩说》出品人),他喜欢纳兰性德,内心焦虑悲伤,是一个在孤独中长大的人,但孤独给了他力量。人的层次性是很多的。当然我一早就知道人的层次性很多,都41岁了,这道理不可能今天才懂。但对话给我更多思考的机会。

我觉得时间很重要,付出的越多,印象越深刻。叶准那期,我们去了北京、香港和佛山,地域的变化,不同时空中的反应,都给谈话带来影响。好的谈话就像双方一起做一道菜,慢慢熟起来,然后香气就散出去了。

说到优秀的谈话节目,我很喜欢彭博新闻社做的《查理·罗斯秀》,英国广播电台的《HardTalk》(《深谈》),话题涉及广泛,语言精炼有深度。而这类访谈节目,中文世界里比较少。

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糟糕,那就是我们的语言文化正在失去一套系统,能清晰深入描述事物的语言系统。现在的语言零散、即兴、模糊、声嘶力竭却缺乏力量,要么就是很“萌”的话,要么就是极端的东西,都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这让我们的认知世界变得狭窄了。

这套语言系统,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还在,现在怎么就没了?我希望能有一档节目,每一句单拎出来都能完整,有内涵。

>>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

许知远采访彩虹合唱团创始人金承志,被反问:“把你归成公共知识分子,开心吗?”许知远不太想回答,笑着搪塞:“喝茶”,喝完又嘀咕一句:“怎么现在人一提到使命感就不好意思了呢?”

许知远觉得,作家是他最重要的身份。自24岁决定要成为一个作家起,他坚持写作至今。最具代表性的是10多年前的文字,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文风犀利,字句间充溢着众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名字和典故,写作方式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年轻人。

前不久,许知远整理自己从24岁到40岁16年来的写作。看着这些文字,他就像重新审视了一遍自己10多年的变化,这也是一个“70后”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

我出生于苏北,7岁跟父亲来到北京,1996年考上北大,学微电子。当时我们班一群人不上课,我提前一个月复习,考了60多分,特别万幸。我同学提前3天复习,就能考90多分。所以我的专业课实在乏善可陈。于是我开始写东西,自我逃避。那时候写的书,好多都在批判北大。我还办了本校刊,骂校训,那是大学时的状态。

那时候我身边人都看加缪、王小波,觉得苦闷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思考者的人生才是最好的人生。一个艺术家、文化人,必须跟社会格格不入。当然现在北大已经变了,不是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了;其实我上学时候的北大也不是我心中的北大,我活在想象中的蔡元培先生的北大里。

年轻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梦想,想读哈佛商学院,回来在跨国公司做高管。但我成绩差,没去成,现在想想,幸好这个梦想破灭了。毕业后,我对印刷产生无限崇拜,可能是因为大学读了很多书,觉得能出现在印刷物上,是很了不起的事。

于是我进了媒体。《经济观察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从25岁加入到29岁离开,这是最飞翔的年纪,所以有了那些飞翔的文字。我不常看以前写的东西,等到多年后书重版,因为要作序,他们给我看稿子,我翻了两篇。没想到那时候什么都不懂,胡言乱语,却能把这些模模糊糊的思想表达出来,我觉得自己还挺有天赋。

后来我开始国内外的长途旅行,看不同的人生,写了《祖国的陌生人》。这是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而这个阶段,让我从一个观念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经验的世界——以前我整天在北京,每天就是瞎写,旅行给我注入了更多新鲜、实在的东西。

从我的20多岁到30多岁,那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媒体人受尊敬,收入也好。而我的这段青春期,正好也与中国社会的青春期吻合在一起——2001年,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織,对外界充满好奇。我们这一代媒体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觉得自己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之中。后来,社会情绪变了。突然一下子,所有人开始崇拜娱乐,所有艺术家都跟市场、商业打成一片。我还真有点不适应。

>>要更浪漫地活着

《十三邀》有两集很有意思——许知远的人生观与两个采访对象的人生观截然不同。其中一个是罗振宇。他说:“时代的巨浪打过来,跑啊,别管别人,管好自己。”“我是挺可怜那些唱挽歌的人,他们怎么还能这样浪费生命。”许知远忍不住笑了:“好吧,我就是唱挽歌的人。”在另一集中,蔡澜相信的是“把烦恼锁在保险箱里丢入大海”。他和许知远打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去洒热血。但我觉得我没这个力量而你认为你能。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我想你再过一阵子就会同意我。”

视频下有网友给他留言:“许老师,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制片人朱凌卿则这样评价他:“‘忧国忧民啊,有些事情变不了。就像吃煎饼果子,每天早上得来一个。”

其实,许知远不止“忧国忧民”这一面,“看‘维秘超模也是他的习惯之一。”

年轻的时候,我想过要活成历史伟人,有很多成功的欲望,那种焦虑感、灼烧感,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但有一天,我发现写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就想,可能我并没有一个“一流的头脑”,只有一个“一流偏中下的头脑”。这几年,我越来越接受自己没有原来期待的那么杰出,反倒进入一个更安定从容的状态了。

2006年初,我和几个合伙人开了书店单向空间,又做了读书APP《单读》《微在》。11年过去了,它们都没倒,挺好。我们创业,确实没那么大的商业运作计划,但对时间有追求,希望它们能长远,能维系几代人,能对年轻人有影响,就像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旧金山的城市之光。

去年做《十三邀》,又有人问我,怎么突然做起节目来了,是不是要回归媒体。这哪是回归,我根本没离开过。谁说倾听不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碰撞是多么浪漫的事,有很多意外和惊喜。

开书店,我从书写者变成经营者,但只卖自己喜欢的书;录节目,我从书堆里走到镜头前,也只聊感兴趣的话题;录完《十三邀》,我对影像有了兴趣,觉得从镜头里看世界,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想着以后能不能用镜头去观察、去表达。

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观察者。人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人给我贴各种标签,我真不在意。有个观众指责我,说我采访蔡澜时,问他小时候喜欢《约翰·克里斯托夫》,现在不看了,是不是丢掉了心中的英雄主义,背弃了自己的青春?蔡澜停了30秒,把话题绕开了。观众说我是给他扣帽子。我想,这个停顿不正是击中他内心的一些东西吗?我还问过这么好的问题啊。

曾经有我名字的新闻标题,大部分都带着一股怒气,现在呢,我还是怒。这个世界这么多问题,我也有那么多问题。一个人怎么能不愤怒呢?但我一直很明白,享乐主义的人生和思考者的人生,两者不冲突,我问蔡澜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感官主义者才能成为道德主义者,因为感官主义意味着对外界的敏感,对不公平、对道德行为敏感。迟钝则是共通的迟钝。这世界上大部分人,既不是感官主义者,又不是道德主义者。而我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敏感的人,懂微妙事物,懂生活,当然也懂道德。

今后我还要更浪漫地活下去,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地方没去过,这么多美食没吃过,都想体验一把,品尝一下。《十三邀》录第一季第一期,罗振宇就跟我说,你得去找几个美女来聊,这个适合你。第一季我采访了俞飞鸿,下一季要和林志玲喝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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