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鞋匠/以麻缕系其生命/摸索于人类之足底/向炎夏走去。”上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感叹人生、描写“春城”。

“天一亮我将再随着牛群/走出去/为牛群找一块青青的草地/也为我自己/获得一点点短暂时刻的晨曦。”上世纪80年代，他这样吟诵“初出牛棚”的心情。

他就是毕奂午先生，于2000年2月29日逝世，享年92岁，高寿。

我与毕先生相识于1980年初。那时我还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每次假期回湖北老家时，都会途经武汉。那年在作家、翻译家贾植芳先生的介绍下，我带着贾先生新出版的《契诃夫手记》，第一次走进毕先生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的寓所。

毕奂午是与巴金同时代的作家，而我那时正和陈思和一起研究巴金，因此，巴金成了我们初次见面的主要话题。

上世纪30年代，毕奂午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与诗人何其芳和巴金二哥李尧林共事。当年巴金来南开中学看望李尧林时，认识了毕奂午。巴金对毕奂午的创作非常欣赏和关心，不仅亲自搜集、编选了毕奂午的作品，出版了《掘金记》《雨夕》两本作品集，还为《雨夕》题写了后记。两本书颇受好评，巴金也成了毕奂午的“知音人”。说起这些往事，毕先生泪盈于眶。看得出，他是个极易動情的人，苦难磨砺并未销蚀他的纯真和激情。

他和师母赵岚待我这个初访者非常热情。告别时，毕先生执意把我送到公交车站，一直等我挤上汽车才远去。回到复旦后，我很快收到他的来信：

那天送你走，看到挤车的情况，真令人放心不下。你回到学校，一路舟车，还顺利吗？

……

顷有一点意外收获，即我早年一本小书《雨夕》，在北京友人处有一残本，但他不愿借出（他也是喜爱巴金著作的人），仅复制了封面与后记寄我两份。兹寄一份给你，或可填补一点《巴金年谱》的资料。后记甚短但可看到一个大作家对他所接触的当年的年轻作者是多么热情。

等到那年暑假我再去看他时，他又递给我一本巴金翻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1936年出版。这本书原是巴金送给他的，扉页上还有题字“赠奂午兄，巴金”，但在战乱与漂泊中遗失了。巧的是，毕先生在朋友为他淘的一批旧书中，与这本书意外重逢。他当即在巴金的题词旁写道：“1980年春节，北京亲友将他们新购到的一些旧书寄来。其中居然有这样一些书。亦悲，亦喜。”

从我读大学、参加工作到结婚，毕先生一直通过书信给予我关怀和鼓励。还记得我准备尝试翻译时，他在信中写道：“翻译工作如开始即不要间断，这对外语的提高是最有好处的。自然也不能耽误其他学科的学习。”过了一年，他又在信中强调：“外语望万勿丢掉。”我虽未曾在武大求学，却幸运获得一位武大老教授的指导。

1982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这份报纸毕先生和师母也有订阅，于是好几年间，读晚报、谈上面的作者、谈老北京，成了他信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信接读。我们都很惦记你。常读到你在报纸上写的简明而有文采的报道。师母读报时总是先找晚报上你写的文章看。”每当在信中谈到北京，毕先生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我爱人是北京城里人，我也自幼在北京长大。武汉这个家，对北京乡土是颇有感情的。因此，总有一份北京报，偶尔看看，略解乡思。《北京晚报》乡土气息重，又有你的文章，就更喜欢看了。如晚报上讲的，北京官园已建儿童公园，这官园就是我们读中学（北师）时的大操场，一片空荡荡的旧端王府废址，有好几个足球场大。记得小时候，那里是我们踢球、放风筝、春天躺在草地上仰看云雀钻天飞叫的好地方。晚报上说的烤肉季，也就在我爱人她们家不远的银锭桥附近。有一次文代会我还陪巴金、丽尼几人去那里吃烤肉……这些像梦一样的情景，却又那么清晰。你在北京住久了，当然也会渐渐地喜爱它的。

是的，我很快就喜欢了北京，喜欢这里的浑厚和庞杂，活跃与丰富。之所以如此，我想，与他们夫妇对北京难以忘怀的那种情感有关。

除了谈北京，毕先生还常教我写文艺报道。一次，我写了篇聂绀弩的专访，他看后来信：“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应有一两首找人作一点评介和注释，我觉得近来写旧体诗的人，比起来，都赶不上他。”这是我最早听到的对聂绀弩旧体诗的赞誉。

毕先生对我的帮助不止如此。我刚到北京，他就写信给我，让我去认识萧乾：

在北京我的一些老朋友中有30年代就写报告文学的人。知名的有萧乾。我初学写诗文时他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同我很好。他是斯诺的学生，也是巴金的朋友。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他的旧作最近重印了好几部，我最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栗子》，他英语很好，口语流利并有英文著作。他常出国访问，在北京遇到时可提一下，或可得到他的一些指导。

……你既写文学艺术方面报道多，这样是否可以结合实际工作再多读一点文艺理论方面的书，从技巧研究到流派思潮的作家评传。有时间还可写大一点的文章，如罗曼罗兰写的《米开朗其罗》《贝多芬》那样的论著。这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设想，你当然比我想的更切实更有规模一些。

过后，他特地寄来一封写给萧乾的信，让我持信前去拜望。就这样，我认识了萧乾。后来我为大家作传，第一部就是《萧乾传》。初入社会的那几年，我是在毕先生的扶持和关怀下前行。

我曾听毕先生讲自己放牛的故事。“文革”期间，他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下放到农场做“放牛娃”。为此，他曾把名字“奂午”戏称为“唤牛”。那段日子，他常仰望天空，观察星辰，不仅学习天文学，还用天文学研究古诗歌中有关日月星斗的内容。他曾写信给我：“前见晚报有一篇讲苏东坡的文章，涉及天文学，甚感作者对天文所知甚少（历来一些讲古典文学的，凡遇描写星空的地方，因是‘天文盲大都讲错了），有感于此，写一短文，供副刊编辑部参考。”这是磨难带给他的意外收获。

在我认识毕先生的时候，毕奂午这个名字已被人们遗忘，因为他不再有文学作品问世，也不参加诸多文坛活动。他默默地躲在珞珈山那间房子里，与书相对，与学生相对。然而，他并未对文学忘怀。

我曾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里借到《掘金记》，便写信给他，大概还胡乱诌了几句诗。他回信写道：

你对我那一本早年的小书，称许过多，愧不敢当。但那些青少年时代的文字，写得还认真，情意都不虚假。就像看儿时的照片，痴容憨态，都还一片天真，往往不觉其难看，反而不免有一点怜惜、爱悦之情。记得《掘金记》初版出书时，师友们也给予过誉的奖励。其中《春城》一首有句云：“鞋匠，以麻缕系其生命，摸索于人类之足底，向炎夏走去。”还有散文《人市》个别句段，都是人们常常说念它们的。这些想起来已如梦如烟。但我觉得应注意的还是努力现在。这些就让它随时光流逝而消失了吧。今天，你居然遇到了它，而且又看了，又写了热情的诗，这在我是多么感激而又惭愧的事啊。

在这封信里，他产生了重新写诗的念头和热情：

你鼓励我，我一定再写诗，我们一起努力写。我这一老而衰弱的文艺兵卒，要紧紧跟上你们这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再学着写，不管形式怎样，不管像不像诗。火原是以各种状态飞舞着，只要是真火！

1980年底，毕先生创作了《初出牛棚告白》之一，随后在1981年1月，写了之二、之三。虽只有三首，却是他沉寂多年后的诗情迸发。这几首诗在《诗刊》发表时，许多人惊喜地感叹，毕奂午还活着，他又写诗了！此后，毕先生把一份抄写的“暂定稿”寄给了我。我将它们和其他来信一起珍藏着。

我最后一次看望毕先生，是1998年，还是在珞珈山那套破烂不堪的寓所。如今，在毕先生去世17年后，我重新翻阅手稿，仿佛看到他在清晨走出牛棚，牵着牛，向远处走去。头上，漫天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