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刚

每次回家看父母，父母都非常高兴，和我有说不完的话。不论我再忙，他们都希望我多待一会儿，都要留我在家吃饭。当我要走了，父亲想多看儿子一眼，想把儿子送到门外，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腿却像灌了铅一样一点都不听使唤，没办法，父亲只好又坐下，脸上全是痛苦、无奈和绝望。

走的时候，我从不敢回头，我不忍心看到父亲那痛苦的样子。但，车走了很远，我满脑子里还是父亲那花白的头发、伤心的表情和弯曲佝偻的身影，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此时，我知道父亲也在伤心地哭泣。

父亲年轻时，身体非常健壮，1.78米的个头，英俊潇洒的长相，使他成为全村最出众的青年。这还不算，父亲天性聪慧，干啥会啥，被乡亲称为“七十二行”。他20世纪50年代在洛阳当过建筑工人，盖过高楼大厦；60年代在工厂做过车工、木工、油漆工，生产过许多农业机械，打过很多漂亮的家具；70年代在人民公社参加文艺宣传队，会拉板胡、二胡、曲胡等乐器。在洛阳，他从几千名工人中被挑选出来，推荐到干部学校进修，这是父亲平生最感自豪的一件事，当年进修时拍的照片，至今还挂在老家的墙壁上。父亲年轻干农活，犁耧锄耙样样在行。收麦打场时，他可以扛起重重的麻袋，腰板直直的。挑水是农村比较重的活，父亲总是用扁担挑着两个大水桶去村庄老井里打水。打水时，父亲用扁担轻巧地一摆就灌满了一大桶水，然后三下五除二就用扁担把水桶提了上来，打满两桶水后就一口气挑回了家。有时，左邻右舍没水了，父亲也热情地帮助他们挑水。

我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是吃父亲做的“葱花面”。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里，一年吃不上几回肉，除了红薯汤、红薯馍，就是清汤寡水的素面条，但父亲做的面条却非常好吃。父亲比母亲有力气，和的面比较硬，擀出来的面条比较细，又很筋道。记得父亲先在热锅里放上一点大油（肥猪肉熬的油），油热后放入葱花和姜末，炸黄后再放入青菜，虽然是素汤面，却成为我和弟弟妹妹们最美的佳肴。1981年，我上大学时，父亲去送我，下了车，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父亲硬是扛着一个大木箱子走了五六里路。那时，我还不知道“伟岸”这个词，也许这个词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但在我心中，父亲真的称得上“伟岸”。

正值壮年的父亲，1997年却不幸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从此，疾病像恶魔一样不停地折磨着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的腰变弯了、头发变白了、目光也呆滞了、双腿僵硬得一点都不听使唤，我那个健壮能干的父亲再也见不到了。尤其是经过多处求医，两次手术之后，父亲知道这个病再也没有治好的希望时，父亲那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绝望，真是让人揪心的痛。父亲愛孩子，从不在孩子面前流泪，但他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疾病的痛苦。父亲希望孩子们常回家看看，但又怕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实在想得很了，就打电话给我，说别让我挂念，别常回去，其实他是希望我回去一趟，希望能天天看到我。明知这个病看不好，但从不服输的父亲还是四处打听医生，听说哪个地方有个偏方，就一定要试试，也不知吃了多少药，试了多少偏方。我经常在药店里给父亲买专治帕金森的药品“美多巴”，好几次，出了药店门，我都想哭。现在生活好了，老人们不仅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打打门球，练练太极拳，但我的父亲却出不了门。不仅如此，他还要每天吃好多的药，吃那一剂又一剂比黄连还苦的药。

儿时，父亲喜欢背着我，那是我最温暖的时刻；考上大学时，父亲欢快地拿着我的通知书跑回家，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刻；1993年和父亲游杭州西湖，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但这一切，都只能是记忆了。许多事情，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还体会不到它的价值，当失去的时候才倍加感到它的珍贵。每当看到别人和父亲一起走着，有说有笑，我都羡慕得不得了；每当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和父亲一起散步，我都痛彻心扉地难受。人，不管多大，在父母亲面前都是孩子，不管多坚强，也有脆弱的时候。尤其当工作和生活遇到困惑和挫折之时，总想到父母身边，向父母说一说。这个时候，父母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使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力量。尤为向往的是拌上两个小菜、温上一壶老酒，和父亲喝上两杯，然后趁着酒意跟在父亲身后，把工作和学习的事情向父亲说个没完。

每年我都有个愿望，就是想和父亲登回山，因为对山的记忆最初是父亲带给我的。父亲当工人时，经常出差去外地维修他们工厂生产的榨油机。那一次，他去湖南、贵州，一去就是一个多月，回来后，天天给我讲湘西大山里的故事，大山就在我这个乡村孩子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口，时时吸引着我。长大后，我喜欢上了登山，上大学时，也曾经和父亲登过一回山。参加工作后，多次想和父亲再去登山，但工作一忙，总想着今后有的是机会，一直没有抓紧，没想到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我做梦都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奇迹般地站起来。我多想让父亲站起来啊！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