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酒是世界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这朵奇葩，首先开放于中华。

酒祖

酒从何来？谁是造酒的鼻祖？

据古人文中记载，造酒为仪狄之功：仪狄为大禹之女，大禹治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德，其女仪狄受其父的影响，是个十分贤孝的女子。因为大禹为治理水患常常废寝忘食，致使仪狄为其父王所做之饭食，常常倾倒在一个树洞之中。久而久之，那些发酵了的食物，从树洞便发出一股奇香。有一次，仪狄用勺品尝于口，初觉香气爽人，继而心神飘然。待大禹治水归来，仪狄将其拿给其父品尝，大禹定名为酒，人间始有酒说。

上述酒说，为远古酒祖考源之一。其二，说酒诞生于周，中华的酒祖为杜康。杜康为东周时期的一个小小粮秣官员，因为其工作每天与粮食发生关系，便演绎出酒为杜康所造之说。据野史话本披露，他在为粮秣官员时，所掌管的粮食难免被雨水浸泡，发酵之后的粮食，便形成了酒曲，其浆液便流成了酒浆，因而杜康是中华的酒祖。此说，比第一酒祖之解，虽然略显科学一些，但与仪狄造酒之理如出一辙——都是“无心插柳柳成林”，并非有意酿造之结果。

近读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书，对仪狄、杜康为酒祖之说，留下这样的文字：酒自黄帝始，非仪狄矣。古方用酒，已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云云。言外之意，酒自黄帝时起，已成正品，适饮壮身，狂饮伤体。如此说来，中国造酒之历史，就更为久远。笔者在一篇古代《酒源》的篇章中，还见有如下之说：“天的酒星，酒之作也，其（指酒）与天地并存矣！”此说，一下子把酒祖神话了，让后世之酒徒，无法得知其造酒的鼻祖为谁了。孰对？孰非？

这为后世酒者留下一个谜团。

笔者儿时曾留下如是的记忆：每年春节来临时，城关的酒作坊必定祭祖，而那些弥漫着酒糟气息的酒作坊门面上，张贴的酒祖之像，是粉面朱唇的古代美人。当时，我不知此人是谁，清代的未荐秀才——我的祖父告诉我，那是禹的闺女仪狄，她是中国最早的造酒女神，这是刻在我记忆中的酒祖肖像。年纪逐渐大了，我在清代《朔州地方志》中看到为酒仙兴庙、建碑之事时，书中记载中国南北方许多酒行，多把仪狄当成酒祖并为其立碑。但是酒祖之说源流不一，不像木器行当只奉信鲁班，茶叶行只祭祀陆羽一人那般，而是眾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如《博物志》以及魏武帝的《短歌行》中，无论是文是诗，都把杜康视为头号酒祖，传说杜康的故土，在河南汝阳，古代时那里建有杜康庙，以祭酒祖。

这些年，我曾两次到名酒之乡茅台镇做客，那里的一位酒师告诉我，他们这块地方的酒行，一直信奉杜康，在民国年代的酒作坊里，都供有“杜康先祖”之神位。至于有些地方，把刘白堕、焦革、葛仙、李白、司马相如、刘伶也视为酒神，在酒作坊里供起他们的牌位，其中多人似与酒祖称号关联不大——他们大都是嗜酒如命的美酒知音，并非造酒的始者，如李白留下“斗酒诗百篇”的典故；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开过酒铺——但是他们与造酒无关，只因与酒结缘很深之故，人们出于对其崇敬和羡慕之故，便也将他们当成酒祖祭祀，至于葛仙其人，笔者疑指晋人葛洪而言，葛洪是个炼丹人（现代应称之为化学家），古代酒事文章中，没有他酿酒的只字记录，但他写下过留传后世的美文《酒诫》一篇，便被后世来者列入了酒圣之中了。这几个人中间，倒是刘白堕、焦革与酿酒有些关联，明代袁宏道在《觞政》一文中写道：“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因酿法而得名。”由此可见，刘白堕非李白那般的酒客，亦非葛洪那样的酒评家，而是造酒的行家。据传说中记载，刘白堕造出的“白堕春酿”、“醉人经月不醒”，河南一带还流传着“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酿”之说。至于焦革，既然被明代袁宏道列入“因酿法而得名”，想必也是酿酒元老之一，但是他留下的传说不多，笔者只从《古今酒事》的篇章中，读到如下文字：“焦革善酿，焦革死后，王绩以焦革之酿法为经，参照仪狄、杜康酒谱，善造醇酒。”由此推想，王绩酿出之酒，是集前人之大成，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酒佳酿了！据《唐书·隐逸传》记载，王绩为唐初人氏，绛州龙门人，家里种有五谷杂粮多顷（应属豪门出身），专为酿酒之用。此公将老庄之书陈于床头，并养鹰鹏类飞鸟，以示淡雅，著有《醉乡记》一书，高吟刘伶五斗不醉，乡间有邀请其尝酒者，无豪门草舍门第贵贱之分，一律应召前往。在酒祖的牌位中，尽管他酿酒之绩被前人载入酒事史册，但他只能属于酒祖之徒。

因而，这四位远古先祖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是文字可查的造酒鼻祖——当然，其中的仪狄与杜康可称之为酒祖之尊。

帝王与酒

古代帝王与酒大都十分亲密，酒是帝王三宫六院之外的娇宠。

据史料记载，不饮酒的皇帝之中，有爱民治水之禹王。当其女仪狄创造了酒之后，将其呈现给禹王时，禹王尝后勒令仪狄停酿此物，并曰：“此物误国。”据《文献通考》记载，周文王曾写《酒诰》，并以自己不饮，儆示其子不要酤酒而要取信于民。这是继大禹之后，第二个拒酒的帝王。到了汉代，汉武帝也曾颁发“酒禁”，禁止民间造酒，违禁者要受离乡流放之惩。不仅严惩酿酒者，饮酒者亦在被处罚之列，其经济处罚手段则是：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但是他虽然禁民间酿酒和饮酒，宫廷则不受此约束。据窦革所著《酒谱》书中披露：“汉武帝自视功高，更将秦代之酒池肉树，赐于羌人。”用现代的语言解析，这是出于安抚边陲之需，但也表明他并非一个拒饮的帝王。到了魏文帝时，其禁酒令更为严酷，其朝政官员饮酒者斩。元朝开国的前二十年，重建禁民间饮酒之风，酿饮之人发配劳役不说，其家属女子也将受到株连，除不许在朝为官外，女子不能近配，要远嫁边陲。

但这些酒禁都是对下而不对上的，魏、元帝王自身，并不是拒饮的君主，仅仅是把禁酒，当成他们的统治手段而已。因而，可以这么说，在浩瀚的古史烟海中，难觅远离美酒的君王，有史可查的酒不沾唇的帝王，也就是大禹和周文王了。历朝历代倒是不乏颁布酒禁文告者，其酒禁的目的有二：一曰：防止多饮出暴民，以利其政权统治；二曰：中国自商代有了税制，其酒利甚高，国家不愿将此高利之行业，统交民间所有；官府酿造取代私酿，有利国库储备并可公饱私囊。早在王莾篡位取代汉室王权之后，便将汉初的民间酿酒，公开更改官酿。以后，有许多朝代皆效仿而行之。

但有些帝王的饮酒之举，不是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冷暖，而嬗变其身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当属汉末的曹孟德。在他没有成王的时候，曾是一个禁酒者，他曾奏本于朝廷，力主应延续汉初之酒禁。为此他还与孔融发生过争执，但是后来他在成为三雄之一后，便留下了长江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绝句——无论在书中，还是在后世的舞台上，他的肖像都是个狂饮之君。越王勾践本来是饮酒的，自从被吴王夫差虏至吴国、成为贱民之后，因国破家亡，曾一度使这位亡国之君远离了琼浆。有一次，吴王夫差为了戏虐他，强令他饮下杯中之酒，为了不使吴王看破他“卧薪尝胆”的复国之志，他将酒吞下，待吴王离他而去时，他偷偷跑到溪边立刻用溪水洗肠，以此壮其心志，并在部下面前，将残酒投之于江，使之飘流于水，声言“与江同醉”，以励其残部不忘“会稽之耻”。时至三国后期，刘备的儿子阿斗龟缩于陇川时，为光复汉室王权，在诸葛亮的规劝之下，这位无能但却贪杯的帝王，曾掷杯于宫并盟誓永不再饮。但待魏灭蜀、这位亡国之君降魏之后，则恢复了酒习常态，“常泣饮之”。所以，综观几千年帝王的正史野史，似很难寻觅出酒与帝王拉开距离之例证，如果说有拒饮者，也都属于窘境中的行为，实属不得志时的应急行为。比如越王勾践在复国雪耻之后，便将其在溪边洗肠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归为善饮之君。因而可以说，自炎黄二帝开创中华以来，酒是帝王贴心之物——只有治水的禹王和周文王将酒真正视为异物，并远离其香！

但是酒为人类尤物，古代人不仅用于愉悦身心，上至帝王，下至民间，还是历代祭祀之物；无论是祭天祭地祭神祭鬼，都是不可缺的祭品。因而酒禁之事，虽然陆续流传至元代，终因无法囚禁民之所需，而在明代完全流产。但是在帝王的史记中，留下酒事无度而败政者，确实不少。其中，后世国人皆知的，有商纣王和隋炀帝。史中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有一次商纣王饮酒长睡不醒，待他酒醒之后，问及臣子们，今天为何日？群臣此时皆在长醉之中，都说不知当天是哪年、哪月、哪天。纣王又询问其子，其子倒是个清醒者，立刻警示其父王说：“国君饮而失日，其国危矣！”这个“造糟丘酒池，一鼓而饮者三千人；酒池之浩，可以运舟”的昏君，留下一幅“饮酒失日”的肖像，可谓帝王中因酒乱政最为典型之例。

另一個国人皆知的酒色帝王是隋炀帝。笔者儿时上历史课时，老师就给笔者留下这样一幅画面：此酒色昏君，春日在运河上行舟，龙舟中除有众多美女陪酒之外，还淫戏民间少男少女——其方法之奇，是历代帝王所没有的。古时行舟，需要两岸的纤夫拉船，隋炀帝用裸男裸女代替纤夫，让他（她）们在两旁拉纤。正当这些羞涩的童男与童女们，奋力拉动纤绳时，隋炀帝令人将其纤绳割断，于是那些裸男与裸女们，身体都压在了一起。那些民间的少男少女们，其窘态自然不消细说，此时隋炀帝却与那些宠妃们，在酒醉中开怀大笑。此例记忆深入脑髓，至今无法忘怀。后读古书，才知道这只是隋炀帝暴露于外的酒色镜头，在其深宫后院，其酒色之无度，比前文谈及的商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史记载，他为了争夺其父文帝的陈妃，继而谋杀了文帝之后，首先修建了酒色之殿——“迷宫”。其宫内备有酒池，供其作乐时狂饮之用。他曾为此而自白道：“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其内，每一处景台，皆备有醇酒供饮，炀帝与众妃醉饮之后，便在该景台宣淫。此外后宫，亦备有装酒大瓮，炀帝常常久醉不醒。他酒醉于三夫人、九嫔妃、二十七贵妇、八十一御妻之怀中，谱写了中国酒史上酒色一体的新篇。《隋史》中记载了下面一段事例：一日，炀帝酒醒之后，有下人报告他说“侯夫人自尽于后宫”，炀帝匆匆来至后宫，他借酒意未消之际，从夫人遗体上找出来几首《自感》诗，并立刻宣读之。笔者现摘录其中之一首，以证炀帝身旁的女性之悲：

欲泣不成泪，悲来强歌多。

庭花方烂漫，无计奈春何。

炀帝此时酒才初醒，但他不是自悔导致夫人自寻绝路之诱由，而仍沉溺于酒色之中，并惊呼：“虽已死，颜色仍美若桃花矣！”

女人酒韵

女人饮起酒来，无论在酒风和酒量上，都不比男人逊色。前些时日，笔者在一张文摘类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奇闻：广西一位年近百岁的农妇，每天喝酒将近一斤，她不仅不醉，反而身体结实如牛，无论下地种田还是赶集上店，都不亚于年轻小伙。此新闻见报后，曾一度引起了“炒作”之嫌，后来报纸为了证实其真，还把那个老妇人的喝酒照片刊于该报“报眼”位置，同时发表如下声明：有认知其伪者，请带酒来与老人一会。笔者从开始时就认知这是真的，之所以如此，笔者算是半个酒人，也曾领略过女性喝酒之雄风。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几个作家应邀出访贵州茅台酒厂，在酒乡畅饮之际，先是文坛酒圣陆文夫，言无伦次地失去了江南秀士的风雅；紧接着是见酒绝不让杯的剧作家叶楠，变成了语无伦次的顽童；最后倒下的是当地作家、贵州当地的酒杰何士光——我虽然在美酒之乡没有显形，但在酒桌上也飘飘然地找不到北了。这时，唯有女作家谌容，却依然在欢饮中面不改色，并时不时说两句风凉话儿，向几个男作家下着战表，十足地表现了她酒中女雄之声威。这是我第一次认知了女人饮酒能量无比。第二次，是几位作家出访内蒙古草原、在蒙古包内与一位当地专事劝酒的女歌手“煮酒论英雄”时，留下过“败走蒙古包”的记忆。其实那天，我并无意与她拼酒，只是被其不断吟唱劝饮之歌的热情所感动——结果我最后叩杯认输，并为此被罚唱了一曲俄罗斯的民歌《三套马车》，才算了结了这场酒戏。

使我确认女酒痴饮酒雅量高于男性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记载。几千年来，尽管饮酒者中男人的比例不知要比女人高出多少倍，但女人饮酒的亮色，却常常使男人黯然无光。首先，造酒的鼻祖仪狄是女人，这是写进中国酒史的真迹，这已然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绝笔。据史记载，仪狄虽然是第一个品尝到酒滋酒味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嗜酒的女人，由于其父大禹因其造出了酒，而疏离了她，这个十分孝敬大禹的女儿，便自觉与酒拉开了距离，因而酒神仪狄只是酒神而非酒痴。但是历史上许多帝王的宠妃和才女（包括一些青楼红粉），却一反造酒女神仪狄的自我约束，叛逆成为酒的载体和酒的化身，酒成了她们追逐欢乐和排解愁楚的尤物。

其中，首推商纣王身边的妖妃妲己，她比男人更为善饮。据《酒轶》中记载，当纣王醉卧后宫时，她却不因狂饮而与之同醉，而是“千人皆醉她独醒”，在纣王烂醉如泥时，她还能抚琴弹唱，因而可谓中国女性中饮酒之最。这位乱政于商代的妖妃，在商朝崩溃之际，还留下了一个酒事典故：当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与周武王会战牧野（今日河南淇县之南），纣王因兵败而自焚后，不知她是否出自对纣王的情怀，抑或是她以酒增加她自尽的勇气，《古代酒事考》一书中记载她，直到此时此刻，才有了生平中的第一次酒醉——在踉踉跄跄的醉酒中，钻进悬于梁上的三尺白绫，在痴醉中去了天国。

周武王灭商之后，帝王传宗接代到了末代昏君周幽王，就如同气数已然熬到了尽头那般，在幽王身侧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妲己的宠妃褒娰。这位来自陕西汉中的女子，在酒量上虽然无翔实记载，但其饮酒之法却是破天荒的：她只喜欢听绸子被撕裂之声，并在这种声音中饮酒作乐。周幽王为宠其娇，每天召人进宫以撕绸之声助其酒兴，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褒娰可以算为一个典型的心理变态狂。据史记载，她笑起来艳美绝伦，特别是在酒兴之际，她的“一笑倾城，再笑倾国”。幽王为博得其一笑，褒娰便导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烽火戏诸侯”。周幽王下令，在烽火台上燃点起簇簇烽火，当各路诸侯带领兵马前来护驾时，才发现这是一场闹剧——原来是幽王为换褒娰一笑，正在烽火台上开怀醉饮，当护驾的诸侯们瞠目结舌之际，褒娰却笑得前仰后合。当然，古书《酒轶》中所记载下的这些陈年酒事，难免有民间传闻参与其中，但这两位妃子嗜酒乱政，似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唐代历史上，出了个“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杨玉环。她贪杯之相，在京剧“贵妃醉酒”中，只是表现了她嗜酒如命的一隅，史料中记载她比唐明皇还要善饮，因而炽热的酒浆，从早到晚染红她的双腮。难怪宋朝文人苏东坡，用了如下的笔墨为其造形：“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据《开元遗事》中记载，身为君王的唐明皇，每天清晨比她要早醒，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她经常夜饮无度。《开元遗事》上有下列一段对她的描述：“贵妃每宿酒醒后，晨傍花枝，以口吸花露润肺醒酒。”（其花为“木芍药”）身旁的唐明皇，总是亲自为其折枝摘花，并劝其吮食之：“此花香艳，尤能醒酒。”据《冷斋夜话》中描绘，此时的杨玉环，腮红鬓乱，请求唐明皇不追其晚醒的失礼之过，唐明皇笑答曰：“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至此，杨贵妃酒后千娇百媚之姿，已跃然于纸上。

杨玉环留下如是的酒歌，如果说还不足以为怪的话，其姐姐虢国夫人的酒事积习，可谓继褒娰之后，又一个千古酒事之绝。据《云仙杂记》中记载，她喝酒用的酒器，名为“洞天瓶”，即是将干燥后的鹿肠悬于半空为瓶，让人将酒灌于肠中，饮时则解开肠端之结，让酒液流于口中。由此推想，她不仅有躺在床上仰面朝天饮酒之怪习，更有夜间饮酒的放荡不羁。为此，在唐代她获得了一个“洞天圣酒将军”的绰号，不仅开创了自商代之后的饮酒怪诞之最，还使堂堂七尺男儿，在其酒量之前感到汗颜。

读史想今，我曾探其内在成因：是不是女性的生理基因上，对酒浆有特殊的适应能力？不然的话，何以许多阳刚男儿常常败于红粉佳丽的酒杯之下？

人鬼

年底，整理我的酒柜时，从柜子的角角里翻出来两坛杏花村的陈年老酒。仔细回忆，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前辈人马烽的爱人段杏绵同志送来的。打开畅饮之际百感丛生，于是便在浓浓的酒香之中，写下这篇杯中酒话，以在花甲之年，忘却美酒中深藏着的历史往事。

仔细算来，我从年轻时与酒结缘，到2007年底已然五十多年了。我不能说我喝遍了中国所有的白酒，但我能说我品尝过华夏大地的所有名酒。假如以人与酒的缘分而论，与我生命历程联系最为亲密的白酒，莫过于山西杏花村的汾酒了。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在我漫长劳改的生涯中，山西占去了我生命年轮中的九年，更大程度上，在于我与汾酒的情缘中，记载着我的欢乐与忧伤：我是在1969年底，与北京的老右们一块被发配到山西来的。在历经的砖窑烧砖、煤矿挖煤、化工厂的冶炼等劳役之中，驱散愁楚和驱赶严寒的法宝，就是以酒浆暖膛了。1976年春天，山西作协的段杏绵以及评论家李国涛等文坛友人，知道我流放山西之后，出于关爱中国文学之心，想办法把我从劳改单位调了出来，安排我到临汾文联工作时，迎接我这个苦海泅渡之人上岸的尤物，还是山西老酒。记得，第一次與临汾文联主席郑怀礼见面时，他是用一瓶汾酒和一瓶竹叶青，在临汾宾馆为我接风洗尘的。当时，郑老举着酒杯对我说：“维熙同志，祝贺你‘上岸了，今天咱们畅饮一回，不知你爱喝哪一种酒？”

我回答说；“我在劳改煤矿改造时，因为在井下挖煤阴冷潮湿，为了驱寒常喝六毛钱一瓶的白薯干酒。”

“那是酒精勾兑出来的，喝了有害身心。”他说。

“人在难处，就没法讲究科学了。”我坦诚地自白。

郑老沉默了许久，突然把我结满老茧的手掌，紧紧握在他的手里，同时抚摸着我五指上刀锋般锐利的茧子，饱含深情地对我说：“天道失公，让你遭受了这么大的罪！今天你多喝几杯，驱赶一下过去的苦寒吧！我读过你年轻时写的文字，知道你和刘绍棠既是文友又是酒友，两个人都能喝善饮，今天你就放开酒量，喝喝咱们山西杏花村的汾酒吧！我嘛，一直爱喝竹叶青，咱们俩来个一醉方休！”我当真喝得有些微醉了，既为我第一次喝到真正的美酒，更为这人间的真情。

两年多过去了，当1978底关于我的一纸“改正”错划“右派”的通知书，从北京飞到临汾之后，郑老为了庆祝我厄运到头，在我登上回北京列车的头天晚上，再次以酒为我送行。那天老人情绪更为激动，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祝酒词：“祝贺你从小小的汾河，回归到文坛大海里去！希望你别忘记山西，别忘记汾河，别忘记为你文学创作灵感助兴的汾酒。为了这一点，我为你准备了几瓶汾酒，你带到北京去，算作是你我的临别纪念吧！”说着，老人递给我一个包包，我用手提了一下，沉甸甸的，打开包包一看，里边有五瓶汾酒。老人非常细心，酒瓶之间还塞进了棉花，怕我在火车上不小心碰碎了玻璃酒瓶，让他的一片爱心付之东流。

由于我生命年轮中，留下了上述令我难忘的真情往事，因而山西的山，山西的水——连同这块沃土上孕生出的美酒，都成为了我回京之后的依恋和向往。所以当1982年春时，郑老打电话给我，要我带几个文友到临汾为文学青年谈谈写作问题时，我与友人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立刻赶赴山西临汾。当天，郑老以酒宴欢我们，摆在餐桌上的还是汾酒和竹叶青。

说来也巧，杏花村汾酒厂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到了临汾，转托山西作协邀请我们顺便访问汾酒酒厂。我们四个人中有三个是酒痴，于是便从临汾经太原，到了汾阳的酒泉之乡的杏花村。

当时，正是桃李盛开之时，酒乡那片杏树林，扬花似雪。走进酒厂招待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牧童骑在牛背上的雕像。虽然唐代杜牧写下《清明》诗章中的“杏花村”，是否山西汾阳的杏花村，文史学家一直难以界定，但此情此景仍然让我沉迷于诗中的诗情。是天意？还是巧合？我们到杏花村的当天，天上的云送来一片迷离的细雨，这让我们没有喝上美酒之前，文心已然陶醉。因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摇指杏花村/的诗章，早在我们童年时，已溶入我们的血液，成为中国文人梦中的相思——特别是我，在山西的两次命运转折，都与杏花村酿造出的汾酒，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结，自然对牛背上的牧童以及破天而落的迷离雨丝，萌生了。

时至2008年初，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酒厂纵情饮酒的细节，我已然难以回忆得一清二楚，但有一个令人惊魂的细节我至今没有忘怀：那天我与林斤澜、刘绍棠与当时酒厂厂长用以喝酒的容器，不是酒杯而是山西人用的瓷碗。此情此景，至今让我心跳。仔细想来，这么多年我几乎走遍了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名酒之乡。贵州的茅台酒乡我去过，四川的五粮液酒厂我去过，湖南的酒鬼厂我也光临过……但杏花村之酒情中的历史含量，对于我这个的苦难灵魂来说，无疑是最最難以忘怀的。特别是迎接我来临汾和送我回北京的郑怀礼老人，竹叶青美酒的清纯，仿佛就是他的影子，因而提起笔来的时候，这个关爱我的老人形象，便与杏花村清纯凛冽的酒香合二为一了。

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结合，点燃了我的文学生命的再生。因而，当我举杯恭迎新年时，不禁忆起了给我雪中送炭的许多好人，我记起了我由鬼还原成人的1976年……

作者简介：从维熙，河北玉田人，中国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原载《天津文学》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