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三 元

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张 三 元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是资本不断增殖自身的本性所决定的。就此而言，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最好的”一面，而资本的邪恶性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最坏的”一面。但在总体上，经济全球化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只有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道路自信与责任担当。

资本逻辑 经济全球化 利益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方案

作者张三元，男，教授，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武汉 430205）。

2017年1月15-18日，习近平在对瑞士进行访问期间，分别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两次重要演讲①这两个演讲是：《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本文后面对这两个演讲的引用不再加注。，纵论经济全球化，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及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的历史任务，并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个思想既体现出唯物史观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性，也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人类历史发展新路的责任担当和坚定信心，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美好未来。

一、资本全球性扩张：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逻辑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国内外学术界多有讨论。应该说，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重要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体、多棱体、矛盾体，人们自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把握它。但是，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不能有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缺席。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本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经济全球化”一词，但在他唯物史观的烛照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逻辑已经纤毫毕现，昭然若揭。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资本逻辑即是经济全球化的逻辑。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我们在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资本关系确立过程中形成

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资本本性，是资本逻辑的具体化。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在资本关系的生成过程中形成的，没有资本关系的生成，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本质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因此，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必须回到资本关系生成过程之中探究其生长基因。这可以有两个分析角度，即资本关系生成过程和资本本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即资本。”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这个指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告诉人们，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因而，资本关系的生成过程即是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路繁花，而是一个充满罪恶和痛苦的历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关系产生的直接基础是资本原始积累。这个过程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对内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对外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因而是一部“掠夺史”、“血泪史”，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关系确立的基本条件被创造出来：雇佣劳动。与此同时，资本的扩张本性也被创造出来，殖民掠夺正是这种本性的最初显露。也就是说，资本的扩张本性是与资本关系一同被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0-861、198、269页。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关系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0-861、198、269页。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即是资本本性的具体展开，是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性而成为生产过程的实际主宰者，因而，这是一个资本时代。因此，离开对资本本性的揭示，就无法理解这个生产过程和这个时代，也就无法理解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0-861、198、269页。这个本能决定了“疯狂地发展生产力”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是资本必然的历史行动。这种历史行动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把“自然物质的自然力”、“人的自然力”以及科学技术都发挥到极致；二是不断拓展资本的空间生产，在不断扩大的空间范域内再生产出资本自身。一方面，随着不断的资本积累，资本规模越来越大，自然经济所形成的自然“边界”已成为资本生产的限制，因而，资本生产的空间扩张就内含于资本逻辑之中了。因此，“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另一方面，在资本生产过程中，生产成本与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多少成反比，资本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拼命压低劳动力和物质资料的价格或寻找价格凹地。资本趋利，好比水，哪个地方低凹，它就流向哪里。总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利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构建了最精确、最明细的经济制度，并以此为手段逐渐实现对整个社会空间的资本化统治。毫无疑问，资本“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历史行动是经济全球化本质形成的历史基础和逻辑前提。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实现

资本“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经济全球化本质实现的过程。因此，有人把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看成是同一个东西，是有道理的。当然，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是有差别的统一。世界市场构成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和支点，经济全球化则是世界市场的全面化和深刻化。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是资本本质的逻辑展开或具体表现。一方面，资本“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因而，“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另一方面，资本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因为资本生产正是“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资本要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就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而世界市场的建立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前提。

其次，世界市场的开辟是以资本主义大工业为基础，以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辟为标志的。资本生产的典型形式是大工业。大工业生产不仅直接导致了劳动时间的压缩，而且还直接导致了资本生产的空间扩张。大工业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工具得到了迅速改进，交通变得极其便利，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从而使新的工业的建立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所以，“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5-36页。。

再次，世界市场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确立。世界市场关系的确立使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5-36页。。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不断地增殖自身。因此，在资本统治中，所谓的自由只是“骗人的形式”，是资本的自由，资本利益就是其自身的最高利益，是不可僭越或侵犯的，公平正义被人为的阻隔。特别是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只有资本“剥削”的自由，而没有人们平等地进行资本生产的自由。在资本生产过程中，资本筑起了一道保护自己利益的铜墙铁壁。马克思在谈到落后的中国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一个在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工业民族，例如英国，同中国人进行交换，并且以货币或商品形式从中国人的生产过程中吸收价值时，或者更确切些说，当英国把中国人纳入自己资本流通的范围时，那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无须为此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6页。

最后，世界市场本质上是资本的经济关系“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19页。，是“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219页。。因此，以世界市场形式呈现出来的资本的经济关系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世界市场关系的最高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言：“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倡导并主导的经济运动，是资本全球性扩张的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深化

资本主义大工业不仅造成了资本的世界市场体系，也“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39、540-541页。。马克思把世界理解为以物质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从地域性和民族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都根源于大工业，但两者却有着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世界市场是资本关系的展开，是资本增殖自身的手段，而世界历史虽然也在世界资本关系中展开，但其最终指向却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39、540-541页。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不能没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这个基础，或者说，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才能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都根源于世界市场的开辟，根源于大工业的发展，根源于资本“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历史行动。换言之，是资本扩张导致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趋势。当然，这又以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分工和普遍交往为深刻根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不同民族之间自然形成的分工会被逐渐消灭，单个民族的历史就日益成为世界历史，而且，“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39、540-541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致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不等于世界历史，而只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或阶段。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演进，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仅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还在不断深化。从总体上讲，“经济全球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显然，这三个阶段正体现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世界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深化的过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综合国力、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等资本力量显著的历史差距，在世界市场上，获益最大的仍然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贫富差别更加显著，因而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并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的世界性危机。

二、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资本二重性的深刻体现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对工业革命发生后世界的描述。习近平借用这句话来形容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人们一般是在描述事物的极致表现时才用“最好的”或“最坏的”这样的形容词。的确，正如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其作用有“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体现出二重性。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是由资本的二重性决定的，是资本二重性的体现。

（一）资本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又是“现代的灾难”

资本作用的二重性是由马克思在资本批判过程中揭示出来的。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作用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彰显出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辩证特性。

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资本首先呈现给人们的是“非常革命的”一面，即资本本身包含着文明的趋势，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其主要表现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驱动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充分肯定了资本这一“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当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又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当然前提，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互为表征。从另一方面讲，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应用根源于资本生产，是资本扩张的需要，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强化了资本的主体性，进一步确立了资本的统治地位，因而，在资本逻辑中，科学技术和资本生产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两者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资本生产要求“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2页。。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人的发展。同样，人的发展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当然前提，生产力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生产不仅创造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创造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级的社会关系，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统治中，虽然人们没有摆脱“物的依赖性”，而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但人的独立性、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展现出向“自由个性”发展的可能性。

但资本又具有邪恶性，有其野蛮的一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产生过程的野蛮性。资本是以劳动力沦为商品为前提条件的，“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9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一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二是资本生产过程的野蛮性。资本生产过程表现为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和吮吸，而吮吸得越充分，资本的生命也就越旺盛。一方面，资本生产以大机器生产为主要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劳动者都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零件，随着机器的高速运转而被高速消耗。另一方面，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对人的本质的确证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对劳动者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主体性被资本的主体性所取代。三是资本逻辑是“现代的灾难”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9页。产生的根源。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世界正处于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的发展危机以及全面的社会危机等“现代的灾难”之中。虽然不能把这些“现代的灾难”都归咎于资本逻辑，但在这些灾难的背后都闪现着资本的魅影。

（二）经济全球化既是“最好的”，又是“最坏的”

从哲学上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因为事物存在优点就把它看得完美无缺是不全面的，因为事物存在缺点就把它看得一无是处也是不全面的。认识经济全球化也应该有这种正确态度。正如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一样，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集“最好的”和“最坏的”于一身，体现出其作用以及后果的二重性。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人们可以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经济全球化，但经济全球化不是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尽管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产物，但“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因而，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形成相联系，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无疑具有“最好的”一面，或者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当中，“最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趋势。

实际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经济全球化“最好的”一面有着极为详尽而深刻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最好的”风景总是有“最坏的”景况相映衬，或者说，“最好的”一面是相对于“最坏的”一面而言的。经济全球化也是如此。尽管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它“最好的”一面得以充分展现时，其“最坏的”一面也逐渐显露出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化进一步加深，“现代的灾难”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罗宾斯在谈到资本主义的文化与社会模式时认为，“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的扩张过程一直与各种问题——社会与经济的日益不平等、环境的日益破坏、大规模的饥荒、社会的动荡和骚乱等——相伴随”，而且，“这些问题有可能威胁和否定这种文化与社会模式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因为这些问题是其内在固有的问题。”①[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序言第1页。可以肯定地认为，经济全球化正是“这种文化和社会模式”扩张的结果，其“伟大的成就”与“固有的问题”同时并存。

（三）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根源于资本的二重性

资本的二重性决定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是资本二重性的体现。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也具有作为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的一面，具有生产力的性质；资本是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统一，当然，前者是主要的、基本的，统摄着后者。而资本的二重性根源于劳动的二重性以及商品的二重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深刻地洞悉了这种“历史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生产过程即是劳动二重性生产商品二重性的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资本生产过程的实质在于价值增殖。资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所以，当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统摄作为生产力的资本时，资本便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经济全球化正是资本这种“权力”的空间拓展和深化。

“疯狂地发展生产力”既体现出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也使“现代的灾难”日益凸显。而作为资本这种“权力”的空间拓展和深化，经济全球化也就体现出二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是：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及其广泛应用，促进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资本、资源、劳动力、信息、技术和人才资源在世界范围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渗透和融合，“世界的文学”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从而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等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整个世界处于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尽管不能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但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也绕不过经济全球化，也必须有资本问题的观察视角。譬如，生态危机。当资本无止境的逐利本性与自然界有限的承受力之间出现冲突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可避免。再譬如，战乱、冲突、地区动荡。在这些问题的背后，不能说没有资本逻辑的助力。还譬如，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困扰世界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资本过度逐利引起的，是资本疯狂本性的最后一次显露。

三、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当代的具体运用与实践，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同体”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而是基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的初级阶段，它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它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一）利益共同体是私自利益的交换机制

利益共同体则是个人利益实现的保障机制，是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体现。从表面上看，利益共同体强调的是共同利益，但在实质上，却是以实现个人利益为指向的，因为共同利益是相对于个人利益而言的，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共同利益。个人利益，马克思也称之为“特殊利益”或自私利益、私自利益。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利益是人们奋斗的动机，因而也就存在着利益冲突。但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除了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还有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个人利益构成共同利益的基础，共同利益则为个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一般性”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共同体是旨在寻求私自利益的共同点或交汇点，实现共赢或多赢的利益交换机制。这种利益交换机制只存在于“虚幻的共同体”之中。

经济全球化无疑是“虚幻的共同体”具体而重要的体现，它以阶级和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以私自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当今世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实质上都是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体现，都是由利益所引起的。人们在谈到经济全球化时，往往把经济全球化与美国的私自利益联系起来，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罗宾斯指认，“美国人已经逐渐认为他们的生活标准是其一生中多多少少有些神圣的追求目标，也是他们的成就，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这种成就。也就是说，他们会不惜以牺牲真理或道德为代价，来维持这种生活标准”④[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可以看出，在美国人那里，美国利益就是最高利益。美国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利益并没有错，任何国家都以自身利益为最高利益，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自身利益。从理论上讲，利益矛盾和冲突应该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来解决，但在现实中，却显得极为复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奉行强国必霸的逻辑，使矛盾解决方式往往呈现出激烈对抗的特征，其结果是使利益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以及频发的各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在寻找利益共同点或利益交汇点，结成了不同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没有消除各自之间的利益鸿沟，而是通过利益交换来实现各自的利益。

（二）构建利益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人的利益是全面的。在人的所有利益当中，经济利益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或者说，人的所有利益最终都归结为经济利益，是经济利益在各方面的具体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当然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广泛的全面的利益。显然，经济全球化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利益共同体。

在马克思看来，利益共同体根源于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537页。。这个“共同利益”或“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幻的”，就在于它是统治阶级特殊利益以共同利益的形式呈现出来，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不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尽管如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往往只有在“虚幻的共同体”中才能得到肯定和满足，也只有通过“虚幻的共同体”才能创造实现个人最终自由的条件，因为“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页。。实践证明，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一些国家之间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如联合国、欧盟、北非联盟、东盟、世贸组织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呈现出利益共同体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国家仍然是利益共同体最主要的形式，只要阶级和国家存在，这一点就是不可改变的。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国家利益，就没有利益共同体；没有利益共同体，也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就此而言，利益共同体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利益共同体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必要的约束机制，从而使之有序。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规则是秩序的前提。没有规则，就只能是混乱无序，就不可能有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基础主要来自于利益共同体。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利益共同体如国家、国际组织等都有其内部规则和约束机制，因为“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537页。。正是这种“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才使利益共同体成为一个统一体；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带普遍性的规则和约束机制之所以能得到有效遵循，则是以利益共同体内部的规则和约束机制为基础的。没有前一个规则，后一个规则只能是一纸空文。

（三）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支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利益共同体建设。只有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利益共同体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从共同利益的角度审视自身的发展，加强沟通与合作，实现合作共赢与发展共享。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但不同地区和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并没有完全实现一体化，其主要原因或表现是不平等地位以及壁垒高耸。由于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世界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制定的，对它们有利，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而言，则是不利的。这种不平等的发展，表面上克服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但实际上却使壁垒更广泛而严重地存在。譬如，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代表，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促进各国的平等发展，然而，恰恰相反，其保护主义最为严重。所以，只有建立在公平、平等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才能打破壁垒，超越各种不平等，实现资金、技术、信息、人力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共同发展和发展共享，从而为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坚实的物质条件。

其次，利益共同体促使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从而使地方文化日益成为世界性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精神或文化的基础，而利益共同体有助于这种精神或文化基础的形成。在利益共同体中，不同文化之间有交锋和冲突，但交流和互鉴则是必然的、主要的。这不是否认文化的多样性，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交流和融合，从而为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种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支撑。这一点极为重要。没有超越资本逻辑并为各种文化所认同的“共同文化”的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缺少最深厚的根基。只靠物质的因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不可能的，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因素才是最根本的。没有文化的彼此认同与尊重，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基础。

再次，利益共同体必然导致人们交往的扩大，从而有利于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的发展是世界转变为世界历史的重要前提，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只有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才有了现实基础。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绝不会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界历史性的”。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基于“虚幻的共同体”，但个人也绝对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界历史性的”，因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个人都得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归宿

诚如埃里克·沃尔夫所言，“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总体、一个系统，而非相互独立、自足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简单加总，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整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能够认真考虑‘我们应视每一人类集合体是‘与其他或远或近的人类集合体不可分割地处于联系网络之中的’劝诫，那么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会极为不同。”①[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和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转引自[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如果我们能以公正、平等、和平、合作、共赢、共享、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来审视并引导经济全球化的走向，经济全球化必然呈现出一种与人们以往的理解极为不同的发展趋势，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美国学者戴维·科顿认为，“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今的世界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状况之中：全球化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而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因此，“在很多方面，新的市场经济必须转变方向，即向目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正在推进的相反方向转变”。②转引自李士坤：《论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实际上，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前景表示不乐观。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共产主义。尽管这些观点有不同的价值考量，但都表明了一个共同的知识理路：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缔造的，但经济全球化的出路却不掌握在资本的手里。或者说，正是资本的贪婪与自私，才使人类陷入各种危机之中，并最终演化为深刻的生存危机，因而迫切需要矫正经济全球化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化解甚至消除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危机。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存在着内在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世界性呈现：一国内部的生产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等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必将导致全球经济的无序和失控。近些年来，全球经济某种程度上的紊乱和衰退正是这些矛盾深化和尖锐化的结果。显然，这些矛盾和危机是不可能在资本逻辑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的，甚至，资本逻辑越是发展，这些矛盾就越是尖锐，危机就越是深重。就拿生态危机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生态危机是由资本的贪婪和自私所造成的，因而资本自身是无法克服生态危机的。福斯特认为，资本本性是与自然界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逻辑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导逻辑，人类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一个梦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摆脱生态危机需要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克服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这些观点是否全面，在此不论，但中国道路却向人们显露出一丝曙光：克服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带来的各种危机，需要开辟一条既立足于资本逻辑、又超越资本逻辑的新路，而这条新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通向未来新社会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方向，经济全球化才能克服自身的限制而趋向于一个新的境界。

在另外一个角度，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来看，经济全球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必然归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谈到人类历史发展时，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有两条进路：一是人的发展进路，认为人的发展要经历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二是社会的发展进路，强调从“原始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这两条进路是统一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可以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看作是三种共同体中人的三种生存状况，或者说，三种共同体是人的三种生存状况的体现。无论是从两条进路还是从统一的过程来看，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经济全球化无疑是第二个阶段的典型或极致表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发展的过渡形式，因而，经济全球化只有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化才能完成自我救赎，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只在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方式才能获得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遵循，对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遵循。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同志勾画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蓝图及其实践路径：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经济全球化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而是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引导的结果。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有两种可能的趋向，即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和以人为本的人本逻辑。资本的历史限制决定了前一条道路“此路不通”，只有第二条道路才展现出经济全球化的生机与活力。而实现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转换，需要引导，方向的引导。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是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的。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主体在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正确选择。因此，要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得有正确的必须的基本遵循。

主权平等。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原则和最重要的基础，它体现了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习近平同志指出：“主权平等，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然而，在当今世界，主权不平等仍然是普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手中强大的资本，在对外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把自己所谓的“普世价值”以及社会制度通过暴力的方式强加于人，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内政的粗暴干涉和对主权与尊严的肆意践踏，到处制造矛盾和争端。这既体现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又凸显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只有坚持主权平等这条基本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才能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和平发展。自从资本关系成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发展只是一种奢望，这是由资本的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不断增殖，不择手段，甚至采取最为极端的方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长期冷战，不能不说都包藏着一颗资本的“祸心”，是资本野心极度膨胀的结果。资本总是与暴力、战争联系在一起的。事实证明，“资本的故事”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繁荣，而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最关键的是不能让资本逻辑成为人类命运的主宰，而是相反，由人类来掌控资本逻辑，使之成为为人类发展服务的“历史性”的工具。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21世纪，尽管仍然有矛盾和冲突，甚至矛盾和冲突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但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依法办事。所谓法，就是指人们的行为规则、准则。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规则是须臾不可缺少的，甚至可以认为，规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生命。没有规则，经济全球化寸步难行。问题在于，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不是缺少规则，而是规则得不到遵守和执行。各国在联合国宪章这个框架内，在政治安全、贸易发展、社会人权、科技卫生、劳工产权、文化体育等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但在很多时候，这些规则只是一纸空文，“合则用，不合则弃”是普遍的现象，甚至有个别大国以联合国不能满足其私自利益为由，威胁退出联合国，另起炉灶；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体现了其私自利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秩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公平正义只是一块遮羞布，没有实质性遵守与执行。这种状况如果不加以调整和改变，一系列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有可能再让世界陷入困境、甚至新的战乱。因此，一方面，对于已有的规则，特别是联合国框架内的各种规则，应该坚决地遵守和执行，依法行使权利；另一方面，“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①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牢固树立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创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7年2月18日。，使公平正义落到实处。

开放包容。这包含着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开放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开放发展的实质是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是合作共赢。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发展体系，但资本逐利的自私本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壁垒森严的存在。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以开放发展为前提，又以开放发展为目的。事实上，当前各国发展联动、共享发展、合作共赢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开放发展是势之必然。坚持开放发展，就要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拆除各种人为设置的障碍或藩篱，把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自由贸易有机结合起来，开放发展，共同发展。开放发展必然是包容性发展。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道路的世界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国道路为基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对经济全球化的引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道路自信和历史的责任担当。面对一系列世界性危机，不能一味地反对甚至阻止经济全球化，而是要遏制或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由此，中国道路的世界性便日益彰显。中国道路的世界性主要是通过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伟大实践三个维度展现出来。

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道路以世界性的特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的。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为最高历史使命，以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为最高价值，因而，它不是地域性，而是世界性，是引导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开启的，“世界市场”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是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宏观历史背景。在近代，由于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西方资本主义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之中，并成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把中国引向西方发展道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民和历史没有选择“第三条道路”，而是选择了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正是经过长期的冷战之后，在“世界市场”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平行的市场向经济全球化转变过程，即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方略，中国道路由此开辟出独特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崭新境界。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则在于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也就是中国道路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强调，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是要改变以物为本的旧世界，创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新世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历史已经证明，西方道路不可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不可能在资本逻辑中形成，资本逻辑只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历史性的”前提与基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当然，中国道路首先是中国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的世界性还建立在坚实稳健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国为世界发展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使中国道路的世界性得以确证、彰显和巩固。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具有世界性。改革开放以来，短短40年的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方用了几百年才走过的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不会减少。这就有一个问题：同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同处于一个“地球村”，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境况中，为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实现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道路具有西方道路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道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都体现出中国道路对人类命运的关切。

责任编辑：凌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