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瑶

高足杯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器物中并不多见的奇特杯制。因杯身下面有高足，口微撇，近底处丰满，下承高足而得名。现出土和传世的高足杯主要是唐代产物，唐高足杯杯身横剖面为圆形或多曲圆形，腹深大于口径，或小于口径，底部呈圆形，下接高足。高足的顶部很细，部分带有一个圆饼状的托盘，高足中部一般有一个算盘珠式的节，下部向外撇。[1]齐东方先生在《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与《唐代银高足杯研究》两篇文章中将唐代高足杯与粟特系统、萨珊系统、拜占庭—罗马系统的联系分析得较为清楚。本文意在借鉴齐东方先生对于唐代银高足杯的研究成果以及张绪山先生对于唐代与拜占庭罗马联系的研究成果，将着眼点放在分析唐代与拜占庭—罗马的直接以及间接形式的交流上。

七世纪鼎盛时期的唐王朝拥有令人羡慕的软性力量，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璀璨的文化、发达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完整的官僚机构、繁荣的经济和由此派生出来的统治阶层奢华的生活方式唐廷力图以这种软性力量影响外国君主及精英阶层成员，使他们由仰慕唐文化、模仿唐人生活方式发展为政治上靠拢、支持中国。为达此目的，唐廷向外国使节及其随行人员提供了多种接触中国文化的机会。[2]《大唐六典·主客郎中》条记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之后，自相诛绝，及有罪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旧唐书·职官志》中作“存”）者，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宴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之职焉。”[3]由此可见唐朝与多国有着深入的交流，域外的种种物产和技术随着来自各国的“遣唐使”传入中国，拜占庭罗马也不例外，后面将详细说明拜占庭罗马向唐朝遣使的状况。

但拜占庭罗马的情况则不如唐朝，对外交流受到较多限制，比如阿拉伯人的阻隔。公元 4-6 世纪罗马帝国瓦解，东西方地中海世界分离。西罗马帝国由于蛮族入侵而灭亡，而东罗马帝国融会古希腊文化、基督教东正教和罗马政治观念以及东方文化因素，逐渐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上表现出自成一家的独特性，形成一个不同于古希臘和古罗马的新型帝国[4]，被近代学者称作“拜占庭帝国”。从 330 年君士坦丁一世将君士坦丁堡定为罗马帝国的新都，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成了地中海世界甚至是欧洲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因此也与周边国家有着较密切的交流。但随着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的兴起及其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领土的征服，拜占庭帝国与中国联系已被切断，故唐代以后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联系已不复存在。[5]

没有在古代拜占庭—罗马所在地区发现与中国国内出土的唐代高足杯形制、花纹非常相近的器物，但这并不能证明拜占庭—罗马与唐朝没有直接的联系与交流。有学者指出，拜占庭金币在中国的出土情况可一定程度上证明唐朝与拜占庭—罗马的联系，几十年来，中国出土了较多的拜占廷遗物，据宿白先生统计，新疆、甘肃、陕西、内蒙、河北等省的许多地点发现有拜占庭金币。[6]笔者认为，也不排除这些金币是中国国内仿制或由中东人携带来的情况，不能作为有直接联系的证据。

且据学者推测，这些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多为六世纪后期到七世纪中期所铸，与国内出土的高足杯的年代相差较远。西安南郊何家村、西安沙坡村、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地宫为唐代银高足杯的主要出土地点。何家村窖藏器物中，时代最晚的有八世纪中和八世纪末两说，有学者认为八世纪后半的几件器物不包括高足杯。[7]沙坡村窖藏金银器中最晚的器物，亦为八世纪中叶。出土于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地宫，地宫内出土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年竖立的“上方舍利塔记”，因此年代也不会晚于八世纪中叶。

本文第三部分对于唐朝和拜占庭帝国在七到八世纪对外交流状况的分析显示，虽然后期交流中断，但在七世纪，唐朝与拜占庭罗马可能有着密切的直接交往。拂菻曾六次遣使入唐，甚至试图与唐结盟共同抗击阿拉伯人（对于唐朝与拜占庭罗马是否真正存在直接联系仍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拂菻”只是中亚景教徒使用的旗号与拜占庭罗马实无联系[8]）；但同时，后期阿拉伯势力兴起，751年怛逻斯战役中唐朝失败彻底退出中亚，且阿拉伯统治者对中亚已征服地区采取较宽容的政策，由此阿拉伯人成为中亚的绝对强者，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唐朝与拜占庭—罗马的直接交流。

银高足杯可能是唐朝与拜占庭—罗马通过派遣使者或者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直接交流方式传入中国的。齐东方先生在《唐代金银器研究》中提出：中国发现的一些仿金银器皿的铜、锡、陶瓷髙足杯，大都出于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时代最早的为东晋、隋。《三国志》卷三〇引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大秦“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萨珊朝时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拜占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查士丁二世于公元年曾遣使到西突厥的可汗庭，想绕道与中国交往。裴矩的《西域图记》序也记载了通拜占廷的三条商路，“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庥国，达于西海。”此路须绕道黑海，大致经过黑海北岸出土高足杯的地区。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海路，如公元年拜占廷曾鼓动其盟国埃塞俄比亚‘国王与印度发展贸易将中国丝绸输往本国，虽未成功已可见其对通过海路与中国交往的兴趣。拜占廷对海上交通并不陌生，《后汉书西域传》载：东汉初，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梁书诸夷传》又载“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献，汉世唯一通焉。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今柬埔寨南部、交趾、日南今越南北部”。

由以上可知，唐朝与拜占庭—罗马在特定时期内存在着直接交流，交流方式主要包括派遣使者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在其他时期，直接交流由于唐朝内部发生动乱、拜占庭—罗马实力下降、阿拉伯国家的崛起等原因而中断，但通过中东、景教等方式的间接交流仍存在。唐代高足杯作为明显带有非本土特点的器物，很好地体现了唐代与拜占庭—罗马，也与其他许多地区在长久的一段时期内存在着直接与间接的接触、交流、联系，出现了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观造型精美奇特的唐代高足杯，就可想到唐代开放的风气、包容的气度和积极的对外交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未间断以自己的文化影响其他地区的同时，从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吸取养分。

参考文献

[1]齐东方： 唐代银高足杯研究， 考古学研究， 1994， （00）， 206-218.

[2]王贞平： 多元利益交叉时空中的唐代对外关系，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3），171-178.

[3]王建平： 唐代长安的对外开放及其意义，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06）， 67-73.

[4]张绪山： 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 世界历史， 2010， （01）， 108-120.

[5]张绪山： 唐代以后所谓“拂菻”遣使中国考，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6）， 106-112.

[6]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段鹏琦： 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金银器小议， 考古， 1980， （06）， 536-541.

[8]张绪山： 唐代拜占庭帝国遣使中国考略， 世界历史， 2010， （01）， 1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