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熠

（广东财经大学）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逐渐加强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本文分别从OFDI的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虽然由于选择的时间、使用的方法、理论框架的不同，导致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是，研究所指出的中国OFDI的特殊之处，既丰富国际商务理论、也进一步为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动因 区位选择 投资绩效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越来越多的历史机遇。根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中国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累计投资11299亿元人民币，约合170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4.1%，是2015年15%增长率的两倍多。 外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对外直接股权投资总量就达到1191亿美元。中国OFDI的发展也越发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表现也越发的引人瞩目。本文分别从OFDI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在全面梳理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OFDI实践，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规律和独特性，这既丰富国际商务理论、也进一步为拓展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关于企业OFDI动因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和制度两个方面进行综述。首先，基于资源基础。魏东等（2005）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轨迹理论认为中国OFDI动因可分为自然资源、市场、效率、战略资产和政治五种导向类型。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面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的压力时，会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应，故此会表现出对技术的需求。饶华（2015）就认为中国有获取高技术水平的动机。李金珊等（2011）基于对Berhmann分类法以及Dunning折衷范式的补充，分析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微观动因是寻求外部市场和战略资产。张斌等（2014）指出中国OFDI是为了保障能源和矿产资源类的稳定供给，获取战略性资产，从而巩固和确立竞争优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关于中国企业OFDI动因的研究所得出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主要是因为未将中国的OFDI区分为逆向和顺向投资。焦晓松等 （2016）从比较逆顺投资的视角出发，发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顺梯度 OFDI是为了获取资源和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逆梯度 OFDI 呈现为显著的技术获取投资动因。

基于制度基础。中国政府会通过各种政策制定来对OFDI行为施加影响。因此在考察企业的战略选择时，要同时考虑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一方面，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母国各方面的优势，葛顺奇等（2013）就发现新产品占比、人均管理成本和产出、 资本密集度等母公司竞争优势的因素对OFDI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体现竞争劣势的债务利息率却阻碍了企业OFDI。我们要利用优势克服劣势，林治洪等（2012）就认为中国企业需要利用母国制度优势来克服竞争性资源占有方面的劣势，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事物都有矛盾双方两方面，所以母国存在的诸如法律保护薄弱、要素市场失灵等这些因素都将制约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因此，新创企业为了避免受到母国制度空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境外投资于利己的环境，以便于企业能更好的融资与发展前景（朱吉庆，2011）。因为通过实施 OFDI 战略，投资于制度更完善，透明和友好的东道国环境，中国企业不仅可以规避各种制度约束，还能够积极发展其知识和能力，同时升级其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若是在国内发展受制于各种消极的制度因素或者在国内发展其独特竞争力存在困难时，就会通过境外投资来规模自身的劣势。

综上所述，OFDI动因研究主要从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从母国的推动力，包括有企业优势和制度优势。二是东道国的引力，具体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战略资产等。虽然关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OFDI动机差异的越来越多，但仍存有不足之处，比如部分学者所探讨的企业对母国制度空缺会产生规避行为，尽管能解释部分中国OFDI的动机，但无疑忽视了企业自身对环境动态适应的竞争能力的逐步提升對其国际化行为的支撑。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

关于国内的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层面、企业投资动机、所有权以及制度因素分别进行了探讨。

基于企业层面因素。陶攀等（2013）利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探讨，认为企业进行 OFDI 对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差异，在亚洲地区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余官胜（2016）也从微观层面发现融资约束越大的OFDI企业倾向于选择GDP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此外还发现在较大的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生产率的高低差异也会影响对东道国的选择 。

基于企业投资动机。张吉鹏等（2012）研究认为我国技术寻求型企业更青睐于东道国技术装备、 创新能力水平高的。王恕立等（2015）利用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市场和资源导向型OFDI倾向政治风险高、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技术和战略资源导向的则倾向政治风险低、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而对于战略资产获取型企业来说，战略资产丰裕的东道国，其具备国际化经验与否，是OFDI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肖文等，2014）。

基于企业所有权。邱立成（2015）采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且更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单娟（2016）也认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受企业所有制的影响，私有企业倾向于被东道国广大的市场规模与技术资源所吸引，而国有企业容易受政府政策所影响，更多地投资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基于制度基础。有学者探讨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杨宏恩（2016）研究发现BIT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发达国家却不显著，且BIT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是显著替代关系。另有学者从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響因素。蒋冠宏等（2012）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且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都正向的影响中国OFDI。所以说中国OFDI 更关心的是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并倾向于避开法律体系严格的国家（王永钦，2014）。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模型的设定，时间序列选取的差异等都会导致研究结果产生分歧。另外，国内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某个角度或行业的分析，且对我国企业 OFDI 区位选择决策依据的研究也较为片面和分散。应该综合考虑投资主体、投资动因、东道国的客体的情况，将三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般性。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目前国内考察企业OFDI的绩效主要是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采用事件研究法估算企业实施OFDI所产生的收益的部分学者认为OFDI给企业带来了负的财富效应，吴松等（2010）就通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跨国并购公告期前后长期内并没有给股东带来财富。陈珍波（2012）也发现跨国并购可能导致主并购方的各方面绩效负面影响，不能使企业的绩效得到明显的提升。然而，顾露露（2011）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企业来说，不管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跨国并购能够对其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田海峰等（2015）以事件研究法对样本企业的短期绩效进行研究发现：通过跨国并购大多数企业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并购绩效，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超常收益。

以上是采用基于股价的事件研究法进行的跨国并购市场绩效的研究。另有相关学者对跨国并购经营绩效的研究是采用基于财务数据上的会计指标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的方法有因子分析、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因子分析法已成为研究跨国并购经营绩效主要方法，如：黎平海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并购前后几年的绩效进行分析，发现跨国并购会导致企业经营业绩的下降。学者王海（2007）也是这么认为的，并以联想跨国并购IBM的PC业务为对象，研究得出了并购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是一直下滑的结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结论。郭研（2010）等人研究认为海外并购会使企业经营绩效有所提高。左晓慧（2016）等利用DEA 对海外并购绩效进行分析，认为跨国并购虽然不能保证公司的财务状况一定得到改善，但是就总体的变化趋势而言，对企业的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

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发现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OFDI绩效，具有完善理论和较低操作成本等优点，研究短期绩效可首选此法。另外，虽然已有研究强调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通过OFDI来实现快速扩张，及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但对于企业的战略资产寻求意图、行为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仍然不足，战略资产寻求意图和OFDI行为的匹配程度对绩效的影响依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四、结语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通过跟踪研究OFDI的动因、区位和投资绩效三方面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跨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国际化运营经验与制度环境等和发达经济体都存在着差距。但是中国OFDI是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双重身份下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对以下的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方面， OFDI的决定因素（企业和政府）有很多，那么决定因素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对OFDI产生影响的呢？即决定因素对OFDI产生影响的机制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同，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所需经验，但经验的不足又抑制了境外投资。因此将来我们可以关注下什么因素可以弥补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验的不足，什么因素会促进中国企业积极获取国际化经验。总之对于企业OFDI问题的研究，既要关注作为投资主体的微观企业，也不能忽视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

参考文献：

[1]魏东，王璟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J].东岳论丛，2005，（5）：88-92.

[2]饶华.技术动因、制度调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1）66-73.

[3]李金珊，张默含.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动因与障碍分析——以比利时为例[J].财贸经济.2011，（2）.

[4]张斌，杨亚，何艳.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J].财政研究，2014（6）.

[5]焦晓松，刘新宇.基于OFDI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出口贸易结构效应[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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