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垚

摘 要：泰勒将真实性理想作为讨论的前提，提出现代性的三个隐忧，并认为隐忧的产生应诉诸于道德理想内在机制的推动，试图使用泰勒的思想来重析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以期能对该文本做出更好的解读。

关键词：真实性理想；个人主义；共同体；自由

一、真实性理想的张力与滑落

泰勒提出了他的隐忧之一，由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自恋主义文化”，即将自我实现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并且似乎很少承认外部道德要求和对予他人的严肃承诺。泰勒认为自恋主义文化并非无药可救的东西而对其置之不理，相反它正反映了一种伦理志向，是真实性理想的一个变体。正是由于真实性理想内部的张力，导致它容易滑向堕落的自我中心的原子主义。非但如此，泰勒还指出，社会变化使得现代文化的某些形式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模式给予市场和企业事业更大的空间，同时也给了身处新经济模式中人的更大的空间，由此扎根于个人日常实践中的个人主义就被强化了，甚至变成人们唯一可以想象的景观。都市化中缺少纽带的人际交往也区别于从前的面对面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导向一个社会原子主义在其中越来越坚固的文化。最终，用工具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共同体似乎也变得自然而然。

泰勒将真实性解构为A、B两个范畴，A涉及i）创造、构造、发现ii）原创性iii）反社会规则；B涉及i）对重要有意义视野的开发ii）和对话中的自我定义。泰勒认为真实性理想处在这两极之间，而前面说到的自恋主义文化是只强调A而罔顾B的后果。但自恋主义文化只是文化层面的堕落，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是将真实性与自诀自由相连。真实性本身是一个自由的思想，它涉及抵制外部对顺从的要求而发掘我自己对生活的涉及，但如果罔顾真实性中B的范畴，那么它就会导向自诀自由的极端形式，“不承认任何界限，不承认给定的、我在行使自决选择时不得不尊重过的东西（泰勒，2001：78）。”这种与自决自由的相连并不正确，因为真实性在其中体现得并不完整。但泰勒也说到，在一个意义视野变得更微弱的平庸化的世界里，自诀自由的理想的结果似乎展示了一种更强的吸引力。重要意义似乎可以通过选择，通过使我的生活变成一种自由的实践而获得，即使其他的途径都失败了。这将带来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存在的价值即是选择本身。而这使问题重新回到原点，罔顾视野的选择实际上是无效的。

二、重析《局外人》——现代自由何以可能

泰勒在文中还提到了文学上更微妙的转向，很自然地想起加缪的《局外人》，文学作品很难找到比加缪的《局外人》更适合做泰勒的注解了。对《局外人》的评价很难绕过对现代自由的关注。

小说主人公默尔索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个体的缩影。在默尔索所生活的时代，或许我们还能说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一种英雄般的自我承担，到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很难再这样说了，因为默尔索这种疏离群体的个体比比皆是。当这样一个问题具有普遍性时，再用一种特殊的语调去解读就不再适合。

（一）加缪：荒谬和自由

加缪这样描述他的荒谬感：“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荒谬确定了理性的种种局限，因为理性不能平息焦虑。”“荒谬，其实就是指出理性种种局限的清醒的理性。”也就是说，荒谬是对理性的反思和拷问：“在荒谬的精神看来，世界既不是如此富于理性，也不是如此富于非理性。”把荒谬和理性放在一起来考量，话题似乎变得熟悉起来。加缪所说的理性和泰勒的无疑差距甚远，或许也可以说成是泰勒笔下的一个隐忧——工具理性，而非泰勒所继承的黑格尔的理性观。

世界成了一种荒谬的存在，人的存在成了一种流放，失去了永恒的家园保护，被莫名地抛入这个荒谬的世界，如此，人只能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一切由自己决定，同时由自己承担，时代特色及其社会背景在这里退隐，不再作为居高临下的指使者，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自由哲学。在加缪看来，“自由是指一种摆脱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默尔索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自由选择，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泰勒所提到的由卢梭阐释的“自决的自由”。也正是从这里，加缪和泰勒分道扬镳，加缪以一种西西弗里的悲壮英雄主义塑造了默尔索的死亡，让现代自由从这种不可和解的形式中獲得；而泰勒似乎给了默尔索获得自由的一线希望。

默尔索身上即体现了泰勒所说的真实性理想。一方面，他对自己极为真实，不去刻意伪装感情，拒绝在法庭上掩饰自己，拒绝说谎，直言不相信上帝，拒绝忏悔。这一切都说明他忠于自己。但同时，他的这种忠实又是建立在极度自我中心之上的，他所要求的自由是一种摆脱全部束缚，切断所有联系的自由。默尔索提到母亲：“我当然很爱妈妈，但这事毫无意义。人只要智力健全，都或多或少地希望自己所爱的人死去。”他还提到女友：“我从不特别想到玛丽。我是想到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所有我过去认识的女人，想到我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想来想去，牢房里竟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到处只见我的性欲的冲动。”这些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似乎从来没有与他产生过什么内在的联系。他的理性和他的需要使得这些他人可有可无，甚至可以替换。如果故事到这里为止，我们也许就无法更近一步了。对于默尔索的麻木冷漠，我们似乎和书中的神父一样，尽管大声叫嚣，愤怒地谴责，但也对其无可奈何。“他人的死，对母亲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人却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人在默尔索眼中没有任何意义，一切都与他无关。他过得是他自己的生活，而且他确认他抓住了其含义。加缪说：“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笃信的东西是能够制约他的行动的。因而，对存在的荒谬性的笃信就能够支配他的行为。”默尔索常常被当作一个直面自己内心的人，这一点也是真实性在他身上的体现。真诚被看作是一种忠于自己的道德，在这种道德面前，外界事物可以暂时搁置。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加缪所处的时代传统生活似乎是以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方式抓住了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很多人，让他们窒息，但默尔索对此的反抗过于绝对，以至于他以最绝望的姿态回答了有关自由的答案。与他人联系的消解并不能带来自由，并且对于意义的需求，并不会随着关系的解除而解除。

（二）社会与自然之间：对于秩序和意义的需要

与默尔索在人群中的无动于衷相比，对于自然，他的感受力和敏感度似乎都增加了。他对于海滩的喜爱，送葬途中对于田园风光衷心地愉悦，囚车上对于环境的眷恋，甚至在监狱中对夜空的观察。这一切，按照大多评论所解读的那样，似乎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逃离，并且对自然的贴近也往往成为学者为默尔索辩护的理由。但这种解读太过浮于表面以至于戛然而止，无法做更深入的探讨。在这种贴近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默尔索非自我中心的那部分，他需要与自我之外的秩序相连，以补充那业已失落的意义维度。泰勒在《隐忧》中说道：“在浪漫主义时代自我感觉和感觉到属于自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或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或许，借由公众定义的秩序，归属感的丧失需要用一种更强烈的、更内在的联系感来补偿。或许这就是大量的现代诗一直在试图阐明的东西；或许，今天有了这种阐明，我们不要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段话或许最为完整地阐述了默尔索的状态，日常生活的意义消隐了，他感受不到与他人相连的意义感，也无法借此来定义自己。但这并不是像很多评论者认为的那样，他摆脱了上帝，从荒谬之外体验自己的生存，从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这种说法太过抽象，也不可能作为解决现代人自由问题的出发点。现代社会由于不再委质于一种神圣的结构和与此相关的一套道德学说或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了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在一种与他人共享的意义的或道德的视野之中的自我认同。人在道德上面完全是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的，自我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心。但默尔索并未摆脱秩序和意义，只不过这种秩序从上帝变成了自然，把外部的参照物变成了必须通过自我感受才能被认可的秩序。正是因为这一点，默尔索的“存在之感受”建立起来了，他才能够不需要更多东西（与“重要他人”相连的感受）。有关这一点，或许加缪本人也忽视了，但文学和哲学不同的或许就在于，作品永远说得比作者要多。包括对于自由问题的回答，文本本身或许说得比加缪所想的更多。

（三）死亡的前夜：现代自由的可能

默尔索被判为死刑而非自杀而死，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他的死亡是被动的，并非自我选择。这首先说明他与世界的张力是可以和解的。他不是在麻木中体验着隔阂和冷漠的原子化个人，他的问题在与社会的正面交锋中被放大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反思。这就是他的死亡前夜，也正是他自由的可能。有评论家认为这种反思正是他勇于承担的表现，也是他敢于在荒谬之外寻找自我的证明。这种解说太牵强，同时也太苍白，回避了真正重要的问题。如果默尔索从被判死刑之后就带着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或者仅仅是害怕死亡，那么或许这种解说是成立的。但默尔索在神父走之后，开始真正反思起了过去的生活。

默尔索除了再度从自然中获得力量，他还第一次理解了他的母亲，而非像个局外人那样冷眼旁观。他理解了母亲的“未婚夫”和“重新再来”，他向这个世界敞开了心扉。克服这个世界的冷漠的，是一种同情和理解。这种理解建立起他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使他渴望拥抱人群。这就是现代自由的可能，通过融入一种与更宽广背景相连的共同体生活，來定义自己的同一性，这才是真正完整的自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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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