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陈瑞琳

白先勇，当代汉语文坛的旷世奇才。他的眼睛一直是那样清澈，内心却是那样苍凉。因为清澈，他看世界如此悲悯；因为苍凉，他对生命只有叹息。

有关作家人格的研究，在汉语学界一直都很薄弱，比如我们比较莫言和马尔克斯，除了时代的不同之外，如果从他们的创作人格出发，就很容易看出他们的差别和不同。再比较白先勇和张爱玲，虽然他们都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进行了最成功的改造和丰富，在语言上的贡献都很卓越，但如果比较其创作人格，境界的高下就立刻分明，前者是大家，后者只能是名家。因为张爱玲显然不具备白先勇的那种怜爱苍生的博大情怀，即那种在社会转折的时空流转中所传达出的对个人与时代的慈悲心。所以，创作人格形成的原因，不仅决定了作品的境界和气质，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走进作家的心灵世界。所谓文学的成就，首先来自于作家的个性，其个性就包括思想内涵和情感取向，这正是文字背后来自人性的深邃力量。

曾经听说有三个人生因素能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除了内在的天分之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再是家道中衰，三是先天体弱。无论这样的“戏说”有没有普遍的佐证，但我们面对白先勇这位当代汉语文学的经典作家时，显然在他的人生要素中隐藏了比这三点更为复杂的人格密码。

关于童年

记得海明威曾说过：“童年决定了人的一切。”弗洛伊德更是强调童年的重要性。萨特也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只有童年。它的所有音键在童年时代都已按下。更确切地说，它的许多音键在童年时代就按得过重。”所以，童年其实决定了人的很多特质，甚至食物的研究者都说童年的食物将决定你一生偏爱的口味。对于作家来说，“它的许多音键在童年时代按得更重”。

白先勇的童年显然很不寻常，他虽然生在将军之府，但其实很少得到父爱，在封闭的孤寂中长大。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世界的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父亲白崇禧将军长年在沙场作战；另一个是来自他内部世界的病痛缠绕，七岁的白先勇竟不幸染上了一种需要隔离的肺部传染疾病，病愈后又遭逢一连串的历史巨变，使他的性格开始内敛。据说他高中读书期间，“跟三分之一的同学从未打过招呼”，原因是他“害怕走进他们的世界”，自认“他们的世界跟我的很不相同，我指的是内心世界，与社会阶级、家庭背景等无关”。

关于病痛，似乎与很多作家都有密切关系，比如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罗曼·罗兰小时候也曾病弱，中国作家贾平凹就多次写到了自己的病对于创作的意义。由此可见，病态中的成长会使人的思维更敏感、更细致并更容易具有感伤和幻想，尤其是童年的病弱，更会造就一个人敏感尖锐、脆弱忧伤的心灵，这也许正是成就文学的一个重要起源。

再想想英国作家毛姆的故事，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后在叔叔婶婶家寄人篱下，还有口吃的毛病，性格变得封闭。尽管幼年时毛姆与母亲有着亲密而依赖的关系，可惜母亲早逝，只有身边一些亲近的保姆、女佣为了安慰幼小的毛姆，常常会讲故事给他听。毛姆及长，开始躲进书房，于是，性格封闭的他在书里发现了新世界。

如果将白先勇与毛姆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都是在童年期缺乏情感安全的人。具体表现在：

1.幼年很少得到父爱，内心敏感脆弱；

2.依赖母亲和女性，内心细腻缠绵；

3.性格内向封闭，耽于多思冥想；

4.喜欢故事，在文字里得到安慰。

白先勇的童年与保姆生活在一起，因为战乱，因为生病，父亲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就是一个来去无踪的影子。父亲对白先勇是遥远的，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缺失。在他内心深处，曾经是多么想走近父亲，并重新得到父亲！2012年4月，白先勇以他年过古稀之身躯，开始走访大江南北，慨然走进历史，一面整理父辈的照片，一面写《父亲与民国》。表面上看这部书是写给父亲，深层的原因则是写给他自己，写他对父亲的重新理解和感受。

2013年2月24日，笔者在休斯敦佛光山的中美寺，倾听白先勇开讲自己的父亲，眼前如浪涛般卷起千堆雪，声声轰然震撼。演讲中，最让白先勇动容的是两张珍贵的照片，一张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全家福，那是1946年9月，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已经回到南京的白崇禧召集家里的老小，照了一张全家福，这也是白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照片正中题字：“七七抗战第九周年纪念日全家在南京团聚摄影。”在照片中，白崇禧夫妇端坐正中，其七男三女共十个孩子左右前后环绕站立。这张全家福陪伴了白先勇整整六十六年，从南京到上海、香港、台湾，再到美国。另一张照片是他赴美留学时最后与父亲在机场的那张合影。白先勇说：“母亲过世，我赴美留学，父亲送我到松山机场。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1966年12月2日，父亲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医生研判，是冠状动脉栓塞。当时我在美国加州，噩耗是由三哥先诚从纽约打电话来通知的。我整夜未眠，在黑暗的客厅中坐到天明。父亲骤然归真，我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父亲是英雄，英雄之死，不需要人们的哀悼，而只令人敬畏。父亲的辞世，我最深的感触，不仅是他个人的亡故，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跟着父亲一起消逝的，是他身上承载着的沉重而又沉痛之历史记忆。我感到一阵坠入深渊的失落，像父亲那样钢铁般坚实的生命，以及他那个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时代，转瞬间，竟也烟消云散成为过去。”这文字里的悲情虽然是来自失亲之痛，但那坠入深渊般的失落，却是他内心深处那个巨大身影的彻底倒塌。

关于戏剧

白先勇的童年尽管多在病榻上孤独度过，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快乐，这少有的快乐一是读书，另一个就是母亲带他看戏。可以说，看戏给白先勇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也决定了他一生对戏剧的迷恋情结。白先勇曾多次回忆他九岁时由母亲带着在上海看梅兰芳演昆曲《游园惊梦》的难忘故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京剧文化和昆曲文化的种子。

戏剧，相对于其他文学形式，情感更浓烈，人物更直观，舞台更富有幻觉的色彩。一个九岁的孩子，沉溺在梅兰芳的演唱中，他的内心该是多么寂寞和多么渴望。还有那观众的疯狂更唤起了他内心对戏剧的疯狂，从此与那千古绝唱的《牡丹亭》结缘。

2004年，白先勇再临休士顿，开讲昆曲的美、昆曲的重要，他要以自己的一介书生之力，号召两岸文化精英一起打造青春版《牡丹亭》。他回忆1999年夏天，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百分之九十是美国人的观众，竟能够花十八个小时看完全本《牡丹亭》，谢幕拍手长达半个钟头！在德国，《牡丹亭》的主角出场谢幕也多达十四次！

面对戏剧的白先勇，感觉比他写小说还要激动，还要投入，完全是一种献身的迷狂，他好像是要让自己的生命与昆曲共存亡！其实，白先勇是在实现自己的一个宿命，《牡丹亭》里的杜丽娘为爱而“惊梦”，白先勇则是为昆曲而惊自己之梦。所以，每次看到《牡丹亭》中“离魂”那一场杜丽娘死去的一幕，一身白衣的杜丽娘几个快速的旋转，音乐戛然而止的刹那，两个水袖骤然打开，遮住了整个舞台，这一痴情女子绝然而优美地为情而去，那份冲击力多么让人震颤与落泪。

白先勇说：“历史真是巧合，四百年前，西方诞生了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诞生了汤显祖的《牡丹亭》，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为爱而死，杜丽娘是因爱而死中复活。这真是戏剧史上爱的传奇！”如果不理解白先勇的爱和梦，就无法真正理解白先勇对昆曲的感情。他是在昆曲的歌咏之中追寻着自己青春年华的记忆，他是想要在“昆曲”的复活中将自己爱与美的理想变成永恒。

同性之恋

关于白先勇的同性恋情结在文坛上一直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他自己曾亲自撰文《树犹如此》，深情表达对挚爱伴侣王国祥骤然离世的伤痛之情。

怀想第一次见到白先生是在1996年，作为国民党大将军白崇禧的儿子，在他身上却完全看不到军人后代的英武之气，倒是有着秀慧于中的文人婉约和谦逊。记得当年被称为一代战神的白将军，骑着那匹著名的千里驹战马乌云白雪，马性刚烈，只认他父亲，曾是何等气概！反观白先勇的精神气质，则具有着浓郁东方文化的柔韧特性。

白先勇的感性气质，首先决定了他在小说中对女性人物的深切观照和“自我”塑造。他自己说：“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 他在小说里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些风尘女子；华夫人（《秋思》）、钱夫人（《游园惊梦》）这些贵妇人；罗伯娘、顺恩嫂（《思旧赋》）、玉卿嫂（《玉卿嫂》）这些杂役仆佣人物等。请看《谪仙记》中对李彤的一段描绘：“李彤半仰着面，头发差不多歪跌到肩上来了。她两手挂在扶手上，几根修长的手指好像脱了骨一般十分疲软的悬着，她那一袭绛红的长裙差不多拖跌到地上，在灯光下颜色陈旧，好像裹了一条旧绒线毯似的……”这样的人物形态，一种关于绝望的优雅和柔情，正来自于作者与人物之间的生命同源和刻骨同情。

除了笔下对女性人物的成功塑造，白先勇也在他的作品中直接地表现同性恋故事。夏志清曾这样评说：“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正是使他对人生，对男女的性爱有独特深刻看法的一个条件。”他在长篇小说《孽子》中，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那些青春少年无限的怜爱。

综上所述，白先勇独特的人生成长经历奠定了他阴柔细腻的人格特质，也决定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突出地体现在他小说创作的悲剧主题上。白先勇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在他的小说集《纽约客》中，那个戴着太阳眼镜走在时代广场人潮中的白先勇，感觉自己让人家推着走，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往后退。《纽约客》中有一段这样的话：“纽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会，全世界各色人等都汇聚于此，羼杂在这个人种大熔炉内，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为纽约是一个无限大、无限深，是一个太上无情的大千世界，个人的悲欢离合，飘浮其中，如沧海一粟，翻转便被淹没了。”在白先勇看来，人是多么渺小，在宇宙的苍凉之中，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再说到白先勇对戏剧的情感，其实戏剧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心里的“中国”！越到晚年，白先勇越发想“家”。他曾经说过：“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的想得厉害。”白先勇是在昆曲里找到了“中国的记忆”，找到了自己回家的路。这是他在经历了遥远的漂泊和极度的幻灭之后精神与情感的双重“回归”，也是他给自己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