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广传

这位先被污名所累，继而又获平反的上将，究竟有过怎样的离奇经历？

1937年7月下旬，日军突破第29军在北平市郊设置的工事，向守军阵地发动攻击

1937年10月8日，国民政府突然发布了一道命令，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代理主任张自忠撤职查办，理由是“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一时间，“汉奸”“逼宫”等说辞全部加诸张自忠身上，俨然一副抗战时期的反面典型。

但就在3年后的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又发布了一道命令，内言不久前战死的张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卢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不仅对其明令褒扬，还给予了“追晋为陆军上将”的崇高待遇。

这位先被污名所累，继而又获平反的上将，究竟有过怎样的离奇经历？

戎马华北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的一户官宦家庭。他7岁时入私塾，因不安心读书，曾受父亲训斥。父亲病逝于赣榆知县任上后，张自忠才奋发图强，先后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在天津读书时，张自忠即秘密加入同盟会，后于1914年9月和几名同学结伴北上奉天，投入北洋陆军第20师当兵。由于上过法政学堂，张自忠受到同乡、时任该师第39旅旅长车震的重视，把他送入随营军事学校速成班学习，并在毕业后任命他为准尉司务长。

1916年6月，张自忠所在的部队因为南下参与护国战争，被改编为湖南护国军第2军第1师，他被师长车震越级提拔为上尉三等参谋官，但不到一个月就因部队解散而返乡赋闲。同年9月，张自忠在车震的推荐下投奔直系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并在冯氏的屡次提拔下，在7年内由一名少尉见习官升至学兵团上校团长。张自忠带兵提倡“治兵先治心”，并注重对所属军官的恩威并施，部下们都十分拥护他。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整编后，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第1军。张自忠参与了此次行动，并在之后对直系、奉系、晋系军阀的作战以及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一路擢升至第28师师长、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北伐胜利后，张自忠又先后担任过第25师师长、国民军第11军副军长、第2方面军第6师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战败后，他率部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收编，改任第38师师长。

第38師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张自忠奉命率所部在喜峰口抗击日军。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与日军交锋，部队出发前，他号召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另外他还要求部队出发后“与地方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从3月9日到4月15日，张自忠指挥的第38师在喜峰口及附近地区与日军混成第14旅团激战一个多月，直到友军防守的冷口失陷，才奉命撤退到宣化休整。

张自忠因为在喜峰口指挥作战卓有功绩，在1935年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指挥第38师在察东、天津等地驻防，并先后兼任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天津市市长等职。

“七七”荣辱

1937年7月7日晚，丰台日军与中国军队第37师宛平驻军发生冲突，是为卢沟桥事件。此时，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9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省亲，事件的处理于是由北平市市长兼冀察绥靖公署总参议秦德纯、第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三人共同主持。

从日方史料中可以发现，在北平谈判中，张自忠并不同意日方颠倒事件责任的解决条件，但在妥协派已经与日方达成此类协议之后，只得接受现实，在7月11日晚8时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但日方并不满足，随即策划扩大事态，拟增派10万部队来华，企图在不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武力实现华北五省“特殊化”。

7月14日下午，张自忠应宋哲元要求前往天津参与后续谈判，并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此时，宋哲元已经拒绝蒋介石要求他到保定坐镇的指示，直接前往天津，试图与日方就地解决事件。日本“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顺水推舟，向宋提出了“关于保证将来（合作）之详细事项”，史称《香月细目》。其中以第七条最为要害：“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宋哲元明白日方今后必定会提出更高要求，且南京当局与第29军内部必然会反对，于是表示“原则上承认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1940年6月，在枣宜会战中被日军俘虏的中国伤兵

据此，张自忠在与日军参谋长桥本群谈判时，先后提议以38师、132师或29军特务旅接替北平防务，反对日方提出的罢免河北省政府主席兼37师师长冯治安的要求，双方形成僵局。

香月继而提出通牒，限到7月19日为止接受解决条件，否则20日日军将“自由行动”。19日晚11时，张自忠偕张允荣向日方呈递《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接受一些无关宏旨的条件，但在北平驻军的关键问题上仍不肯让步。日方担心谈判破裂，同意就驻军问题继续谈判，于是张在《誓文》后面附上一句：“又，撤去北平城内的第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此后，中日双方继续就北平驻军问题谈判，但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日方见张自忠态度强硬，于是重点挑衅张部，从25日起先后进犯廊坊、通县、团河，把第38师拖入事件中。张自忠表态主战，宋哲元随即令其担任北平城防司令，率10个团兵力守卫北平，并令队伍反攻丰台、廊坊，以造抗战声势，企图进攻一番再视南京当局的态度做出处置。张自忠却积极做好应战准备，一面通知南苑驻军归赵登禹指挥，一面电令在天津的副师长李文田等人：“务望坚守津市，军队须多用奇兵，非极壮烈之牺牲，万不能放弃。”

7月28日，南苑之战发生，第38师特务团与日军发生激战。敌酋香月见第38师抵抗甚力，即派汉奸齐燮元送来《中国驻屯军声明》，不再提北平不驻军的条件，同意第38师一部进驻北平。宋哲元本有不愿率先牺牲、不愿单独牺牲的地方实力派心态，见蒋介石仍令自己移师保定坐镇，又闻徐永昌已经就任石家庄行营主任，断定南京当局定会先牺牲本军、再与日方和谈，于是听从秦德纯的建议，重新与日军媾和。宋哲元令南苑守军停战，调第38师特务团到北平换防。结果换防部队在大红门和玉带河一带中了日军埋伏，副军长佟凌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南苑南部守军也因腹背受敌，被迫突围而去。

1937年7月2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通信参谋铃木京大尉在丰台驻地指挥士兵与下属部队进行野战通话

此时，香月清司再度对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宋“一是脱离中央，一是离开北平”。宋下令秦德纯以北平市政府的名义，接受日方以保安队维持北平治安的条件，同意将独立27旅改为保安队，并派张璧通知日方。张自忠从潘毓桂处获得消息后，大为愤怒，立即前去阻止，与宋哲元发生激烈争吵。考虑到自己直接出面有被日方胁迫的可能，加上第29军诸将对秦德纯的退让方针有看法，宋哲元最终决定由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继续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此后南苑失守的消息传来，宋哲元决定连夜偕秦德纯等人移驻保定。此事后来一度被盛传为张自忠“附日逼宫”、企图从宋手中夺权。

7月29日凌晨2时，在天津的第38师向日军发起进攻作战，驻通县的伪冀东政权保安队随即反正，给狂妄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猝不及防，见态势不利，佯为接受和平。当天下午1时，宋哲元令第38师退出天津，并通电全国军政要员：“（宋）哲元奉令移保，所有北平军政事宜，统由张师长自忠负责处理。”张自忠亦于当天下午2时起，依次就代理职务，开始进行最后的和平折冲。

张自忠不愿接受北平不驻军的条件。在独立27旅已经改编为北平保安队的情况下，他拟调派驻北苑的独立第39旅进入北平，并请旅长阮玄武担任北平城防司令。不想阮玄武不信任张自忠，当即予以拒绝。

香月清司见张自忠拒绝日方要求，遂于31日将独立第39旅包围缴械。当晚，独立第27旅从北平突围，张自忠就此孤身陷平，但仍在奉宋哲元之命进行最后的和平努力。至此，除张自忠等少数第29军人员在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外，军属各部皆根据30日代理军长冯治安（宋哲元以生病为由，命冯治安代理军长）的命令，退守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采取守势。平津一战，第29军伤亡5000余人，日军公布伤亡1233人。

面对日军继续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并以江朝宗、高凌霨等汉奸发起的北平、天津“地方维持会”接管政权的要求，张自忠一一予以拒绝，但同意将江氏等人纳入冀察政委会，以“杜敌拉拢”，并恢复宋哲元废除的常务委员制度，以贾德耀、张允荣、李思浩、齐燮元、张璧五人为常委，为防止辞职后政权变质打基础。然而，张自忠的让步和举措并不能满足香月清司。8月4日，香月命令城外日军以“道路泥泞”为由，借路穿城而过，并密令逮捕张自忠。张自忠在实力全无的情况下，于5日向常委会辞职，称病避入东交民巷德国医院。8月8日，日军入城，千年古都沦陷。

力战殉国

8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宣布武装应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七七事变”的处置宣告结束。全国抗战开始后，张自忠设计逃出平津参加抗战，他在北平的折冲虽告失败，又被诬为“亲日派”“主和派”，因此一度引起国人的误解，就连国民政府也下令将其撤职查办。这是他人生中的最低谷。

脱险后，张自忠一度以戴罪之身空挂军政部部附的职务。1938年3月徐州会战开始后，张自忠正式复出，担任第59军军长，并在临沂阻击日军立功。对此，国民政府于3月30日发布公告：“张自忠前经明令撤职查办，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此次临沂之役，该员奋勇歼敌，树立奇功，拟请撤销前令，鼓励等情。张自忠撤职查办处分应准撤销，用昭激励。”正式为张自忠洗刷耻辱。此后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1939年冬季攻势。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命张自忠为右集团总司令，统一指挥第29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贡山南侧各隘路口，以主力控制长寿店以北，伺机击破进犯日军。此前，张自忠曾写下家书，内言：“吾自南下参加作战，濒死者屡矣。濒死而不死，是天留吾身以报国耳。吾久在兵间，能习劳苦。或疲惫之极，转念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吾幸而得为军人，复幸而得在前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而薄有建树，吾形虽劳苦，心则至慰也。方今日寇益深矣，国益危益，吾辈军人责亦重矣。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做好了殉国的打算。

5月1日，日军第13师团主力对第33集团军正面展开攻击。战至7日，张自忠决定亲自指挥特务营和第74师主力渡襄河至一线督战。10日，日军第13师团得到第39师团增援后再次发起猛攻。战至14日，张自忠再次亲率总部特务营及第74师一个团前往方家集侧击日军，试图切断日军退路。

5月15日，张自忠指挥的部队与日军第39师团一部发生激战。入夜后，日军大部队抵达，迫使张自忠率部向南瓜店转移。16日拂晓，日军步兵第231联队对南瓜店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保护总部的特务营伤亡殆尽，日军冲入阵地，张自忠随即组织肉搏，于15时伤重而亡，时年50岁。这位一度被认为是“汉奸”的抗日名将，终于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内言：“陆军上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久膺军寄，夙著忠贞，“卢沟桥事变”后，转战前方，屡建奇勋，方冀干城永寄，翊成复兴大业。乃以鄂中战役，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奋勇截敌，重创喋血，猷复猛进不已，并谆谆以效忠国家民族雪耻复仇勖勉部众，终因伤重殉职，全军感痛。政府追怀壮烈，轸悼良深。应予明另褒扬，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備宣付国史馆，以示国家笃念忠勋之至意。此令。”同一天，他还被追晋为陆军上将。1947年5月10日国民政府对张自忠实行国葬。1982年4月16日，张自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