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宏伟

[摘 要]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方面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研究课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起源的研究，批判过程中涉及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时期意识形態领域批判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起源、过程、范围、影响，但总体上看，整体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单一，深化研究不够。

[关键词] 意识形态 文艺界 “文化大革命” 批判

一、研究概况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方面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阶段是伴随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而产生的。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基本为空白。第三阶段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展开，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研究成果，但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较多。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研究的新视角越来越多，多个学科开始介入研究，特别是文学领域内的研究比较成熟。

二、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起源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影响因素，探寻这场意识形态大批判的起源，是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国际上反修防修的角度来分析的。戴知贤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是国内原因。这一时期，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党内“左”倾思想迅速发展，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是国际原因。1962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的封锁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叫嚷“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加重了决策层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毛泽东的注意力由经济建设转向政治思想领域，由党外转向党内。

也有学者从毛泽东滋生的个人专断作风角度来分析。此外，部分文学界的研究者从毛泽东的文学思想角度进行研究。

（二）关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过程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过程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多数研究者从具体的批判对象分析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具体过程。

1.对涉及文艺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

（1）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以文艺界为开端的原因。多数研究者从文艺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分析，从毛泽东关于两个文艺问题的批示入手，主要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后，他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形势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

（2）对批判小说《刘志丹》的研究。学术界形成的初步共识，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是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批判的先河。王庆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并引出毛泽东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批示，由此打开了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批判的政治缺口。

（3）对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研究。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围绕着对邵荃麟的批判作为分析的逻辑脉络。文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被批评者的文学观点为主要述评内容，重在理清文学批评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二是比较创新地将这一时期以对邵荃麟批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纳入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的考察中。曹霞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置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多维度地呈现文学批评功能和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性，有利于厘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规律和原生状况的认知[1]p1。

（4）20世纪60年代前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研究者是从制定《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三个工作条例入手，将调整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关于知识分子的“红”与“专”的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和党的领导三个方面。大多数学者都阐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重大意义。夏杏珍认为，60年代初的文化政策调整是一次全面、自觉的调整，调整从调查研究入手，为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2]。

2.对涉及史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

（1）对批判翦伯赞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涉及史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史学理论和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把对翦伯赞批判的研究重点放在阐述翦伯赞的史料观、历史教学论和史学思想变化上。政治学学科多数研究者的基本研究思路是阐述对翦伯赞批判的概况，阐述其当时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的理论内容。戴知贤针对翦伯赞发表的文章指出了他的观点，翦伯赞就古与今、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辩证的分析，批评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出现的各种偏向[3]p511。

（2）对史学界错误批判造成的影响。少部分学者对这一时期在史学界过火批判所造成的影响作了探析。胡尚元认为，随着对翦伯赞和吴晗批判的升级，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遭到全面冲击。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扭曲，片面的、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成为史学界的主要思潮，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为政治斗争服务成为一种自觉。

3.对涉及哲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涉及哲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哲学家杨献珍冤案的研究上。当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注重理论阐述，对杨献珍“合二为一”论基本达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杨洪林认为，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杨献珍首次提出“合二为一”思想，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内涵，从而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优秀辩证法传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宝库[4]。也有学者认为1964年爆发的“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论争，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对立，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哲学上的反映。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为实现从革命党哲学向执政党哲学的转化架设了桥梁。万泉指出：“一分为二”是事物的分化和延续、选择和淘汰的过程，维护事物的发展方向；“合二为一”是信息组合积累过程，是新事物的产生机制，是对旧事物的挑战、扬弃和创新[5]。

4.对涉及经济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涉及经济学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经济学家孙冶方被批判事件始末以及对他主要经济观点的阐述上。大多数研究者对孙冶方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重视流通的各个环节、尊重价值规律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韩金认为，价值规律是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学界对他的理论提出的不同意见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讨论。韩金指出：“价值规律同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不是相互排斥的，同时也不是各行其是的并行的规律，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6]p12-13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缺陷方面。顾能贵认为，孙冶方价值规律理论不彻底，思想不坚定。他指出：孙冶方所讲的价值不是市场价值，而只是计算的工具，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值波动来起作用；孙冶方强调用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调控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即可，无须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7]。

（三）关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国内学者在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其与“文化大革命”起源关系的研究上。研究成果多数见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研究中，是作为起源分析的一部分展现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学术价值也较高。但是对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影响进行专题性研究不多。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达成了比较一致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李振霞指出，回顾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确实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多方面做了准备[8]。

三、研究的不足及建议

（一）个案化研究特征明显，需加强整体性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以各个领域的典型批判主体为主要研究內容，针对性分析、个案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多，整合性的评价性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较少，这是因为这一时期在各个领域的批判涉及的范围广，在文艺、哲学、历史和经济各个领域都有所展现，有相当一部分贴近民众和民间文化。个案研究有利于推动史学知识的重构，对个案的深入研究是进行整合性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是个案研究也会带来相应的弊端，缺乏整体关联性与普遍意义的内涵。应该注重从宏观领域把握和解释历史，从“总体”上寻找和发现历史发展规律。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应该加强整体性研究，同时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具体事物背后的、隐性的和抽象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探析。

（二）学科交叉研究明显，需加强跨学科研究。政治学、文学、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等学科开始介入这一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有很大一部分展现在这些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应该具有跨学科意识，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在各个学科的交汇地带发现问题，以此在更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有助于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例如在对批判邵荃麟的研究上，应从政治批判和艺术创作关系的全新视角解读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今社会如何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对文艺思想的再评价无论是站在当代的还是历史的角度，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研究思路比较单一，需丰富研究方法。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在所涉领域内对被批判者所持观点，以历史考察的方法还原事件始末并加以评析，因而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学术发展仰赖于学科理论的充实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党史研究应该多元整合，加强地域史和学术史研究，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和思路，注重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时代化。搜集文献史料进行合理化的资源整合，避免造成史料的浪费与遗漏。采访一些仍然健在的亲历者，进一步搜集口述史料和回忆录，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

（四）研究视角较集中，需从新视角增加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研究视角，多为以对错误批判事件的叙述为切入点，还原历史并加以评析。今后的研究应拓宽研究新视角。一是加强对当时遭受错误批判学者和专家的奉献精神进行研究。在当时“左”倾思想比较严重的大环境下，文艺、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的各个领域始终有学者和专家等坚持不懈地在其所在领域不懈地坚持真理，对现实不盲从。他们的努力和坚持，对当时文艺、史学、经济学和哲学各领域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各个领域仍然取得了成绩。因此，对这一时期遭受错误批判的学者和专家的奉献精神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二是从历史教训和启示的视角进行研究。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认真总结，留下这一财富，从中获得启示，汲取教训，对于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霞.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1949—1976）[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

[2]夏杏珍.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J].泰山学院学报，2006.

[3]郭德宏，韩钢.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4]杨洪林.论杨献珍“合二为一”的民族性及理论价值[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4）.

[5]万泉.“合二为一”也是辩证法——生命演化过程的启示[J].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08（2）.

[6]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顾能贵.孙冶方价值规律思想的意义及其局限性[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2）.

[8]李振霞.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J].新东方，2001（2）.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