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丽++王兵

摘要：基于我国1981～2015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溢出模型，对我国R&D支出、FDI、OFDI的产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結果表明，R&D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均有所减弱，其技术进步效应甚至转为负向；2003年之后，FDI渠道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并没有单独的正向效应，而OFDI渠道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始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FDI和OFDI正向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显现需要国内R&D的承接吸收。

关键词：R&D；FDI；OFDI；产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04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016-04

Domestic R&D Expenditur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Output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ffect

ZHANG Yongli，WANG Bing

（School of Business，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

Abstract：Based on Chinese economic data from 1981 to 2015，the relationship among domestic R&D expenditure，FDI，OFDI，output effec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ffect i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establishing an extended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and an extended technology spillovers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as follows：domestic R&D capitals effects on total output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have been weakened，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ffect even have been turned negative；from the single effects of FDI and OFDI，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through FDI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Chinese after 2003，but OFDI could generate significant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effect and positive output effect during the whole period；FDI and OFDI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ntribution on total output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with domestic R&Ds absorptive capacities.

Key words：R&D；FDI；OFDI；output effect；technology spillovers effect

国家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内研究与开发（R&D）投入和对国际R&D溢出的吸收。国内R&D投入不仅可以创造新的知识和信息直接促进技术进步，而且对承接国际技术溢出意义重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条重要渠道[1，2]。FDI承载着发达经济体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前沿管理方法，是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重要的知识来源。OFDI是母国控制国外企业经营管理权，学习、吸收、引进、模仿、创新国外先进技术，促进母国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和开放经济的发展，各国不断加大国内R&D投入，并积极承接吸收国际R&D的溢出，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以我国为例，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提高，2012年R&D经费支出突破万亿元人民币，2013年以来R&D支出比重持续保持在2%以上。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FDI持续突破1000亿美元，OFDI突破600亿美元，2013年开始OFDI也突破1000亿美元。这说明我国不仅积极实施外资“引进来”战略，也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已进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基于此，本文运用我国1981～2015年的经济数据及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溢出模型，实证研究了国内R&D支出、FDI、OFDI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关系，并通过客观分析三者的贡献，提供适时合理的政策建议。

1文献综述

对R&D投入、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的研究，Romer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划分出R&D部门，突出了R&D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创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先河[3]；Griliches首先区分了R&D相关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技术溢出，即租赁溢出和知识溢出[4]；张海洋和Cohen等学者认为R&D具有提高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5，6]；王鹏等研究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在内外研发中的溢出效应[7]。

关于国际R&D溢出的研究，Grossman等运用“内生—创新驱动”增长模型，指出技术可能通过国际贸易渠道溢出[8]，被公认为是国际技术溢出的开创性研究[9]。在此基础上，Coe等使用国际R&D溢出模型验证了G7国家对贸易伙伴国的R&D投资有积极的溢出效应[10]，从而支持了通过贸易形式的国际技术溢出假说。Van Pottelsberghe等将对外投资作为溢出渠道引入模型[11]，完善了Coe等的国际R&D溢出模型。之后，国内外学者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都在二者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并简称CH法和LP法[1，12～16]。此后，Kogut等从投资动机角度考察了OFDI的东道国技术溢出现象，其实证结论认为技术寻求型OFDI是存在的，并最先提出了逆向技术溢出的构想[17]。其他学者也提到或实证检验了关于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论断。其中，Van Pottelsberghe等实证结论认为OFDI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而FDI转化技术却是单向的[11]；赵伟等总结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四个机制，并通过构建FDI逆向技术转移的（修正）链条模拟系统，证明了我国对R&D密集的国家（地区）的OFDI存在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2]；马亚明等从技术扩散的视角，使用单向和双向扩散模型说明了技术扩散的存在[18]，也为技术寻求型FDI的存在提供了依据；Hu等指出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技术转化、国内R&D投资和FDI三种途径实现技术进步[19]；鲁万波等实证检验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认为OFDI总体上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20]。

①考虑到政策因素的滞后性，2003年之前Z值为0，之后为1。

②限于篇幅，未提供变量算法和样本数据表，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此外，李燕等認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赖于国内FDI增长率，并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模型和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2]；Driffield等运用GMM法证明了英国国内行业向国外跨国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与东道国产业的研发密集度有关，还受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21]；Wang等总结了R&D活动对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以及引进FDI的当地公司从FDI相关技术溢出中受益的四种渠道，并通过实证证明了R&D存量和FDI对地区工业增长显著正相关[22]。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①用FDI强度FDII和OFDI强度OFDII替代变量FDI和OFDI；②引入了反映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Z；③将R&D支出存量RDS、FDII与OFDII分别纳入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溢出模型，并引入了三者的标准化交互项以及三者和Z的交互项，且考虑了滞后效应。

2模型构造与变量说明

21模型构造

为了实证研究国内R&D支出和国际R&D溢出与我国产出及技术进步间的关系，本文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即：

Yt=AeρtTκLαtKβt（1）

其中，Y为总产出GDP，Aeρt为移动参数，T为表示技术进步的函数，L为人力资本存量，K为固定资本存量，κ为技术进步的产出弹性，α和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技术进步，则技术进步的函数关系式可表示为：

TFPt=A0RDSτt-1FDIIφt-1OFDIIωt-1（2）

其中，A0为参数，τ、φ、ω分别为RDS、FDII、OFDII的技术进步弹性。

为了摆脱模型混合回归的嫌疑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后政策因素的影响，引入虚拟变量Z①，初步整理可得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溢出模型：

gdpt=c0+αlt+βkt-1+γ1rdst-1+γ2fdiit-1+γ3ofdiit-1+γ4Zt+ε1t（3）

tfpt=c1+θ1rdst-1+θ2fdiit-1+θ3ofdiit-1+θ4Zt+ε2t（4）

其中，c为常数项，α、β、γ、θ为待估参数，ε为残差项，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用相应的小写字母表示，并考虑了滞后性。

22变量说明

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并选取2010年为基期，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TIFA、GDP、K、RDS、FDI和OFDI做了平减处理，然后从中截取1981～2015年TIFA、GDP、L、K、RDS、FDI、OFDI和TFP作为样本数据。其中，使用永续盘存法（PIM）来估算K和RDS；使用变量FDII和OFDII替代FDI和OFDI，FDII和OFDII被定义为FDI和OFDI与TIFA的比值；使用生产函数法测算历年TFP②。

3实证分析

31变量相关关系分析

本文使用Stata 140对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消除多重比较谬误后的相关关系矩阵见表1，其中多数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也有一些变量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32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对式（3）和式（4）两个模型回归时，考虑了RDS、FDII、OFDII、Z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单独效应和交互效应，于是两个模型得以扩展，且各包含6个子模型。首先对子模型进行OLS回归，并使用FEGLS法

对存在序列相关的模型进行修正[23]。然后用更具一般性的LM检验来侦察子模型自相关问题，其原假设为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然后使用ADF单位根检验和白噪声检验对残差项进行检验。LM检验结果显示，12个子模型F统计值偏小，P值较大，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故不拒绝原假设；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项均不存在单位根；白噪声检验结果显示，除模型1、模型7和模型8外，其余模型的残差均为白噪声序列。从模型拟合结果看，除模型9可能存在模型误设外，其他模型拟合效果比较理想。最终回归结果见表2和表3。从模型4至模型6和模型10至模型12看，Z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极其显著，说明2003年以来政策作用对产出和技术进步具有积极影响。从综合分析的视角看，本文更偏好模型4、模型6、模型10和模型12的拟合结果。

321R&D存量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单独效应

模型1中，rds项系数为正且显著，rds×Z项系数为正，说明RDS对产出始终具有正向效应，且效应增强了。从模型4至模型6看，rds项系数为正且极其显著，而rds×Z项系数为负，说明2003年以后RDS的产出效应减弱了，但对产出仍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7和模型10至模型12中，rds项系数为正且显著，rds×Z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而且系数绝对值更大，说明2003年之前RDS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效应，2003年以后RDS对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对此结果，可能的解释是，2003年以来国外技术大量引进，降低了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且国内R&D承接吸收效率较低，使得引进的国外技术在国内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另一可能的解释是，新科技的研发创新本身就存在难度大、耗时长、突破小、效率低的特点。

322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单独效应

模型2中，fdii项系数为负，fdii×Z项系数为正，系数均不显著，说明2003年之前FDI对产出具有负向效应，2003年以后FDI对产出的影响转为正向。从模型4至模型6来看，fdii项系数为正又极其显著，而fdii×Z项系数为负且绝对值更大，说明2003年以后FDI的产出效应为负。

模型10中，FDI对技术进步的年平均贡献程度从2003年以前的4%下降为-134%；模型12中，FDI对技术进步的年平均贡献程度从2003年以前的109%下降为-120%，说明2003年以后FDI并不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此结果支持了蒋仁爱等的实证结论，即FDI并不显著促进国内技术进步[16]。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吸引外资只注重“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对外资“质”的遴选，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市场换技术”政策，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过多的政策保护，使得更多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流向FDI密集的企业，从而限制了国外先进技术的外溢，这也是Wang等的实证结论之一[22]；此外，FDI密集的企业可能抢占了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此即Aitken等提到的“市场偷窃效应”[24]。

323O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单独效应

从模型3看，ofdii项系数为负且显著，ofdii×Z项系数为正且绝对值更大、但不显著，说明2003年之前OFDI对产出具有负向效应，2003年以后OFDI的产出效应为正。以模型4为例，OFDI對产出的平均贡献程度从2003年以前的-35%上升为110%且影响显著，说明2003年以后OFDI对产出有逆向溢出效应。从模型10知，O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从2003年之前的-18%上升为88%，且2003年之后影响显著，说明2003年以后OFDI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此结果支持了赵伟等、鲁万波等的实证结论，即OFDI具有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12，20]，而与李梅、王英等及Bitzer等的结论相悖[1，13，14]。

324R&D存量、FDI和OFDI的交互效应和总效应

模型6和模型12中，从rds、fdii、ofdii两两交互及三者的交互项系数看，含有rds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极显著，说明其交互作用对产出和技术进步有正向效应。可能的解释是，R&D存量水平越高，FDI和O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越大，这说明FDI和O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产生显著正效应需要国内RDS的承接，即本国对FDI和OFDI引致的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要高于某一门限水平[25]，这也与Cohen等提到的国内R&D的吸收能力对学习外部知识至关重要的观点一致[6]；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FDI强度和OFDI强度越高，R&D存量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影响越大。从关于吸收能力的文献看，本文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此外，模型6和模型12中FDI和OFDI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可能的解释是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效应与O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效应作用相反而抵消了负向作用。

从两模型的总效用看，整个样本期间，RDS对产出的总效应始终为正，对技术进步的总效应由正转为负；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总效应均由正转为负；OFDI对产出和技术进步的总效应始终为正。

4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从单独效应和总效应看，我国R&D存量对总产出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作用远大于FDI和OFDI的产出效应，但我国R&D支出的技术进步效应有待提高；2003年之后，FDI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生转折，并没有保持正向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而OFDI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始终影响显著。从交互效应看，FDI和OFDI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正向效应的显现需要国内R&D存量的承接吸收。

根据所得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1）继续加大国内R&D支出强度，合理、有效配置R&D资源，可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新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2）继续实施外资“引进来”战略，选择优质跨国企业对我国直接投资，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完善外资进入的遴选机制，并把吸引外资的战略重点放在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上，创造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以促进跨国企业更好更快地技术溢出。

（3）继续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资金换技术（市场）”，有机会获得关键原材料、进入新市场、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战略资产等，还可以提升国内企业或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4）继续加强我国对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虽然我国R&D支出相对较高，但自主研发能力和效率较弱，如果加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更利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承接、吸收、模仿和创新，从而提升我国技术水平，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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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