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云 朱玉芳

摘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基尼系数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利于提升个人的健康水平，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造成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下降。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负面影响的概率将提高168%。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间呈逐年依次显著下降的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农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升个人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所起到的缓冲作用也更大。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水平；职业；收入差距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7.26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7-0121-05

Social Economic Statue， Income Gap and Health Leve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FPS

SHEN Yun1 ，ZHU Yufang2

（1. Chinese Western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2. Deyang Housing and Urban Rura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Bureau， Deyang 6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testes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for person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e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help improve the health of individuals； and widening income gap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personal health， the Gini coefficient per expand a standard deviation，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negative selfrated health probability influence will decline 168%. Enhance the social status will help slow down the widening income gap to the adverse effects on personal health.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robustness tests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dex fo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followed by a significant downward trend between the year 2010 and 2012 .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rban and rural contrast， farmers in rural areas increas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better able to enhance their level of selfrated health，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to buffer the impact of income disparities is greater.

Key words：socioeconomic status； health level； occupation； income gap

1引言与相关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收入差距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持续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结构群体中可能隨着年龄的差异而出现分化，在年龄的临界点之前，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健康的影响表现出发散效应，而超过该临界年龄后将表现逐步收敛的现象[1]。但该结论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人口以及社会环境，因此会存在不同的健康影响程度和影响模式[2]。那么，对于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水平是否随之相应提升了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一些年幼时家境贫穷的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取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没有随之相应提高，反而出现职业压力过大，工作时间较长，直接导致这部分人群生理和心理上的控制感增强，进而容易患上抑郁症、心脏病等，对人们的健康水平反而有害。

收入差距和社会经济地位二者之间也可能存在较强的作用关系，较强社会地位的人们可以带来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导致社会差距的拉大，而这种差距的扩大也进一步导致健康的不平等[3]；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使得收入高的人群进入社会上层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同时提升地位需要更多的财富，获取较好的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因此，这两者的作用机制还相对模糊，研究收入差距、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健康也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新常态下的经济长期增长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影响的衡量指标方面，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以及声望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还存在累积效应[4]，长期的具有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相对具有更好的健康水平[5]。但Lowry和Xie认为这种累积效应在青年阶段则不太明显，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累积效应将逐步显现出来[6]。相关结论也得到李建新等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既表现出“收敛”效应也存在“发散”效应，该作用效果具有长期性，贯穿不同年龄阶段。此外，王甫勤认为人们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带来生活方式的不同[7]，而且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也会对个人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8]。

收入差距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方面，目前的研究基本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健康水平差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9]，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对健康水平差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10]。国内对收入差距和个人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目前还未形成统一结论。Li和Zhu认为基尼系数和自评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时，收入差距扩大将使得自评健康变差，当收入差距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自评健康将有变好的趋势[11]。而关于该影响机制，封进和余央央认为是公共医疗的供给不平衡导致的结果[21]，而齐良书则认为主要是由于教育的不均引起就业的差异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健康的不平等[12]。

综上所述，目前对社会经济地位与收入差距对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是否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同时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指标相对主观，客观性较差且缺乏可对比性。

2数据来源与主要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年间的数据，该数据库涵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416个行政村居，可用样本个数为16923，样本代表性较强。其中，成人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健康状况有详细的调查，本文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根据成人问卷中的问题P201“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的回答结果重新进行自评。

22主要变量说明

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目前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保证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用基于职业测量社会地位的指标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a-Economic Index，ISEI）來衡量。该指数最早是由布劳和邓肯通过对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然后根据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统计结果进行排序和赋值，对其收入和教育水平与相应权重的乘积来计算而得，它更多的是反映一个人的客观地位而不是主观地位[13]。本文以被调查对象14岁时父亲和母亲的职业以及本人现在的职业进行匹配。具体而言，在样本分析中通过STATA程序将问卷数据中本人现在的职业及其父亲的职业ISCO-88代码转换为ISEI值。最后得到的ISEI指标为取值16～90的连续型变量。

此外，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收入差距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具体通过基尼系数来衡量。本文借鉴申云等的测量方式，通过同一区县或村居内居民的收入/支出来测算不同层面的基尼系数[14]。由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造成人们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本文采用“礼金来往”来体现社会关系网络的代理变量，礼金来往主要包括家庭当年送出或收到的礼金或礼物（以人民币计价）。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个人健康的因素对结果造成的偏误，本文还加入了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作为控制变量。

3实证结果分析

31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

首先，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GINI+β3statusicj×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1）

Healthicj=β0+β1ISEIself+β2GINI+β3ISEIself×GINIicj+β4ISEIfather+θ×Xicj+provincej+μicj（2）

其中，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水平；status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ISEIself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father代表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tatusicj×GINIicj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基尼系数的交叉乘积项，用于反映交互项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ISEIself×GINIicj代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乘积，反映这二者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表2为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结果。第二列中以自评健康1为因变量的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社会地位对健康有积极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列以自评健康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也显示出明显的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个人社会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本文使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个衡量指标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第四至五列的回归模型结果都表明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都会产生积极的显著影响。

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来看，二者都对自评健康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从二者交叉项的系数来看，二者系数都比基尼系数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较小，说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都会对个人健康产生负向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心理的不平衡会导致人们心理的不健康程度会增大，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基尼系数每扩大1个标准差，个人自评健康的概率将下降168%。

然而，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之间也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个人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而健康水平也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影响其收入、职业、教育等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为了降低这种潜在的内生性对结果导致的偏误，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的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进入自评健康2的决定因素有表2中的显著影响变量个人社会地位、年龄、职业收入、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等，进入个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为自评健康2、大学学历、党员身份等。从表3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和第三

列不控制其他变量，第四和第五列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个人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表2中的结果一致。

32加入时间趋势的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个人的社会地位对自评健康程度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来测度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如式（3）所示：

Healthicj=β0+β1statusicj+β2year2012+β3statusicj×year2012+θ×Xicj+provincej+μicj（3）

其中，2010年为对照的基年，本文设置了2012年数据的虚拟变量year2012，Healthicj为位于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自评健康状况；statusicj代表省份j区县c的第i人的社会地位；statusicj×year2012代表个人社会地位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主要反映2012年相对2010年人们社会地位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趋势。Xicj代表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居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大学学历、户籍、党员身份、基尼系数和礼金来往。provincej为省份虚拟变量，μicj为残差项。

首先，本文通过极大似然法（MLE）来估计线性Probit模型（LMP），并对其进行考虑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处理，分别对CFPS2010、CFPS2012和两年混合数据进行回归。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不同年份的回归结果，同时有利于通过更换样本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为了更好地检验城乡间是否存在地域差异，本文把样本户籍地域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分别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不管是单年数据还是混合数据，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都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比较稳健。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相比2010年而言，本人社会地位在2012年城市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19%（5%水平显著），而在2012年的农村地区中的显著水平上升了31%（5%水平显著）。相比城市而言，农村居民社會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的原因为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往往相对较弱，农民社会地位提升更多是通过收入来体现，从而间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提升农民的自评健康状况。

33稳健性检验

为了避免主观自评健康水平误差对前文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方法仍然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采用了考虑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从表5模型（1）至模型（3）的实证结果来看，基尼系数对自评健康水平2在1%的显著水平还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尼系数的回归系数绝对值从2010到2012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并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不利于个人健康水平。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的交互项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向影响自评健康水平，且相应系数绝对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也进一步表明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自评健康水平的不利影响。两年和三年的混合数据回归系数仍显示为正，表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确实能够减缓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模型（4）和模型（5）中加入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基尼系数乘积的交互项，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1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为04732（1%的水平显著），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则为04225（1%的水平显著），说明相比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在2011年和2012年都显著下降了。在模型（4）中，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2012年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4237（1%的水平显著）。意味着相对于2010年而言，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间依次显著降低了。这也进一步说明父代的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健康状况还是存在一定的影响，虽然影响在逐年降低，也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自评健康水平确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证实了本文结论是稳健可靠的，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趋于逐步上升的趋势，阶层的固化现象也有逐步降低的迹象。

4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CFPS数据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收入差距对居民个人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个人的健康水平；而且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基尼系数扩大1个标准差，其对居民个人自评健康负面影响的概率下降了168%；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在2010～2012年都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的自评健康水平，而且对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负面影响缓冲作用也更大。

综上所述，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会造成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我国民众在追求更高的收入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政治和经济等各领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水平。而改善医疗卫生水平和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可获得性以及提高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成为民众获取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政策层面，主要蕴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是不断完善和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特别是不断建立健全农村地区的医疗养老保障体系，积极提高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收入，从而不断降低收入差距，降低城乡居民健康水平不平等。二是积极加强对城乡居民的培训教育的扶持力度，特别是企业对社会急需技能工人的培训补贴力度，从而间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缓解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冲击。三是逐步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分配和规范，防止优质医疗资源流向于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高的民众，降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健康水平在城乡内部之间的不平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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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