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俞越+刘志超+张慧

内容摘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与此同时，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并顺利加入SDR，成为SDR货币篮子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货币。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旧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方面，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经济失速，中国迫切希望实现经济转型，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中国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下，遭遇越来越多的摩擦，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中国迫切希望由规则的追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进入新常态后国际战略的转向，同时也是中国在现有国际规则下的一次深海突围。通过加深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增加亚洲内部的贸易份额，打破现有的国际贸易结构和定价体系，给中国创造新的机会，由规则的追随者变为制定者。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关键词：一带一路 大宗商品 定价权 期货市场 国际化

“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一）步入“新常态”面临“三断裂”，“一带一路”助我国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告别了超高速增长，步入了“新常态”，其突出特点为三期叠加：一是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增速由2003-2007年年均增长11.6%降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6.7%，经济“L”型的“七上八下”的探底之路仍将继续；二是产业结构转型期，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痼疾；三是前期政策消化期，近年来为刺激经济增长，我国政府不断加大投资和信贷投放，截至2016年，我国M2/GDP已接近200%，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0.7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是6.48万亿元，合计17.18万亿元，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需消化。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增。造成该局面的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正面临着三重断裂——增长断裂、改革断裂以及全球化断裂。大规模造城运动结束叠加外需疲软致使两大经济引擎（投资和出口）先后停滞，经济增长由超高速向次高速换挡，增长出现断裂；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问题不再是动力不足，而是阻力更大，來自于官僚+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阻力使得全面深化改革举步维艰，改革红利逐步消失，改革出现断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霸权地位削弱，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依赖关系局部破裂，传统的贸易格局和贸易规则陷入酝酿调整，全球化红利逐步消失，全球化出现断裂。

三大断裂带的出现表明原有的对外开放战略已然无法适应我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因此，我国主动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由“走出去，引进来”变为“大规模走出去，高水平引进来”，由“注重商品输出”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转变，而“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我国资本输出的代表作。“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我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助力我国经济实现“量”到“质”、“大”到“强”的转变。

（二）巩固陆权拓展海权，“一带一路”助我国规则突围

当前，全球化退潮现象愈演愈烈。一方面，全球货物贸易进入深度调整。代表国际贸易活跃程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近年来持续走低，自2008年创下11793的历史高点后，到2016年初更是创下近15年最低点跌破290点；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主张和行动愈演愈烈。全球化退潮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原有的全球分工体系、贸易格局面临重大调整，而这正是我国“走出去”主导区域性贸易规则的良机。

在此背景下，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正是通过“巩固陆权，拓展海权”的方式逐步由“规则的追随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一方面，巩固陆权，陆权是争取规则制定权的基础。我国通过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运用高铁贯通欧亚，将众多陆权国家串联在一起，形成有利于陆权国家的区域性贸易规则，抗衡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所建立的贸易规则。另一方面，拓展海权，海权是争取规则制定权的重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对海洋的依赖越来越强，海洋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海洋已成为联系各国经济的纽带和桥梁，大宗商品贸易更是严重依赖于海洋。因此，谁控制了海权谁便控制了大宗商品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可以突破美国封锁，实现战略重心西移，暂别东亚转而更有可为的西线，通过与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陆权国家”向“两栖国家”转变，进而增强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的控制力，提升大宗商品定价的话语权。

“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我国一直强调要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然而如何界定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定价货币就是我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定价权，价格高低不重要，“价格可承受，资源可控制”就是争夺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目的所在。而“一带一路”战略将通过输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沿线资源和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规则，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重构定价规则和货币体系，进而推动以人民币作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疏解过剩产能掌控沿线资源，提升大宗商品话语权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诸多产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僵尸企业”普遍存在。从整体来看，我国全部产业产能利用率不超过65%，远低于世界通用标准85%；截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大约有10%的僵尸企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叠加国际经济疲软，中国“去产能、去库存”之路困难重重。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将过剩产能输出国外将是我国消化产能过剩、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过剩产能的输出同样有助于我国大宗商品话语权的提高。

一方面，中国能够通过投资设厂、参股生产等多种疏解产能过剩的方式，加强“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供给端的影响；另一方面，输出过剩产能有助于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形成新的雁阵模式。作为“雁首”的中国有望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贸易关系，并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将单一的中国需求变为以中国主导的区域性需求，进而增强中国在大宗商品需求端的影响力。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有助于我国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资源供需两端的影响力，从而有助于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话语权。

（二）主导区域贸易规则，影响大宗商品定价权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一直强调与国际接轨，所谓的“轨”就是国际惯例，就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具体实施的，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货币体系，利用三大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关贸总协定（现WTO）推进。目前，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马歇尔计划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亚投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相近。“亚投行”借鉴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形成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规则，而“一带一路”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逐步向多边贸易扩散，进而形成由亚洲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规则。由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建立，且中国占据了“一带一路”国家30%的人口、50%的GDP，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最重，这个区域性的贸易规则必然是由中国主导的。

以原油为例。页岩油革命使得美国由原油的需求方迅速转变为供给方，美国对中东、非洲等国的原油依存度显著下降，这恰好给予了中国介入的机会。同时乌克兰危机引发俄欧关系紧张，中俄能源合作加强促使其原油供应重心东移，中国作为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2014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量已占到世界的50%），已成为主要产油国竞相争夺的目标，中国在原油需求端的议价能力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及中亚、俄罗斯联手，推动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使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成为继布伦特原油、WTI和阿曼原油期货之后的又一定价基准期货合约，进而提升中国对原油的定价权

（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

目前，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几乎都在美国，美国之所以能够掌控大宗商品定价权是因为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的主要结算、计价货币，进而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我国要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应借鉴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大宗商品定价权，而“一带一路”的实施恰是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第一，倒逼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和前提，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倒逼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權。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资金提供方、贸易伙伴均为中国，这将会极大提升人民币及其衍生品的需求，并对人民币的流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而加速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重在加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此类项目需要庞大的投融资支持。因此，以人民币为标的的投融资工具尤其是人民币债券的需求将会面临几何倍数增长，而人民币债券发行需要公允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作为参考。公允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应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而非人为编制。因此，以人民币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的主要货币，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同样会助力人民币输出，提升人民币的定价力。

第二，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增强人民币计价功能。 “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转变，由周边向区域扩散，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一方面，通过“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将在“一带一路”区域沿线国家得到极大的推广，而随着人民币结算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币将会逐渐成为区域性的计价货币，乃至成为亚洲的“锚货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立中占有主导地位，加之人民币的币值坚挺，在推进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时，人民币将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计价货币之一，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将由周边逐步向区域扩散，进而形成人民币的“弱货币区”。

稳步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助力中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

“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占据大宗商品贸易的战略制高点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期货价格具有公开性、公平性、权威性，期货定价机制已逐步成为大宗商品主流的定价模式，有色金属主要参考LME、粮食谷物主要参考CBOT、棕榈油主要参考马来西亚等等。因此，中国要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还需建立区域性的定价中心。

纵观全球性、区域性的期货定价中心，笔者发现，要想建立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其首要前提是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具体而言，要实现交易所国际化、品种国际化以及投资者国际化。

（一）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

交易所是整个期货市场的核心，是市场创新的最前沿。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下，监管层将管理期货市场本身风险放在工作首位，监管端口前移，交易所同时扮演了监管者和服务者的双重角色，而这直接束缚了期货交易所创新能力。因此，在期货市场双向开放的背景下，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实现管办分离是当务之急，其中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品种审批权的下放以及交易制度的优化。

1.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逐步向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当前，重要期货品种的推出，仍旧上报国务院审批、由证监会批准，繁杂的审批程序以及监管理念的错位，大大拖累了交易所品种创新的效率，如股指期货研究八年方推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成立已经三年，原油期货尚未落地。现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期货交易所上市新的交易品种，应当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实际上要经过国务院批准。这就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不符合正在大力推进的简政放权的趋势。因此，将品种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由证监会批准即可，逐步向交易所上市品种与证监会核准备案过渡，使交易所成为品种创新的真正主体，方能激发交易所创新动力。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基础，场内期货是场外衍生品的基础，只有场内期货市场具有丰富的产品工具，整个衍生品市场才能迎来整体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具有与境外期货市场竞争的能力。

2.优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强市场服务能力。参照CBOT、LME的成功经验，一个成功的交易所不仅在于期货品种的选取，更在于其能够提供的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然而，受管理体制所限，为控制市场风险，我国期货交易所严格限制交割，导致期货近月交易并不活跃，从而限制了期货市场的实体经济服务能力。因此，期货交易所应当主动对接现货市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交割、物流、金融、信息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进而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做大做强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形成对外竞争实力，将产品定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期货交易所改制势在必行。期货交易所是期货市场的组织者，在期货市场居于核心地位。目前，我国现有期货交易所除中金所为公司制外，其余三家均是会员制交易所，然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会员制交易所都是由政府主导创立、“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由证监会对交易所进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政府干预色彩较浓，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与国际通行的会员制和公司制交易所存在不少差异。在这种政府“既管又办”的体制之下，交易所发展受到很大局限，很难与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现真正转变。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管办分离”迫在眉睫，否则既影响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又难以适应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

作为后来发展的期货交易所，我国期货交易所应发挥后发优势，直接学习和借鉴国外期货交易所的先进经验，少走弯路，避免犯错，使我国期货市场的试错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后发优势也为发挥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基础。改革期货交易所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明确期货交易所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交易所这个市场的核心部分成为真正的交易所，尽快启动交易所公司制改革，并尽快完成上市，成为竞争性、商业性的公众交易所。否则市场一旦全面开放，现行的期货交易所体制将不堪一击。

（二）稳步推进品种国际化，夯实期货市场国际化基础

我国要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建立区域性定价中心，必然要伴随着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期货品种的国际化是整个期货市场国际化的核心。但是，目前我国期货品种上市早晚不同、成熟程度迥异，因此国际化品种的选择和国际化的方式应适应期货品种的特性，不应遵循定例。

1.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种率先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部分期货品种的国际定价力正不断提升，尤其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种正逐步成为大宗商品贸易的定价基准，如黑色系列品种、PTA等，尤其是我国特有的PTA期货品种正逐步成为东南亚地区PTA贸易的定价中心，打破了日韩在东南亚的定价垄断地位。人无我有的黑色金属系列品种也具备了率先走出去的基础和条件。对于此类具有成熟的中国特色期货品种，理应率先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此外，部分品种如铜、豆粕、棉花等正逐步走出影子市场的阴影，与全球定价中心品种的相互引导性逐步增强，对于此类成熟品种，同样可以尝试探索国际化。

2.原油、外汇等国际战略品种加快落地。对于原油、外汇等具有国际战略性品种应加快落地。原油具有“商品之王”的美誉，是大宗商品的重中之重，其价格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着其他大宗商品，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长期以来，中国都处于原油定价体系的边缘地带。然而，随着石油贸易格局突变，中国原油议价能力迅速提升，此时正是中国参与原油定价最佳时机，而原油期货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和载体。

伴随着我国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逐步深入，加之中国经济的不断下行，汇率波动风险持续攀升，外汇期货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目前已经有8个境外期货交易所上市了人民币期货合约，而且离岸人民币汇率对在岸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开始显现，如果我国迟迟未能推出外汇期货，人民币定价权旁落的风险会不断增大。因此，推出外汇期货迫在眉睫。大宗商品定价权说到底就是以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和期货市场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定价货币，人民币的定价权不能旁落。

3.期货产品系列化需进一步提速。由于单一的期货品种无法满足机构投资者、现货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需求，单一期货品种的国际化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相对有限。因此，期货品种的国际化还需在产品系列化下足功夫，一方面重点并加快推出相应品种的期权合约，另一方面完善产业链品种体系，此外，可根据市场投资者的偏好推出相应的商品指数类产品、迷你合约、掉期合约、基差合约等，实现场内期货与场外市场的有机对接。

4.有针对性地推出区域性品种。在期货市场国际化过程中，期货交易所还可以根据国际投资者特点，推出相应的特色性区域品种，以增强期货交易所的影响力，例如，期货交易所可以有针对性地推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品种。

此外，就期货品种国际化方式而言，期货交易所一方面可以通过引进国际投资者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则可以积极探索与境外市场进行产品互挂，充分利用境外市场资源，降低品种国际化的操作成本。

（三）投资者国际化循序渐进，走出去协同引进来

期货市场的国际化必然伴随着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但是期货投资者的国际化仍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机构少，散户占主导”，期货人才相对匮乏；二是期货市场规模深度不足，市场承载力不够，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较为困难。因此，期货投资者国际化还需循序渐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呼应、相促进。

1.投资者借力期货公司走出去。有条件的期货公司先走出去，通过收购、新设等多种方式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学习多元管理经营模式、获取境外资源、吸纳高端人才。除在中国香港设立期货公司子公司外，广发期货收购英国期货经纪商NCM，在获得LME圈内交易会员资格的同时，也取得了在欧洲等地展业的资格。中银国际通过申请获得海外主要交易所清算会员资格，在全球市场跑马圈地。南华期货在芝加哥设立美国子公司。期货公司走出去已迈开步伐。与此同时，国内投资者借助期货公司渠道走出去，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培养正确的、先进的投资理念和交易模式。

2.重点引进国际机构投资者。引入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交易，丰富国内投资者结构，有效改变我国期货市场“机构少、散户占主导”的局面，增强期货市场承载力，加强期货市场深度，进而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扩大期货市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3.大力培育复合型期货专业人才队伍。在投资者“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中，要注意期货投资者的培养，打造“既懂现货，又懂期货”、“既懂场内，又懂场外”、“既懂商品，又懂金融”、“既懂境内，又懂境外”、“既懂风险管理，又懂财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期货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赵森.利用期货交易 避免市场风险[J].商业经济研究，1993（1）

2.郑燕，殷功利.新加坡模式的经验及其对上海自贸区建设启示[J].商業经济研究，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