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我们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和已有研究成果，找到1927-1939年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出版的冠以“国文”或“国语”名的初中教科书39套，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见，30年代最大的教科书出版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四家出版社共出了19套教科书，占当时同类出版物数量的一半左右。这39套教科书，都是文言白话混选，文言文数量按年递增，且按是否分单元，课后是否附语法修辞和文学知识的不同，这些教科书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它们各自预设的教学内容的不同，上述教科书可分三类。第一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思潮的编写理念，以思想道德教育为主，但跟20年代相比，其内涵已经有所变化。第二类继承了20年代突出新文学的编写理念，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受1930年前后时代背景的影响，其具体篇目和所体现的趣味跟20年代教科书中的新文学已经大不相同。第三类教科书呼应了20年代中期舆论对国文教科书的批评，以文章作法为主要内容。这类教科书在数量上最多，流通最广。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四大教科书供应商在一番摸索后，都转到了以文章作法为主导的编写轨道上来。

一

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代出版了至少5套初中国文教科书，其中以傅东华、陈望道的《基本教科书国文》最有特色，以傅东华《复兴初中国文》影响最大。两套教科书主编都为傅东华，前后相隔不到一年，但在编辑思路上却变化很大。

《基本教科书国文》，1931年12月至1933年2月陆续出版。相比于此前出版的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国文》的“新尝试”，在于它的课后“说明”。“说明”作为国文教科书助读系统的一部分，这并不新鲜。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胡怀琛《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其部分课文后也有“说明”。但《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的内容，确为独创。“这些说明虽然散在各篇，合之自成系统，便是把一部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分散开来，具体地灌输给学生知道”；同时，“中国及世界文学上最粗浅的常识——如各种文体及诗体的名字，及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们认为在初中时代已有逐渐灌输的必要，所以书中有一部份的教材是为这个目的选入的，也无非欲在无形中为学生预备将来欣赏文学的基础”[1]。《基本教科书国文》同民国时期的其它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不同之处，正在于设计了“文学概论和作文论”及各种文学知识等内容。

《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主要教学说明文的命题及命题的证明方法；方位、颜色、姿态、动态、人物的描写；并在描写和叙述的基础上设计传记、小说、史诗、童话等文体内容的教学。第二册教学抒情文、小品文、抒情诗、赋。第三册在内容设计上受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与《什么叫做短篇小说》两文的影响，教学文学方法，让学生欣赏和了解文学作品的取材、剪裁和布局。第四册教文学内容，“顺次读去，就可以晓得怎样观察，并且怎样去说明你们周围的世界，因而晓得怎样增富你们的文学材料。”[2]第五册教文学技巧，“前部讲音节，中部讲技巧，后部讲风格”[3]。第六册教学“文学传统的知识”，包括“文字的历史”、“学术思想以及一般文化的历史”及“风格的历史。”[4]

《基本教科书国文》教给学生关于文学创作、欣赏与研究的知识和技能，这在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中非常独特。但傅东华在随后的教科书编纂中却并没有贯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六册于1933年2月出版，3个月后，《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就出版了。

比较两套国文教科书，我们发现傅东华的初中国文教科书编辑思路有了较大调整。《复兴初中国文》课后“暗示”跟《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说明”在形式上一脉相承，但内容上变化很大。综合各课的“说明”，可成一部系统的文学概论和作文法。而“暗示”的目的，却在“诱导学生对于教材内容作分析，综合，比较之研究，期使获得透彻之了解及深入之欣赏。”不再具备“文学概论”的功能。《基本教科书国文》课后的“文法和修辞”，多从“所读文中自然引出”，“虽然分散在各篇之后，合起来自能成为一部系统的文法和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复兴初中国文》不再将“文法和修辞”分散在每篇精读文章之后，而是每册设计20篇习作课，穿插在精读文后，“供给语法文法及文章作法之教学及练习材料”。“文章作法”是新加進来的。在傅东华看来，“文章作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语法，文法，句法，章法等等，都属文章组织的研究”[5]，二是文章体裁的研究。正是“文章作法”，而非“文学概论”，成为《复兴初中国文》的编辑纲领。

《复兴初中国文》虽跟《基本教科书国文》有很多课文重复，但这些课文在两套教科书中却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复兴初中国文》第一册选《水浒传》中的《景阳冈》，并将此文跟叶绍钧《篮球比赛》对比，目的在学习记述文的方法。而《基本教科书国文》则以此文为例，介绍小说的三要素：背景、人物、情节。《复兴初中国文》第二册以叶绍钧《蚕儿和蚂蚁》为例，说明“记叙文的一种主要性质”在于能抓住读者，诱导读者不断读下去。《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一册也选了《蚕儿和蚂蚁》，但企图通过这篇作品，让学生学会区别童话和寓言。《复兴初中国文》第四册选入宗臣《报刘一丈书》，暗示为：“用记叙体描写一个类型的人物，用记叙代替说明。读者不但可得一个概念，还可得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这篇文章也被《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所选，该册的任务是学习“文学内容”，并将文学内容分为暴露、理解等，《报刘一丈书》被作为“直接暴露”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五册选入《孟子·陈仲子》，目的为教会学生“做议论文立论须顾到实际，不可太近理想。”《基本教科书国文》第四册教学“文学内容”，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为“文学内容”之一，《孟子·陈仲子》即作为批评乌托邦的例文。《复兴初中国文》第六册选苏东坡《前赤壁赋》，让学生明了议论和抒情的混合。《基本教科书国文》第五册也选《前赤壁赋》，却被用来作为“风格”的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