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保++王筱茜

摘要：在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增长是中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快速增长是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不同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变的比较来看，低、中低、中高、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虽存在明显差别，但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大体上还是较为符合库兹涅茨和克拉克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从成功跨越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的比较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比较均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但服务业更大，而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比较小，且服务业更小。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增长是前提条件，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做好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准备。而服务业增长是必要条件，在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过程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关键词：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0JZD0016）；2016年武汉大学自主研究项目“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6-0005-09

一、前言与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性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这一主题最先被Chenery① 和Temin② 等学者证实。在此基础上，后来众多研究学者通过将产业结构转型纳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其中包括Echevarria③、Restuccia④等。国内学者则主要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阐明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前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稳定，后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有较大的不确定性⑤。对中国目前来说，产业结构合理化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更高。刘伟、李绍荣（2002）从中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规模和要素效率的影响两个角度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只有在改造传统的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并改革传统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结构的基础上扩张第三产业，才能推动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⑥。郭克莎（2003）从产业的增长潜力、就业功能、带动效应、生产率上升率、技术密集度、可持续发展性和国际比较等多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制造业中的新兴主导产业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和服装、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业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兼顾产业升级的基本目标和促进就业的重要目标⑦。

在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方面，国外学者Kenichi Ohno（2009）提出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积极主动的工业发展政策，鼓励越南在中等收入阶段制定积极的工业发展战略，推进工业化进程⑧。Wing Thye Woo（2009）认为马来西亚产业发展政策远远滞后于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国家发展环境是造成其经济发展减速，长时间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建议马来西亚政府重新制定产业发展政策，鼓励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国内學者林毅夫（2011）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建立并发展和其拥有相似禀赋结构的高收入国家的产业，并将这种产业结构转型方式称为雁行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三个维度——产业内维度、产业间维度、国际劳动分工维度体现了后发经济体工业化过程的追赶顺序⑨。马晓河（2010）通过经济转型实践分析提出要想迈入高收入国家，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这一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从资本密集型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⑩。赵秋晕、林志帆（2015）通过跨国面板数据，利用其构建的工业/服务业指标来判断产业结构扭曲程度，研究发现基于赶超战略之下产业结构更易偏向于工业部门，造成扭曲，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11}。叶依广、曹乾（2003）运用卡尔多和费德模型分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差异，发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工业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距{12}。

在产业结构比较分析方面，J.sachs通过对比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转轨，提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是由于制度的转轨，而是由于落后的二元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演变升级{13}。陈曦、穆怀中（2014）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和就业偏离系数模型，对不同类型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偏离系数稳定在1；中国、菲律宾和泰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偏离系数趋近于0.9；阿根廷和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偏离系数趋近于1，提出即使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但由于人口结构、社会制度以及外国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程度也会存在差异{14}。李子伦（2014）将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资源利用效率水平三个指标作为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准对OECD六个代表性国家与金砖五国进行比较，认为美国在科技发展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巴西和欧洲国家在能源合理利用方面具有优势，日本、韩国及俄罗斯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学习{1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外的学者分别从多个视角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从中等收入的角度对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的文献却十分有限。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与其他收入阶段相比具有怎样的特征？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中低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又存在哪些差别？本文紧扣中等收入阶段这一主题对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

二、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理论基础

从前文分析可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紧密相连，尤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更是一国持续发展、迈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经之路。学界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中等收入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

库兹涅茨基于三大部门之间生产率之间的差异，从供给角度阐释了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基于库兹涅茨的研究，一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农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和社会就业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会迅速提高，然后相对稳定，进而有所下降，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型变化，服务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比重会从相对稳定到逐步提高。克拉克基于不同产业的收入需求弹性，从需求角度阐释了三次产业间的劳动力转移规律，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会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变，再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转变。根据克拉克定理，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三次产业变动的主要趋势是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阶段，三次产业变动的主要趋势是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钱纳里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的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产业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中期和后期产业；工业经济划分为六个阶段：不发达经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阶段。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在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发展主要从中期产业向后期产业发展，工业经济发展主要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进而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阶段。在中低收入阶段，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是制造业部门，如非金属矿产品、石油、化工、煤炭制造等部门，制造业内部也逐步从以轻工业为主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在中高收入阶段，第三产业开始由平稳增长转入持续高速增长，并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广告、公用事业、咨询服务等；制造业内部则由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换。当迈入高收入阶段，第三产业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占主导地位。

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起飞阶段对应于中低收入阶段，达到该阶段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要建立经济起飞的主导产业部门，主要是纺织业、铁路运输和建筑业。在这一阶段，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的增加使得工业部门得到迅速的扩张；走向成熟阶段和大众高消费阶段对应于中高收入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主导产业从制造业、电力业向耐用消费品工业转变。在走向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不断增加。在大众高消费阶段，由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大为改变，因此主导部门转向耐用消费品。

综合来看，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其中库兹涅茨和克拉克揭示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比重会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重会提升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罗斯托和钱纳里强调工业化过程中各阶段产业的轮动替代，其中钱纳里进一步挖掘了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各个产业的演变路径；罗斯托则更为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的更替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中等收入国家有绝对和相对两个划分标准{16}。绝对标准是按固定的人均GDP来进行划分，Felipe等（2014）根據Maddison（2010）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发现在1950-2013年间按照2000美元、7250美元和11750美元的标准与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结果最契合，从而将国家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四组{17}。相对标准则是一个相对值，是与某个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的比值，Woo（2012）提出追赶指数，即一国收入水平占美国收入水平的百分比大于55%属于高收入国家，20%与55%之间的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低于20%则属于低收入国家{18}。本文使用绝对收入标准来进行分析。

中等收入阶段是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阶段，并可以进一步分为中低收入阶段和中高收入阶段。中低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仍然保留一些低收入国家的落后特征，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较为落后的技术等。中高收入国家拥有一些高收入国家的特征，比如拥有部分高度发达的产业和部门或在某个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水平。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作为连接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桥梁在产业结构发展上有其独有的特征。本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并参照Maddison的原始数据以及Felipe分组标准（2010年国际美元），把世界各国分为低收入（2000美元及以下）、中低收入（2001—7250美元）、中高收入（7251—11750美元）和高收入（11751美元以上）四组{19}。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详细整理了88个国家自1960—2015年在每个年份所处的收入阶段、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及被赡养人口抚养比、固定资本投资率、FDI占GDP比重、人力资本指数等相关控制变量的数据，我们将按不同的方式将88个国家进行分类，从不同时期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的差异、不同收入变动类型的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差别以及不同地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区别等多维视角阐释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

1. 中等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1）模型设定。结合前面的理论基础，本文将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比较分析中等收入国家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特征以及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按不同的分组方法对跨国数据进行面板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2）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被解释变量lngdp为人均GDP（2005年不变价美元）的对数，核心解释变量lnind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对数；lnser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对数。其他控制变量包括lndependent为被赡养人口抚养比率的对数；lncapital为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的对数；lnFDI为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的对数；lnHR为人力资本指数的对数。

本文所选用的变量数据——产业结构、人口抚养比、资本形成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本文所选用的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宾州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8.0）的人力资本指数{20}。见表1所示。

（3）回归结果。利用stata统计软件对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整体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2，分别分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通过霍斯曼检验（P小于0.05选择固定效应，否则选择随机效应），因而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本文的面板数据实证回归均采用相同的方法。

回归结果显示，工业和服务业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工业和服务业对各种收入变化类型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工业和服务业系数来看，服务业系数要明显大于工业系数，这主要是由于回归样本中以在2015年已经进入或者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为多数，因此，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工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

2.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1960年以来每个国家的收入水平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每个时间段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不尽相同，通过将88个国家在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5年四个年份按收入水平的不同分别进行分组，研究在1970—1980年、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5年四个时间段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变化。回归结果显示，在这四个时间段中，低、中低、中高、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存在明显差别。

低收入国家（见表3）在四个时间段工业比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逐步增大；服务业比重的系数在1970—1980年不显著，在后三个时间段均显著为正。可以看到，低收入国家在四个时间段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是从仅工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到工业和服务业均发挥促进作用，但工业的推动作用明显小于服务业。

中低收入国家（见表4）在四个时间段工业系数均显著为正，而服务业系数在1970—1980年不显著，在之后三个时间段均显著为正，并有逐步增大的趋势。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中低收入国家在1970—1990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起正向推动作用；在1990—2015年间，工业和服务业均对经济增长起推动作用，且服务业的推动作用逐步加强。

中高收入国家（见表5）工业系数在前两个时间段显著为负，后两个时间段显著为正；服务业系数除在1980—1990年不显著外，其他时间段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中高收入国家对经济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服务业，工业则在前两个时间段起负向作用，在后两个时间段起较小的正向作用。

高收入国家（见表6）工业系数除在1990—2000年不显著外，在其他三个时间段均显著为负，服务业系数在四个时间段均显著为正。从结果可以看到，高收入国家在1960—2015年间，工业对经济增长起负作用，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起正向的推动作用。

从以上四个收入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工业在较低收入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而在较高收入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到高收入组甚至变为负数，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实证分析结果与库兹涅茨和克拉克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大体上是吻合的。

3. 不同收入變动类型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结合前面的理论基础，运用前文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实证研究：一是将整个收入水平上升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比较分析在收入水平上升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1）不同收入水平上升类型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实证分析。收入水平的上升可分为三个阶段：从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阶段、从中低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从中高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将在1960年到2015年间收入变动对应这三组分类的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从低收入到中低收入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工业系数显著为正，服务业系数不显著，说明对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工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相较而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则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工业系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小，服务业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中低收入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工业会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小的负向作用，而服务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于从低收入进入中低收入阶段来说则会有明显的提升。从中高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工业和服务业系数均显著为正，服务业要明显大于工业且显著性更强，说明从中高收入阶段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中，服务业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相较于工业比重会更为明显。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整个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较为符合前文的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即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工业比重是先上升而后下降，服务业比重则是不断提高。这表明：在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在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很大但重要性在下降，相比而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

（2）成功跨越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分析。基于前文的实证研究，我们再进一步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将在1960年到2015年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补充样本数）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补充样本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从工业和服务业系数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与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均显著为正，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的工业系数要小于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显著性更强；而前者服务业系数要大于后者。这个结果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小于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要显著大于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这意味着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只有在工业发展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业才能顺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

4. 不同地區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1）不同地区国家产业结构演变比较。中等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美三个地区，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主要位于非洲地区，部分位于亚洲；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主要位于拉丁美洲，部分位于中东及亚洲地区。而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的演变是否存在地域特征，本文将目前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按地区进行分组，再求出组内国家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的均值，比较分析三个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情况。

图1显示，从1960年到2015年间，三个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份额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各个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但亚洲农业份额下降得比非洲和拉美更快，说明亚洲的工业化进程更快。到2015年，亚洲的农业份额显著小于非洲和拉美，这意味着由于亚洲经济增长更快，亚洲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非洲和拉美中等收入国家。

从图2中看到，在1980年代以前，三个地区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进入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时期的震荡下降之后，三个地区工业份额变化出现了分化，亚洲中等收入国家在80年代中期之后工业份额开始持续上升，而非洲和拉美中等收入国家的工业份额基本没有呈现上升趋势，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且波动幅度较大。这意味着亚洲的工业化进程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更快和平稳。

观察下图3发现三个地区服务业份额曲线都呈上升趋势，发现亚洲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份额曲线一直高于其他两个地区，但是，拉美中等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份额近年来上升较快，与亚洲的差距缩小了。

通过对比三大地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可以看到，亚洲的产业结构演变路径是三大地区中最为合理的，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为农业份额持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相比而言，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农业份额相对较高，工业和服务业份额相对较低，并且近年来非洲工业份额有下滑的趋势，表明非洲的工业化水平在三大地区中是最低的。拉丁美洲服务业份额逐步上升，工业份额相对较低且增速相对较慢，但整体来说产业演变趋势是合理的。

（2）不同地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从表9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系数都为正，这意味着在中等收入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在每个地区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而服务业系数比工业系数更高，这表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工业还大，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别。亚洲和非洲的工业和服务业系数远大于拉丁美洲，意味着前者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后者要大得多。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和非洲，则可以明显看出，亚洲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而非洲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进一步将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分为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进行回归分析（表10），可以看到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系数均显著为正，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系数稍大于工业系数，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系数明显大于工业系数。这说明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均衡，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弱。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工业系数显著为正，但服务业系数不显著，说明在拉丁美洲中低收入国家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拉丁美洲中高收入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系数都显著为正，且服务业系数大于工业，说明拉丁美洲中高收入国家中，工业和服务业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服务业的作用比工业更强。从两个地区的比较来看，亚洲中等收入国家整体上工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拉丁美洲，并且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拉丁美洲的中等收入国家。

四、简要结论

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至关重要。综合前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不同收入水平产业结构演变的比较来看，低、中低、中高、高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演变虽存在明显差别，但产业结构的演变方向大体上还是较为符合库兹涅茨和克拉克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

（2）从不同收入水平上升类型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的比较来看，在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在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很大但重要性在下降，相比而言，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大。

（3）从成功跨越和一直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的比较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比较均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比较大，但服务业更大。而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比较小，且服务业更小。

（4）从亚、非、拉三个地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过程的比较来看，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存在一定的地域特征，其中亚洲中等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最为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工业增长是前提条件，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做好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准备。而服务业增长是必要条件，在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过程中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注释：

① H. B. Chenery，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50（4）， pp.624-654.

② Peter Temin， A Time-Series Test of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67， 15（2）， pp.174-182.

③ Christina Echevarria，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7， 38（2）， pp.431-452.

④ Diego Restuccia， Dennis Tao Yang， and Xiadong Zhu， 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8， 55（2）， pp.234-250.

⑤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⑥ 刘伟、李绍荣：《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5期。

⑦ 郭克莎：《工业化新时期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2期。

⑧ Kenichi Ohno， 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The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09， 26（1）， pp.25-43.

⑨ Justin Yifu Lin， From Flying Geese to Leading Dragons：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Global Policy， 2012， 3（4）， pp.397-409.

⑩ 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1} 赵秋晕、林志帆：《“欲速则不达”：金融抑制、产业结构扭曲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评论》2015年第3期。

{12} 叶依广、曹乾：《我国产业部门增长效应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经济地理》2003年第3期。

{13} J. Sachs， W. T. Woo， S. Fischer， G. Hughes， Structure Factors in the Ecomon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Economic Policy， 1994， 9（18）， pp.102-145

{14} 陈曦、穆怀中：《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46期。

{15} 李子伦：《产业结构升级含义及指数构建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国际比较》，《当代经济科学2014年第1期。

{16} 郭熙保、朱兰：《“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与转移概率矩阵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期。

{17}{19} J. Felipe， Utsav Kumar and Reynold Galope：Middle-Income Transitions： Trap or Myth，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2014， p.421.

{18} W. T. Woo，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 Th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2， 10（10）， pp.313-336.

{20} 人力资本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φ（s）=0.134s ifs≤40.1344+0.101（s-4） if48

其中，s是世界各國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Barro和Lee（2012）发布的受教育年限数据。0.134、0.101、0.068是假定的教育回报率，是Psacharopoulos（1994）运用明瑟方程估算出来的。

作者简介：郭熙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王筱茜，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