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君

[摘 要]解读《老王》，以杨绛的另两部作品《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为阅读背景，从“幸运”与“不幸”的角度理解作者的“愧怍”，进而理解作品主旨。抓住作者改述称呼的细节，论述“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愧怍，是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的体现，是平等对待每个生命的悲悯情怀的体现。

[关键词]不对等；阶层；家国情怀；悲悯情怀

[中图分类号] G633.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16001803

大多数教师讲解杨绛先生的《老王》时，是遵循教参的思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理解老王艰难困苦的生活和善良厚道的品格，以及作者与人为善的本性、平等的观念、人道主义精神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理解本文的主旨，即“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所以课后“研讨与练习”的设置是这样的：以善良去体察善良。在这篇课文中，作者的善良表现在哪里？老王的善良又表现在哪里？对课文结尾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怎样理解？

笔者认为，这样的教学思路是不连贯的，问题的设计存在逻辑错误。

首先，既然是善良体察善良，善良同情善良，善良帮助善良，且体察、关注、同情、帮助是相互的，再者双方皆接受对方的善意，那么结尾处何来愧怍之说？

其次，愧怍之情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的，而对结尾句的理解教参则是这样叙写的：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文章写于1984年，杨绛先生已73岁高龄，一个智慧的老人一直记挂着念念不忘的事情。一个纠缠作者多年的渐渐明白的难题，可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为了表达对老王一样的广大底层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吗？就是为读者提供一段饱含泪水唏嘘不已的往事吗？

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发人深省，唤醒灵魂，从而构建自己的精神大厦。鉴于以上的困惑，笔者认为教参对文本内容的分析是值得商榷的，而最关键的解读是探究作者到底为什么而愧怍。

课文以作者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记叙了“文革”前后的一些生活片断，隐约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中有“‘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从干校回来”等句子，笔者认为把《老王》与杨绛先生的另两部作品——《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结合起来读，更容易把握“愧怍”的真正含义。另外，结尾句的表述也曾引起不少同行的争议——“我”和老王，谁才是真正的不幸者。但笔者认为真正的关注不应该是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分歧，而是作者变换了人物的称呼。“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在这段话中，“我”与“幸运的人”、老王与“不幸者”是相对应的，但作者把“我”和老王在文末表述成“幸运的人”和“不幸者”是另有用意的。在这里，“幸运的人”和“不幸者”不再是“我”和老王两个个体，而是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也就是说作者表述的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愧怍。基于以上两点，笔者对“愧怍”的理解如下。

一、不對等的交往关系

从一开始，“我”与老王就处于不对等的交往关系中。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这是文章的开头，语言干脆利落，简洁得有些吝啬。“常坐”说明“我”是老王的老主顾，与老王较熟悉。“闲话”，用来打发时间的，说明“我”和老王虽然熟悉，但仅限于主顾关系，且只到闲聊的份；第二段开头“据老王自己讲”一句就表明“我”并不太在意老王说话的真假，听过就算了，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听“闲话”。“他蹬，我坐”表明了“我俩”的社会地位不同，身份也不同；同时此句也暗含着这样的信息，他蹬“我”坐“我”付钱。从以上分析可知，“我”与老王是一般的顾客和车夫的关系，心理上的距离是比较远的。常坐老王的车，是照顾他的生意，可更多是彼此了解一些情况，坐车放心些，少些麻烦，“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所以那时“我”对老王的关心同情，是礼节上的，是知识分子素养的体现。

下文还有类似的语句。

“后来我在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后来”一词很巧妙，它不是看见老王蹬车进破破落落的大院后第二次坐老王的车的时间，而是有机会闲聊的后来的某一次。“闲聊”时问起，说明不是专门有心问起。老王住在那儿多年，“我”是不知道的。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文革”前，因为作者夫妇还能去“散步”，文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后文还有类似的描述。“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连用两个“不知”，说明“我”不清楚老王的病情，这同时也交代了与老王不是朋友的信息。“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来家里时老王的死相“我”是看出来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且“我”的感觉极强烈，“我吃惊地说”“我强笑说”“我忙去给他开了门”“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这些词句都表现“我”对眼前的老王是感到恐怖的。但“我”的问候是在碰到老李时提起的，十多天了并没有想到要专门去看望老王。

在与老王的交往中，“我”始终是有一点俯视的姿态的，所以“我”与老王的所有关系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老王愿半价送冰，“我”付全额；送默存上医院，定要付钱；送鸡蛋香油，还是付钱。对课文这样的表述，有人会觉得与杨绛先生的为人不符，但笔者认为这与她的散文风格有关，也正是她高尚人格的体现（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提及）。

但“我”的确不同于其他乘客，同情宽宥老王，对他没有任何歧视。“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甚至还有人造谣诬蔑老王年轻时不老实才害得恶病瞎掉一只眼。“我”却是常坐老王的三轮，且肯听他的闲话，同情老王是单干户，没有亲人，孤苦伶仃，也明白“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的凄苦悲楚，能感受到他“失群落伍的惶恐”，载客三轮取缔后，“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

正是这些礼节性的闲话，知识分子的敏锐感受，平易近人的态度，让老王特别感激“我”，视“我”为知心人，甚至是亲人，而相告身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有什么亲人”，诉说生活苦楚及对前途的担忧，感叹自己年老错失机会。因此一有机会他就热情报答这知遇之情，“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老王在临死前，不顾自身安危，“直着脚”艰难来“我”家送鸡蛋香油以感谢对他的照顾。

不对等的交往关系，并没有影响老王对我们的真诚，他一如既往，并不因我们条件优越而巴结谄媚，也不因为我们遭遇困厄而避之不及，甚至落井下石。老王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践行者，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发扬者。而应作为中国之脊梁的某些知识分子，在这一点是不及他们的，尤其是在人性被极端扭曲的“文革”时期。

“得一（作者女婿）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

“押我的一个大姑娘拿一条杨柳枝作鞭子，抽得我肩背上辣辣地痛。我认识她。我回头说：‘你爸爸也是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分明看见他和我们一起在席棚里登台示众的。那姑娘立起一对眼珠子说：‘他和你们不一样！随手就猛抽一鞭。原来她爸爸投靠了什么有权力的人，确实和我们不一样了。”

“后来我独到信阳看眼睛，泪道给楦裂了。我要回北京医治，军宣队怎么也不答应。我请事假回京，还须领到学部的证明，医院才准挂号。这大约都是为了防止干校人员借看病回京，不再返回干校。”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某些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在老王们的反照之下，只剩下不光彩。在人性光辉面前，作者是代表自己的阶层向老王们深感愧怍。

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

“自古以来，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往往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更深刻的家国情怀和更强烈的理性精神，即在丰富多彩的感性、意象的审美表现中，蕴含着关于人性人情、人生价值、苍生命运、社会进步和民族繁荣发展，乃至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等种种问题的叩问、求索、思考、认识。”《老王》虽然没有直抒这种情怀，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广大底层民众处境的关注与担忧。“所谓穷，无非是指不置办家产，自食其力，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欢或专长的事。”老王窮啊，作者明白痛惜。

对于老王们，即广大底层民众，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代表一代知识分子，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正视自己阶层的缺点，以清醒的认知分析历史，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唤醒民众；她关注民生，同情弱者，担负时代的责任与义务，为人类的进步不惮前行。

所以当老王因营养不良眼睛看不见“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之时，当老王为了方便“运送”老先生防止他掉落，“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之时，当老王凭着一位主顾，凑合着维持生活之时，当老王在临死前，不顾自身安危，“直着脚”艰难来“我”家送鸡蛋香油以感谢对他的照顾之时，当老王“贫贱不能移”，坚守着道德底线，雪中送炭，散发熠熠生辉的人性之光之时，她感激震撼；当在生存线上挣扎，因贫穷而丧命的底层民众对“多吃多用多占”的人宽容时，她伤痛愧怍。因为是他们——底层民众一边承受着时代带来的剧痛，一边依旧推动时代之轮继续前行，永不停息。

所以当人们都穷疯急红眼，偷菜，偷草，偷树苗，偷门帘，偷木桩，偷黍秸，偷大粪之时，甚至明目张胆，成群结队，不顾廉耻，有组织有领头地偷窃之时，作者深感心酸，不忍责备。

“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我却心上抱歉。因为那堆稍大的疙瘩，我们厨房里后来也没有用。”

所以当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由父母之命定下终身而连对象的照片未曾见过之时，当女孩子们不上学之时，当人不如狗之时……作者不动声色地描写着，却流露出鲜明的爱憎。

当她反观“文革”的历史时，她追问，深究，是什么造成当时中国黑白颠倒的现状，是什么造成中国民众的贫困，是什么让人性的恶井喷而出；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让她深感愧怍，深沉的爱国之心更让她感到痛惜。新中国成立前，“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这该是种怎样的情怀啊！“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是作者崇高的家国情怀的体现，是平等对待每个生命的悲悯情怀的体现。

散文重在表现“我之心”，解读重心在于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是指作者在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特定场合，通过特定的文本表现出来的。读散文，就要进入作者的胸怀，深入理解体会，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代替对文本的解读。

[ 参 考 文 献 ]

[1]杨绛.干校六记之一下放记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杨绛.干校六记之六误传记妄[M].香港：香港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陈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