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19世纪60年代，德国人斯庇思在游览刚刚经历了英法联军侵略的北京城时曾这样描述：“骑马走过皇城，景致令人神往，美丽的大院子里，站立着一个个的凉亭，绵延无际的宫殿和花园，所有这些都围在坚实的围墙里，……巨大而美丽的桥梁，内城和外城之间高高的城墙，厚重的城门和门楼，竖立在大街道入口处的精美牌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精致而独特的画面。”斯庇思眼中的北京城虽然已是晚清风雨飘摇之中的景象，但北京辉煌壮丽的帝都风貌依然深深触动了异域者的内心。

“帝王统御天下，必先巩固皇居”

北京城历史悠久，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多年的建都史，早在西周之初已成为燕国之都，辽“南京”、金“中都”先后营造于此。但真正开创后来帝都格局的是元大都。忽必烈“定鼎幽燕”，在刘秉忠的精心设计下，大都城的營造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完成了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建成后的大都城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中轴线南端始于都城南边正门丽正门，北端为位于都城中心位置的钟鼓楼，全长约4公里。从丽正门往北，依次为千步廊、跨金水河上的周桥、皇城正门崇天门、宫城正门大明门、宫城正殿大明殿、后宫正门延春门、后宫正殿延春阁、宫城后门厚载门、御苑、皇城后门、海子桥，最后直达钟鼓楼。

明朝北京城则奠定了帝都风貌的基础。明洪武元年，徐达率军进占北京，“封故宫殿门，令指挥张焕以兵千人守之”，完整地保存了元朝的故宫。为加强防御，徐达废弃了原有的北城墙，在南面五里另筑新城墙，原来城门减少4个，又在北面新开了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数量由原来的11个减少为9个，城墙的周长也缩小了三分之一，从“周围六十里”减少为“周围四十里”。朱元璋分封后，燕王朱棣在元故宫的基础上修建燕王府，沿用元大内建筑。燕王夺嫡后，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乾清宫以及配套郊庙设施。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北京城的建设完工，“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永乐时期北京城的营建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半，但工程浩大，每年动用的军民数百万之多，“工作之夫，动以百万，终岁供役”。永乐时期北京城的营建，奠定了后来北京城的基本格局。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随着皇权专制政体发展到最完备阶段，封建礼制文化达到了顶峰；清代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鼎盛时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国家统一进程，最终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清代经济发展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高峰，尤其在康乾时期，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经济繁荣，财力雄厚。这些都为北京城的最后定型提供了政治和物质的保障。在延续明朝格局的基础上，历经顺、康、雍、乾四朝的发展与完善，北京城格局最终定型，达到全盛面貌，并且成为了封建礼制文化的重要象征。现存故宫的大部分建筑基本上都是康、乾时期的遗留。

历经元、明、清而形成的北京城规模壮观，建筑布局典型，拥有庞大的宫殿建筑群，以坛庙为主的礼制建筑群、皇家寺庙群和皇家园林，其基本格局是由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构成层层相套的“回”字形建筑系统，堪称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而统摄京城帝都格局的灵魂是贯穿都城南北的中轴线。宫城位居全城中心，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中轴线两侧坛庙、苑囿等基本呈棋盘状对称排列，布局严谨，主从分明。

“天子”居中的祭祀活动

古人认为只要把握了时间的测量，便掌握了天道的运行规律；把握了空间的测量，也就掌握了地道的法则。以观象授时为例，明清时期的每年十月一日，或在太和门，或在午门颁布次年的历书。每天的报时在钟鼓楼，计时的日晷则在太和殿前。无论是颁朔还是钟鼓楼、日晷，都象征着皇帝拥有向天下万民授时的最高权力。

作为封建时代君权神授最重要的政治祭礼仪式，祀天祭地以及祖宗社稷的祭祀活动是封建时代“天子”居中治天下的重要标志。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此后共有22位皇帝在此举行过隆重的祭天大典。除此以外，每遇新帝即位、皇子诞生、册封皇后、奉安太后等皇家盛典，或自然灾害、罪臣反叛、外虏入侵等国家大事，皇帝也要亲自或者派遣亲王祭告天帝，祈求保护。地坛原名方泽坛，建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皇地祇神”之所。乾隆时期改建地坛，依据“天圆地方”之说，地坛总平面和方泽坛平面均采用正方形。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所以古人以黄颜色来象征地，形成“天谓之苍，地谓之黄”之说。据此，乾隆帝要求方泽坛和皇祇室均采用黄琉璃构件。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又对方泽坛上下两层的铺石数量进行了更改。在古代观念中，奇数为阳数，偶数为阴数。地坛作为大地的象征，与天对应，自然也要使用阴数。对于明代所修建的方泽坛，虽然也用六六阴数，但其余“皆系凑合，于义无取”，因此乾隆帝要求重新铺石，其石数上层正中仍照旧制，为三十六块；八方均以八八积成，纵横各二十四路。次层为八方八八之数，半径各八路，皆与偶数相应。经改制后的方泽坛，上层铺成四正四隅8个正方形，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坛上层设皇帝祖先配位、下层设代表天下名山大川的四从坛，表示以皇权为中心的大一统观念。

常朝和御门听政制度

帝都的礼制建筑不仅塑造了皇权至上的观念，更是封建帝王的政令所出之地。明清两朝都有常朝和御门听政的制度。明代常朝和御门听政同时在奉天门（嘉靖时改为皇极门，清初改称太和门）举行，故称“常朝御门”。清朝的常朝在太和殿，御门听政在乾清门。整个清代，御门听政数康熙一朝最为勤勉。每月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在太和殿外，其余时间都在乾清门。在他执政的60年中，御门听政已成常规，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很多事情，如讨伐吴三桂叛乱、抗击沙俄侵略等重大决策，都是在御门听政时决定的。起初，规定御门听政的时间，春夏为卯正（即早6点），秋冬为辰初（早7点）。《皇朝文献通考》记述：康熙每早御门听政，启奏官唯恐迟误，必三更早起，四五更趋朝。如果是寒冬腊月，朔风呼叫，大雪纷飞，启奏官们更是苦不堪言。鉴于此种情况，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后推迟了听政的时间，改为春夏辰初（早7点），秋冬辰正（早8点）。若遇到大雨大雪天气，临时奏请皇帝指示，只有夏天极热或者冬天极冷，而且各部院的确没有可奏之事时，方可暂停御门听政。

御门听政时，乾清门的陈设极为简单。届时在乾清门正中设御榻（即御座），宝座前摆一黄案，宝座后置屏风。在黄案的前左方，铺好跪奏者用的毡垫。侍卫在宝座左右翼立，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臣及豹尾班执枪侍卫、佩刀侍卫则在丹陛下左右相向而立。各部院奏事大臣及陪奏官员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前齐集午门，尔后经过中左门和后左门（保和殿之门）等候。俟皇帝乘輿驾临，传旨宣入后，百官按照顺序进至乾清门丹墀东西向而立。皇帝升座后，起居注官（记录皇帝每天言行的）在乾清门西柱下站立，各奏事大臣从东台阶到御座之东跪叩。然后，各部、院依班次奏事。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跪起，由东阶降退，起居注官则由西阶降退。听政结束后，皇帝即回寝宫。

三大殿赐宴

在体现封建王朝政治中枢的诸多仪式中，经常在三大殿举办的赐宴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以清代为例，清宫中每年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筵宴，而皇帝请客吃饭，或君臣共进饮膳，或招待外藩首领，本质上是君主实施政治统治的一种常用手段。如遇到皇帝、太后的生日要举行“万寿千秋宴”，皇帝继位要举行登基“庆典宴”，外藩来朝要举行“外藩宴”，打了胜仗要举行“凯旋宴”，每当钦定书籍编纂完成要举行“修书宴”，皇帝经筵礼成后要举行“经筵宴”，临雍礼成后要在礼部举行“临雍宴”，顺天乡试后要举行“鹿鸣宴”，殿试之后要举行“恩荣宴”等等。届时，设御宴于皇帝宝座前，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外国使臣都要穿朝服。宴席过程中，要举行皇帝入座、敬酒、进馔、颁赏及群臣的转宴、谢恩等一系列仪式。同时，还有庞大的乐队演奏宫廷音乐，以及各种乐舞百戏表演。

清宫筵宴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千叟宴，人数最多时达数千人，场面十分壮观。千叟宴在清朝共举办4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邀请全国65岁以上的满汉耆老庆祝清圣祖60大寿，参加人数不下7000人。第二次是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庆祝康熙70岁生日，参加人数千人以上。第三次是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乾隆帝为表示皇恩浩荡，在乾清宫举办的千叟宴，皇室王爷贝勒、文武百官、外藩使臣年过60岁者3000余人，共聚一堂。第四次是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举行了清朝最后一次千叟宴，列各参席者3056人，列各邀赏者5000人。随着国势衰退，嘉庆以后诸帝，由于财力匮乏，再也办不起规模盛大的千叟宴了。

“赐宴”和“赐食”是一种极富象征意义的政治仪式，盛大的宴会包含着帝王与参加者的政治交易，即以宴会和食物来笼络臣僚，让其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同时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此外，通过宴会礼仪界定官僚成员的地位高下，既实现了朝廷的秩序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成员更热诚和忠心地为帝王效力。宴会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展示力量的有效方式，纷繁复杂的礼仪 、人数众多的“预宴者” ，共同演绎一场太平盛宴，展示着社会的统一和国家的强盛。

（作者：刘仲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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