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在东亚农业史上，某些外来物种的引进和普遍培植，往往对输入国的国民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原产南美洲的甘薯，传人中国、琉球、朝鲜和日本后，就曾极大地改变这些国家的民生。

甘薯，名称繁多，其中“番薯”一名是对其外来物种的身世来源的最好注脚。从远隔浩瀚大洋的南美洲“漂来”中国，途径颇富传奇色彩：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殖民者在中南美洲山麓发现了这一根茎作物，由于甘薯富含淀粉、糖分和维生素，能有效克服远洋航海过程中的营养失衡带来的各种疾病，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并很快在欧洲海洋国家之间引种。伴随着新航路开辟和西欧势力东渐，1565年在殖民扩张竞争中取得优势的西班牙人将甘薯传至马六甲海峡的吕宋岛。

鉴于该农作物的巨大经济价值，殖民者严禁外传。明万历年间，在吕宋经商的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将甘薯苗巧妙编入商船汲水绳索中，出海后取出植入土钵中，一路精心培育，抵达福建漳州月港时，已经生根萌芽了。福建巡抚金学曾将陈振龙家后人献出的甘薯苗，在闽南栽培成功，逐步推广到全省，并向周边区域扩散，甚至远播周边国家。

以琉球为中介，甘薯传入日本

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琉球国最早引进甘薯。

琉球国原是东亚海域中的群岛之国，1372年，琉球国加入以大明王朝为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并很快成为体制中的核心成员，与中国明清王朝友好往来达500年之久。由于地缘上的原因，福建被指定为琉球国来华使节和人员的出入境口岸。前来中国的琉球人，除了使节等外交人员，还有前来福建学习各种专业技术的“勤学生”，相当于职业技术研修人员，他们成了明清时代中华文化技术输出海外的重要媒介。这样，甘薯传到中国不久，就经由琉球国海归学子带回国。

多年前，历史学者杨国桢在那霸调研“闽人三十六姓”族谱时，从王朝时代琉球国士族系谱《麻氏家谱》中发现了甘薯入琉的轨迹：万历三十年（1602年），琉球北谷间切野国村总官（相当于村长助理）仪间真常从福建学成归国，带回钵植甘薯苗，培植在首里城自家宅院里。其后，首里人麻衡平求得苗种和栽培法，经历数年实验、试种和改进，终于成功繁殖，广敷于野，后为国中所用，以补五谷之缺云云（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因为来自中国，当地人把甘薯叫“唐芋”。

琉球國土狭隘，土地贫瘠，稻谷种植和收成十分有限，多供上层社会食用，庶民百姓大多以黍、粟为食。一旦遇上台风、海啸等灾害天气常常出现饥荒，为了活命岛民甚至用苏铁树籽研磨成粉熬粥充饥，食物中毒引发的惨剧层出不穷。番薯产量高，又富含人体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栽培简易，琉球国的气候土壤水文与闽台区域近似，因此很快在列岛推广。甘薯栽培技术的引入，对改善琉球国民生功不可没，不但极大地解决了琉球国粮食短缺问题，也带动了养猪、酿造烧酒业和以甘薯为原料的点心制造业的发展。

17、18世纪之交，日本列岛才开始出现甘薯，但传播途径并非直接来自中土，而是从琉球国多种渠道传入日本本土。

据史料记载：元禄十一年（1698年）3月，甘薯培育法传播到日本西南端海面的种子岛。琉球国尚贞王寄赠来一笼甘薯，种子岛岛主久基让家臣西村时乘和大濑休左卫门在岛上的下石寺里开辟田地试种成功，此为甘薯在日本列岛登陆之始，此事经纬就记载在种子岛西之表市下槽林神社里一块“日本甘薯栽培初地之碑”上，种子岛久基被奉为岛上“甘薯之神”。

1705年（一说1709年），甘薯经由另一途径从琉球传到萨摩藩（鹿儿岛）。萨摩藩山川港水手前田利右卫门驾船到琉球，当他看到贫瘠的土地长出肥壮的甘薯根茎，惊喜不已，将甘薯苗带回萨摩，种植在自家庭院里，并将培育要诀教给远近的村民。此时，种子岛久基已被萨摩岛津藩府任命为家老，在他指导和推动下，甘薯培育法很快在鹿儿岛推广，“唐芋”更名为“萨摩芋”。前田后来遭遇海难不幸身亡，当地农民为了感念他引进甘薯的功绩，为他建造了光神社，并在神社空地处建立“萨摩芋发祥之地”，至今犹在。鹿儿岛四处临海，土层深厚富含沙土，土质疏松、排水良好、含有机质较多，不适于稻作，却非常适于甘薯的生长。随着种植面积的不断拓展，产量迅速提高，成为藩内一大重要经济作物。而且，甘薯还是造酒和点心的重要原料，对于藩内经济振兴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因而被藩府严加看守禁止外传。

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使得江户日本陷入百年未遇的大饥荒中，甘薯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凸显，并迅速推广到整个日本列岛。

甘薯，挽救了灾荒中的江户日本

据日本文献记载，享保十六年（1732年），罕见的恶劣气候袭击了日本，此年先是旷日持久的干旱和虫害交相来袭。翌年，绵绵不绝的雨季一直持续到夏季，漫长的冷夏使得地处列岛西部的中央地区、四国、九州等广大区域歉收或无收，其中西日本影响最大，灾情最严重的就有46藩。在正常年份，上述藩国的产量总量236万石，这年的收获产量只有往常的27%，才63万石。饥荒导致大规模饥荒，死亡数字历史罕见。死于饥荒的人数，从幕府收到各藩报上的数字有1 20 000人，实际死者远不止于此。据江户幕府官修史料《德川实纪》所载，灾区饿死人数达969 900人之巨。而且还有250万人嗷嗷待哺，挣扎在生死边缘。米荒席卷了大城市，享保十七年正月，因忍受不了高腾的米价，走投无路的江户市民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惊动了江户幕府最高当局德川吉宗将军。为了摆脱危机，幕府进行了旨在挽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享保改革”，其中大幅度增加粮食生产成为各项改革的基础和前提，甘薯作为一种救灾重要作物进入幕府高层视野。

在此前的天灾大凶年中，有个奇怪现象：灾害最深重的区域是位于濑户内海的大三岛，非但没有出现因饥馑而死亡的现象，反而能将盈余的稻米支援近邻的伊予松山藩。幕府派人调查发现，原来早在几年前甘薯从琉球传人开始大规模种植后，濑户内海大三岛的藩士下见吉十郎前来萨摩藩公务，尽管当时萨摩藩对这一奇异物种严加把守，但下见还是想方设法获得甘薯藤苗，并带回大三岛培植成功。很快，番薯成了稻米以外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即便遭逢灾年，但甘薯几乎没有损害，收获足以保障民众口粮无虞。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敏锐发现这种新作物对改善民生的巨大价值，于是，以大三岛“稻薯兼作”的生产方式为模范，命令全国仿效。与此同时授命幕府学者青木昆阳对甘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以便迅速将研究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

青木昆阳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著名学者，精通儒学、兰学和农林实学。原本出身于江户日本桥小田原町鱼贩之家，年长入京都学者伊藤东涯之门修习儒学。1733年，因才学出众，被地方实力官员举荐进入幕府，掌管将军府上书库，得以自由博览群书，接触了大量中国农学经典。受同门学长松冈成章写的《番薯录》启发，青木大量参阅中国农学有关番薯的文献，写成《番薯考》一书，倡导甘薯对改善民生的种种好处，此书后来进献将军德川吉宗，在幕府最高端支持下，青木积极从事番薯的引进和试种。他托人从萨摩藩运来甘薯苗，分别在江户小石川植物园试种成功后，在今千叶县的下总马加村、上总滨不动堂村等开辟试验田，培育出适合本地风土的甘薯新品种，此后在东日本大规模普及。江户城周边的甘薯种植起步虽晚，但因政策扶持和国家高层推动，后来居上，无论产量和质量，都与鹿儿岛相比肩，至今仍是日本甘薯最著名的产地。由于推广甘薯之功，后来青木昆阳被幕府授予“甘薯奉行”官职，后世尊称他为“甘薯先生”。至今千叶幕张（即幕府时代的马加村和武当村）每年甘薯收获季节都举办大型“甘薯祭”，纪念甘薯在当地落地生根的历史。

甘薯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在列岛各地引种、繁殖，成为与稻米生产比肩的主要农作物。甘薯栽种简便，生长周期短，对自然环境要求低，受天候影响小，产量高而稳定，营养丰富，有效克服了因恶劣天气引起的灾荒，随着各项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江户享保年间的社会生产很快又恢复了活力。

其后一个世纪里，日本又分别遭遇了1782年的“天明大饥荒”和1832-1833年的“天保大饥荒”，但因为甘薯种植已经普及到列岛各地并成为百姓一大主食，灾年期间，百姓的口粮有了保障，江户日本顺利渡过了危机。同时，甘薯在江户日本的引进和大规模普及，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民生：由于有效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日本人口在19世纪迎来了近世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人口的增减，很大程度揭示出了某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生活和营养健康的水平，其原因固然复杂，但维持生命与健康不可或缺的食物保障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根据美国学者苏珊·韩利的研究，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人努力维持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标准”，“无论生活水平或身体健康并不落后，甚至强于19世纪的西方世界”。德川幕府成立之初，日本人口在1500万1800万之间。18世纪20年代后一百年，人口迅速上升N2600万。而19世纪中期德川幕府最后三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再一次大幅度增长，达3300万之巨，成为在东亚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美]苏珊·B.韩利，张健译：《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三联书店，2010年）

甘薯成为江户人餐食的一大主角

在幕府积极倡导和大力扶持下，甘薯种植迅速在列岛普及，到19世纪初叶，甘薯已经成为国内最主要农作物之一了。随着农贸商业市场分工的细化，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采购、运输、批发一条龙服务的甘薯批发商。据东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吉田伸之教授的研究，1838年就有136家从事甘薯买卖蔬菜商贩，5年后，从这一群体升级从事大规模甘薯批发的商号就有75家。他们组成甘薯行业联合会，将甘薯生产、供应、销售和市场等环节纳入一元化统一协调管理，已经具有现代行业组织的性质，成了现代日本“农协”的前身。

在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开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前，甘薯已经成为日本城市与乡村餐食的一大主角。这从当时流传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

《江户繁昌记》是19世纪初一部风土记式的随笔，用轻妙的文体生动描绘天保时期江户城内世相百态和各种营生，对研究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多鲜活资料，作者是水户藩浪人作家寺门静轩。根据他的记录，甘薯在当时已经成了江户乃至全国各地最受欢迎的食品了：“日本全国上下不论身份贵贱，大家都在吃甘薯”，因为“甘薯价钱很便宜，所以卖得很好”。物美价廉的烤甘薯，成了江户市民的最爱：“接生婆、女佣、家奴也来买。大家小姐也悄悄对侍女说：再去买些烤甘薯来。修行的僧人、盲目的乞丐，也为烤甘薯而倾囊。四文钱的烤甘薯能让嚎啕大哭的婴儿安静下来，十文钱的烤甘薯能填饱书生早晨的辘辘饥肠。”尤其是隆冬时节，烤地瓜成了江户城的美餐，生意红火。“烤甘薯店里的甘薯从早到夜里，炉灶上烟雾缭绕香气扑鼻，柱子是黑黑的，店里是暖暖的。”寺门静轩是水户藩主近侍次子，因庶出而失去继承资格，成了流浪作家，一生潦倒，经常穷困得吃不上饭，所以对烤甘薯这种廉价而又美味有营养的庶民食品津津乐道，笔下充满感情：“我没钱买米的时候，也常常买烤甘薯来度日。烤甘薯对穷人们来说真是‘不死仙药啊。

据吉田伸之的研究：1839年，在江户城里某条商业街区从事烤甘薯买卖的就有三百多家。不要小看这一小本买卖，薄利多销，颇为可观的收入足以滋润商贩营生。

冬天，卖烤甘薯的商人们营业额不会低于20 30两（银），善于经营或店铺规模大的商贩，有的甚至在整个冬季能有100两现金收入（旧]吉田伸之著，熊远报等译：《成熟的江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9世纪初期的日本，一两银相当于今天的十二万日元，冬季三个月，靠摆摊卖烤地瓜就有两三百万日元收入，足以保障五口之家一年之内生计不愁，可谓“开张一冬，足吃一年”；至于规模大的店家或开连锁摊铺的，则有相当于上千万进账，颇为可观。从江户时代流行小说来看，靠卖烤红薯发家致富，过上奢侈生活的不乏其人。这是典型的“江户经济学”：再不起眼的东西，只要需求强劲，照样能发财。卖竹竿、卖纳豆、卖豆腐、卖蚊帐都有创富奇迹出现。

明治维新后，日本翻开近代史的一页，江户成了东京，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巨变，但夜市烤番薯习俗却牢牢在江户城里扎根。1877年，晚清诗界领袖黄遵宪以驻日公使参赞赴日，十年后《日本国志》杀青，在书中《礼俗志》里就惊叹东京夜市烤番薯的繁荣：“江户八百八街，每街必有薯户，自卯晨至亥夜，灶烟蓬勃不得息，贵贱均食之。”

甘薯传到日本，當初人们对这一南蛮物种也是心有疑虑的。寺门静轩回忆说，他七八岁时很多人不吃甘薯，因为数量少，价格贵，又传闻有毒，不小心会因贪嘴送命，不必说上层社会，普通百姓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时过境迁，甘薯竟然成为全民性食品，江户时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幕府将军特供食材订单。甘薯原是“南蛮芋”，是“贱民食物”，但风气所及，连上层社会也接受，最终成为一种常规性食材了。为了保障幕府甘薯货源供应稳定，1830年在甘薯收获前，幕府直接到著名产地千叶马加村和武当的甘薯种植联合体签订协议，以优于市场价预购一定数量的甘薯特供幕府。

甘薯还是日本烧酒的重要原料。九州地区是日本最大烧酒产地，其中以鹿儿岛的地瓜烧酒最负盛名。地瓜烧酒以本地甘薯为原料，精心挑选甘薯洗净蒸熟后，放石臼捣碎，加水，搁置一两天后加入酒麴充分搅拌均匀，放置后制成酒醪，放入漏斗形锅里，蒸馏冷却成烧酒。鹿儿岛即是江户时代萨摩岛津藩领地，民风剽悍，嗜酒如命，当时几乎家家造酒，而且几乎由女性担当。流风所及，鹿儿岛的地瓜烧酒久负盛名，有的农村还流传着将能否烧制出美酒来判断主妇是否贤惠的标准。

甘薯东传，不仅深刻影响了江户日本的经济结构，某种意义上还改变了近代日本国家走向。因为伴随着甘薯成了重要经济作物，民众主食来源有了保障，稻米大量盈余，从必需食品转化为贸易物品，盛产甘薯的区域财政收入得以迅速增长，经济实力也得以快速提升，如萨摩岛津藩和长州藩。

萨摩藩原偏居日本列岛西南端一隅，远离本岛，加上土地贫瘠，火山灾害多，农业生产大受影响，江户幕府初年，在两百多个大名中，萨摩是排名前三位的穷藩。随着甘薯成为鹿儿岛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萨摩藩大力发展大米交易，养猪业、造酒业，利用海上交通之便与本岛、朝鲜等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同时利用对琉球国支配权，榨取高额赋税，垄断了中琉朝贡贸易的收益，仅仅用了一个多世纪便积累了巨额财富，迅速崛起，一跃而为江户幕府权力格局中一言九鼎的西南雄藩。19世纪中期，欧美坚船利炮前来叩关，国门洞开，太平了两百多年的日本幕府统治走到尽头。在风起云涌的开国史上，得风气之先锐意改革的萨摩藩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购置西方枪炮和军舰，与长州藩一道主导了明治维新，将日本推入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