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洁+姜琨

他們中有村官、创业者、摄影师、学者，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成绩。

虽然比例很小，但的确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智商超群又异常勤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很早做出成绩，主观或客观上对社会产生了某种影响。每一年，世界经济论坛（又称达沃斯论坛）都会在全球40岁以下的“精英”中选出一批这样的代表人物，即“全球青年领袖”。2017年，全世界入选这个名单的共有100人，其中9名来自中国。

艾德维是达沃斯论坛大中华区的首席代表，他对《环球人物》记者阐述了这份名单是如何产生的：“每年的‘全球青年领袖候选人都超过2000名。他们先由公众提名，再由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进行评估，具体标准包括事业成就、创新潜力，以及在不同文化和商业背景之间、在政府和民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能力，最后由约旦王后拉妮娅·阿卜杜拉主持的评选委员进行筛选。整个筛选、评审过程需要近一年时间。”

最近几年，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关键词之一，一批出色的年轻创业者涌现出来，引领和推动着社会发展。今年大中华区的“全球青年领袖”群体中有好几位来自科技创新领域，如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互联网设计平台“特赞”创始人范凌、美国Abundy（艾般）科技公司创始人邹昊，就是代表人物。他们都拥有理工科教育背景，在实践中分别与设计、金融等行业相结合，打通了不同领域的合作边界。

“我们选择‘全球青年领袖时非常注重他们的创新能力，”艾德维说，“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创新都是构建我们这个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科学、清洁能源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工业界和商业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让创新产生更多的包容性，使各行各业的人受益，这是达沃斯论坛一直努力的方向。”

事实上，中国的科技人才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先锋作用，从无人机、太阳能技术到超级计算机，中国已经在多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层人口，催生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遇。当经济基础越来越雄厚时，上层建筑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耶鲁村官”秦玥飞和艺术摄影师陈漫是其中的典型，他们也都入选了今年的“全球青年领袖”。

“陈漫的摄影作品突出了中国风格，既有艺术性，又很国际化。”艾德维说，“还有秦玥飞这样的‘英雄，放弃仕途的快车道，到中国农村当一名村官，并用自己的经验创造出一个非政府组织‘黑土麦田。总之，今年这届中国‘全球青年领袖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届，虽然我无法一一提及，但他们都是杰出的。我相信，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顶尖人才的多样性。”同样，虽然《环球人物》记者无法一一采访他们，但这四位已经足以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秦玥飞：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耶鲁村官”秦玥飞的声音很好听。今年3月，他带着自己创建的公益项目“黑土麦田”团队参加央视《朗读者》录制。节目播出后收获一大票女粉丝，说他声音好听，在微博上吵着要嫁给他。其实相对于秦玥飞的经历，光听声音远远不够。

12年前，秦玥飞被耶鲁大学录取，毕业时他的不少中国同学都进了投行和咨询公司，他却怀着理想，报名到中国农村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

2011年8月29日，一辆摩托车载着秦玥飞，一路颠簸进了湖南省衡山县贺家山村。由于天气湿热，第二天一早，满身是汗的秦玥飞拿着洗发水、沐浴液去澡堂冲凉。当天下午就有村民开始议论：“留过洋的人是嫌我们这里脏喽？”“早上洗澡，好浪费水呀。”

“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都会阻碍我融入当地。得先把自己变成村民的一分子，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秦玥飞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本来带了一件印有英文字母的T恤，从此开始反着穿；村妇女主任送给他一双解放鞋，他换掉了自己带来的短靴；他学会了抽烟，接过村民递来的烟，也按照当地习惯别到耳朵上。

来村里的第一个月，秦玥飞天天往村民家里跑，逐渐听懂了当地方言。在路上碰到村里人，他主动打招呼；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他帮忙提着送回家。村里打算修水渠，一个“腰杆硬”的村民说不行，弄得大家都不敢吭声。秦玥飞就天天去那个村民家，带上两包烟，花一周时间聊熟了，才知道他是想自己承包施工，从中挣钱。但外面找的施工队更便宜，秦玥飞还是没同意。“但他跟我熟了，不好意思再为难我，也不再阻拦开工了。”

在3年多时间里，秦玥飞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还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实践让他体会到，要真正改变农村面貌不能仅靠外部“输血”，更重要的是发展当地产业，实现“造血”。2014年，秦玥飞在贺家山村服务期满，又转到30多公里外的福田铺乡白云村任大学生村官。他在白云村又开始了新一轮尝试。

白云村农田广袤，周边山上有大量野生山茶树。过去农民榨出的山茶油不提纯，卖不上好价钱。秦玥飞成立了一个合作社，与外地加工厂合作，生产更高端的山茶油产品，附加值大大提高，最后共有40多户村民加入进来。

在创业过程中，秦玥飞注意到农村严重缺乏人才的困境。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认为必须打造一个“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平台，于是发起公益项目“黑土麦田”，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精准扶贫。“我们会申请政府的扶持资金，到大城市寻求公益机构、企业的资助。有时为了拿到一笔钱，得跑三四十家不同的机构。”

秦玥飞坦言，“黑土麦田”的路还很漫长。“我们现在还在初期，需要更多时间，必须沉下心。如果浮躁的话，这事就没法做了。”

《环球人物》：你怎么评价自己当村官的这6年？

秦玥飞：非常值，非常快乐。虽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觉得生活非常充实。在农村工作，没有一天是容易的、轻松的，但没有一天是不快乐的。

《环球人物》：村民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秦玥飛：点点滴滴。比如我在外面跑了一个星期，特别累地回到村里。晚上灯光昏暗的时候，跟村里的老爷爷、老奶奶以及他们的孙子坐在堂屋里，吃一顿晚饭。聊孩子在学校里的事，聊他的梦想，聊我给他买的那套《三体》。这些都是最真实的，都提醒着你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更有动力。

《环球人物》：你会产生无力感吗？

秦玥飞：没必要有无力感。我们不想做空想家，而是想成为建设者。看到一个东西没建好，把它建好就行了。我希望自己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事物的发展是需要时间的，可能几年都看不到太大的成效，但也许我离开后，就有人把这件事做成了。

《环球人物》：这个境界是慢慢琢磨出来的，还是刚回国就有的？

秦玥飞：刚回国当然没有啦。刚回来很着急，觉得中国农村那么大，得尽快改变，也没深刻思考农村到底最需要什么。从“输血”到“造血”再到“黑土麦田”，帮助更多的村子，这些都是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环球人物》：你觉得自己是个例吗？

秦玥飞：不是。大家觉得我是个例，可能是因为耶鲁的标签吧。其实很多非耶鲁毕业的农村工作者，扎根农村比我久，做得也比我好太多，他们才是真正让人感动的。如果非要说个例，可能就是我干得没他们那么好，却得到了大家的关注，这更激励我们要脚踏实地、继续努力。

范凌：好的设计不会被机器取代

“我不喜欢跟房地产商打太多交道，但我很喜欢建筑。”范凌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嗓音略微有些低沉，但舒缓而柔和，让人感到理性和感性的兼容，正如他目前正在做的事业——跨界，把互联网科技和艺术设计相结合。

从教育背景看，范凌应该属于中国投资人最喜欢的那一类——同济大学建筑学本科、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硕士、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他还曾是中央美术学院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讲师，回国即成为浙江省“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在很多人眼中，这份履历在创投界几乎就是“放心给我投钱”的注解。

“其实也不是啊，有一些投资人就不投海归、不投博士，还有人跟我说，哈佛出来的创业要比斯坦福的差一点。”范凌笑道。不过思维定势并非不能打破，比如一位坚决不投博士的投资人在与范凌见面后，还是给他投了钱。

那时范凌拿到博士学位不久，一边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一边为回国创业做准备，“我想做一些具体的、能改变人类社会的事情”。

这件事就是“特赞”，一个技术型的、提供设计创意解决方案的平台。与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不同，“特赞”的客户不是个人，而是企业。这立足于一种市场需求：无论怎样规模的公司，无论国企还是私企，甚至政府机关，都有设计创意方面的需要。小到一张名片，大到整个企业形象，在国人审美和品位追求越来越高的当下，企业的难题在于如何找到满意的设计师和作品。而另一方面，很多优秀设计师并不擅长推销自己，许多好作品、好创意“养在深闺人未识”。范凌希望“特赞”起到桥梁作用，为双方提供一个快速对接、性价比高的平台。

“互联网的价值之一就是撮合，设计师和企业对接的过程中我们也会介入，毕竟目前社会上的不信任感还是很强的。根据我们的经验，甲乙双方产生矛盾大多是因为沟通不够，需要一个第三方平台帮助双方更好地交易。”范凌说。

目前，“特赞”上的设计师主要来自4个领域：平面设计、UI/UX设计（用户界面设计/交互设计）、插画设计、动画视频设计。此外，很多设计工作室和小型创意机构在“特赞”上也很活跃。

“设计师在平台上申请入驻并提交自己的作品和履历，由专业运营人员进行人工打分和筛选，审核通过后，设计师即可入驻平台并接单。”范凌对记者介绍说。经过筛选，只有不到19%的设计师会被选中。在各种筛选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们的设计和创意“不能被机器取代”。

接下来，就是让设计师与客户相互“匹配”的过程。“我们会从刚性和柔性两类维度为设计师‘画像，刚性维度包括教育背景、项目经历、工作地点等，柔性维度包括设计风格、创作偏好等，这些数据是匹配的前提。此外，还有设计师在网站上的行为，比如一位设计师总是报价给汽车类的项目，那么系统就会越来越多地向他（她）推荐这类项目。”

范凌坚信，优秀的设计创意人才是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是值得用户追求的，而当下流行的设计众包方式却使设计师与企业之间的地位很不对等。大量设计师一拥而上抢一个项目，只会让创意变得平庸而廉价。他希望改变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的行业氛围，把设计师从千篇一律的“资本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与同济大学合作创办了一个设计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目标是让机器人成为设计师助手，完成那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创意工作。

“当设计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就有更多时间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进行更有价值的设计创意工作了。”范凌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陈漫：跳出圈子的人就是开拓者

在中国时尚圈，陈漫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名字。2003年，她开始为《青年视觉》杂志拍摄封面，风格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从此受到业内关注。但她真正被大众知晓则是因为给一些娱乐明星拍摄宣传照，比如范冰冰、李冰冰广为人知的那几组时尚杂志封面。目前，陈漫仍然是最受国内娱乐圈偏爱的摄影师之一，不少明星都以让她拍照为荣。

谈到自己的艺术之路，陈漫把整个职业生涯划为3个阶段。首先是《青年视觉》时期，那时她大量运用图片后期处理技术，作品风格浓墨重彩。

“当时我是技术狂，时尚圈对此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说‘千万别找陈漫拍照片。”陈漫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于是她很突然地跳到了第二阶段，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始拍“大头照”，化繁为简。

“我自己‘发明了好多极简拍摄灯位。当时整个时尚界的审美风格是柔美的、追求洋范儿，而我用最简单的灯光、最简单的构图，类似一寸正装照那样的。后期也不再做什么处理，就是一张脸。”那段时期，陈漫有个外号叫“一灯大师”。

“结果舆论又惊了，因为没有人像我那样拍。我要的就是直接、直接、直接，坦诚简单地存在，没有形容词也没有废话。”面对外界的争议，陈漫一直在用视觉语言解释着自己。

第三阶段则带有了一点哲学意味。比如她的“红”系列作品，虽然拍的都是半裸女性，看起来有点色情，却传达出一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情绪。陈漫特意在后期处理时做出一种类似塑料或易碎玻璃质感的效果，似有似无。“对于这个世界，很多人觉得肉眼看不到的就不存在或没法理解，其实没关系，仁者见仁，淫者见淫。”陈漫说。

用“时尚”的方式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将“中国元素”变成商业噱头早已成为一种潮流，但许多作品都显得怪异、猎奇乃至不伦不类。陈漫的“祖国万岁”系列却试图展现中国的当代美和正面美，她用写实的手法拍摄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建筑，比如以上海陆家嘴为背景，穿一身红衣站在国旗下的中国女性。

“每个时代的中国都有不同的元素。龙和鳳是过去的经典，今天的人和建筑则是当下中国的样子，所有这些构成了完整的中国文化，我关注的正是多角度的视觉阐述。”

《环球人物》：你被称为“明星御用摄影师”，拍明星和拍普通人有区别吗？

陈漫：明星和普通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也拍了很多普通人，也登上了一线杂志的封面。拍什么人、用什么照相机、修不修图，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表达方式，没有谁优谁劣。

《环球人物》：“时尚是不断地轮回”，你同意这句话吗？

陈漫：人都是轮回的，更甭提时尚了。

《环球人物》：现在回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摄影作品仍然非常前卫，半个多世纪以来摄影艺术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陈漫：没有进步和退步，就像前面说的，都是轮回的。大家都是在这个圈子里做事，如果谁能跳出这个圈子，就是一个开拓者。

《环球人物》：随着技术的发展，摄影的门槛越来越低，还有了手机摄影大赛，你怎么看科技手段在摄影艺术中的作用？

陈漫：我觉得摄影的未来可能以方便为主，传统相机会成为收藏品。但对我来说，相机屏幕越大越有仪式感，用传统相机拍照和用手机拍照的区别，就像看电影与看电视一样。

《环球人物》：一名优秀摄影师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陈漫：准确地传达美。

《环球人物》：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个？

陈漫：都是，又都不是。

《环球人物》：怎么看待自己当选“全球青年领袖”这件事？

陈漫：我觉得我加入“X战警”了。加入以后更觉得自己应该为世界做点什么，因为大家的朋友圈里每天发的都是关于“如何拯救世界”的话题。

邹昊：提前10年回国创业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前，邹昊是清华大学“姚期智实验班”（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他的同门师兄弟中已经出了几位创业圈的风云人物。

“清华大学的人才特别多，读书时有压力也有动力。相对于竞争，我个人更倾向于合作，毕竟没有什么事业是一个人能独自完成的。”邹昊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的语速不紧不慢，条理清晰。显然，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他的优势。

大三时，邹昊获得了转学到斯坦福的机会，老师和家人也为他规划好了未来的道路。“长辈们希望我在国外学到最尖端的科技知识，然后工作十几年，在40岁左右的时候回国发展。” 在斯坦福读书期间，邹昊的学习和研究效率都非常高，也充分把握了学校和老师提供的资源与机遇。3年时间里，他不仅拿下了电子工程学硕士和博士，还顺便读了经济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MBA）。

“刚到美国时，我本来只打算从事工科的，后来因为读MBA，就业指导老师建议我在暑假找个管理类的岗位实习。当时我23岁，没有工作经验，面试了很多科技公司都没结果。”邹昊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后来老师建议他找一家金融机构，邹昊请投行的同学帮忙拟了一份名单，全是世界顶级公司，他把简历投出去时，都不知道这些机构具体是干什么的。

“没想到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面试之后，我在一周内收到了3份实习通知，简直是受宠若惊。”在同学的建议下，邹昊选择了著名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由于表现好，实习结束后直接被聘为基金经理。

按照最初的计划，邹昊至少要在国外工作15年，但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自己把回国时间提前了10年。“我工作5年后，就觉得可以创业了。人在30岁左右，技术、精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如果再过10年，我怕自己在大公司待得太舒服，就不愿出来了。”

2016年，邹昊创立了Abundy科技公司，产品方向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

“我们的目标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现在很多行业是零和游戏，就是因为高端资源稀缺，如果能从供给端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就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

邹昊看好3个领域：金融、医疗健康、教育。“这些行业的高端资源非常紧缺，而人工智能可以大大降低其人力成本，实现普惠化。比如，在金融领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开户、支付转账、甄别用户；在医疗领域，斯坦福大学已经开发了一套皮肤癌检测系统，机器人识别的成功率高于人工，可以弥补高端医生的不足；还有教育行业，很多家长反映名师辅导效果明显，但优秀教师资源非常有限，最好的老师和学校只能由少数人拥有，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将研究成果与实践相结合，邹昊选择了“一边做学术，一边创业”的模式。目前，他把一半时间花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另一半时间则奔走于国内产业界。2016年，邹昊入选福布斯全球30位30岁以下青年领袖榜单，今年又成为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

“我很荣幸，能作为科技界和学术界的代表加入这个群体。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很快，但产学研结合程度还不够高，也更偏行政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体制内的科研人员出去创业，带动产业发展，让更多高科技企业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