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熊熊

清初汉族文人经历明亡之痛，心中难免五味杂陈。虽然南明还有几个朱姓小朝廷在挣扎图存，但大势已去，天下已是大清的天下。此时，亡国的文人们明的已不敢反抗，只能在暗处抒发一下自己郁闷的心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瓷器上出现了一批表现遗民心态的独特纹样。比较有名的如《梧桐落叶图》、“梓桑轩”瓷画、“丙午丁未”款等等。这里再说一种相似题材的瓷画，它的名称可称之为《钓矶立谈图》。

“钓矶立谈”图的基本样式是这样的：宽阔的江边，有一块突兀的巨石，石上有一个人物，或坐、或立，手中持一渔具，也有不持渔具而是抚琴的。这样一幅图，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要图解《钓矶立谈》。

《钓矶立谈》是北宋初一本书的名字，作者史温。史温的祖父是五代时期著名处士史虚白。马令《南唐书》载：史虚白曾向南唐烈祖李昪进言治国之策，李昪虽然赞赏，但未采用，于是“虚白乃谢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湾，因家焉。常乘双犊版辕，挂酒壶车上，山童总角，负一琴一酒瓢以从，往来庐山，绝意世事。”史虚白有一朋友，山东人，跟着史来到九江落星湾，在江边营建一处钓矶。史虚白悠游山水之间，那山东人也“负瓢并席具以自随。遇景物胜概，则取酒径醉，或为歌诗。自号‘钓矶闲客。”史虚白过世后，那山东人继承史的志向，不求仕进，但对世事变迁看在眼里，纠结在心头。到大宋统一中国，普天之下都为大同盛世到来高兴，那山东人却感到郁闷，“如有怀旧之思”。他担心南唐的史事将会随着胜利者书写历史而遭到湮灭。于是他把自己耳闻目睹南唐一朝的政事得失及君臣事迹记录下来，得120多条，每条后面还加上以“叟”自称作的评论，题名《钓矶立谈》。山野之人没有出书的条件，他就让史温把《钓矶立谈》背诵下来，以不忘南唐兴亡的教训。史温后来在北宋登第做官，才把《钓矶立谈》整理出版，为后世研究南唐历史留下了重要史料。

可见，《钓矶立谈》是一本记载、评论五代南唐兴亡史事的书。清初汉族文人觉得明朝之亡与南唐之亡十分相似，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值得总结，也有太多的史事值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这些教训和史事可以写成汗牛充栋的书卷，但如果要用一幅画来表现，又能画成什么样子呢？画一幅《钓矶立谈图》，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钓矶立谈》是一本冷静分析南唐兴亡的书。清初的汉人从亡国的惨痛中冷静下来，能做的也只有如《钓矶立谈》那样，总结历史教训了。于是，汉人心中的块垒借《钓矶立谈》来宣泄，为国为民也好，茶余飯后也好，人人都能讲出一大堆明朝之所以灭亡的道理来。《钓矶立谈》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榜样。瓷画《钓矶立谈图》正是应和了社会的这种精神需求，才有传播的市场。当人们看到一幅《钓矶立谈图》，心中就会有一番议论前朝世事的激情荡漾。

《钓矶立谈图》的具体画法，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它们既有共同点，也有许多细节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其实是体现《钓矶立谈图》本身存在着演变的一些轨迹，值得仔细玩味。

从共同点看，《钓矶立谈图》除了江边、石矶、人物等基本要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物大都头上束发，这在明代是文人的象征。有此特征显然是要强调，石矶上的人物不是一般的渔夫，而是史虚白、无名叟、史温这样的文人。

再来看各图中的不同点。图1和图2中的人物是站立在矶上的，手持渔具表明他们站立的是钓矶，这表现出“钓矶立谈”四个字中的前三个字，是比较能够显示画意的画法。

图3和图4中的人物是坐在矶上的，为什么不是站着的呢？这应该是另有用心。图3中的人物坐着是在弹琴，古人弹琴都是坐著的，因此这幅图为了要表现弹琴，不惜让人物坐在矶上。“弹”与“谈”是谐音，让人物弹琴是要强调“钓矶立谈”的“谈”。虽然这个画面只画出了“钓矶立谈”画意中的“矶”“谈”两个字，但“谈”字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表现方法。

图4中的人物手持渔具坐在矶上，只表现了“钓矶”二字，似乎不如前三图贴切主题，但这很可能是故意如此。其目的是隐晦画意，以免遭到官府的迫害。

图5这块瓷片，我们应先观察一下它的底款。清初早期的瓷器较粗，有许多是不用款的（如图1、图3），也有不少用了伪托款（如图2、图4）。从康熙中期开始瓷器趋于精致，“某某珍玩”“某某精制”之类的款识被大量使用（如图5）。比较底款可知，图5使用了“华章珍日精制”款，其年代要比另外几块迟一些。

图5的画面也与前四块明显不同：画的是一个人物在矶上拉一张扳网，而且人物的头上也没有了象征士人身份的头巾。这样一来，图5的画意与“钓矶立谈”似乎更远了一些。这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到康熙中期，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人们心中的“钓矶立谈”情结已经淡化，加上统治者控制思想的严酷，《钓矶立谈图》只有通过更加隐晦的方式来表达了。

康熙之后，随着汉人怀旧情结的逐步消退，《钓矶立谈图》在瓷画中也渐渐隐去，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