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仪

摘 要：海外华人流浪的目的往往是“寻找”，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移民文学体现出来的“寻找”意识又所不同，本文试从寻找物质财富、寻找自我和寻找文化认同这三部分来论述。

关键词：海外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寻找；文化认同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把独立地标标示出来，道出民族的语言离开本土以文学的形式生长的事实，显示出它具有的和其他文学不一样的特质。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身处异域“流浪”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寻找”的目的。而由于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同时期的人们寻找的对象不尽相同，在作品中传达出的意蕴也会有所差异。

新移民文学指的是80年代初起从中国大陆赴北美的作家作品。在国内实行人改革开放和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人主动走出国门，他们要寻找的对象也随之而变化。下文试从寻找物质财富、寻找自我、寻找文化认同这三部分来论述。

一、寻找物质财富

历经文革带来的物质上的极度匮乏后，人们十分渴望到国外寻找财富，几乎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美国梦”。因此，当70年代末，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时，大陆人掀起了出国热潮，寻求财富。从《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书名，就能明显看出此目的。曹桂林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一书甚至有着明显的“拜金主义”和在精神文化上向“西方”“一边倒”的倾向。这本文学价值并不高的书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它塑造了中国人在外拼搏寻找到财富的励志“英雄”形象，迎合了当时人们渴望寻找海外财富的心理状况。

出国寻找财富，首先得要留在国外。争取在异域的“居留权”也就成为大陆人首先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种追求身份的挣扎往往和女性的婚姻密切相关，特别是描写年轻女性为争取居留权而和年迈的男性进行的“另类婚姻”。在严歌苓《少女小渔》中，主人公小渔为了追求身份而和一位年迈的老意大利人结婚，移民局见惯此类骗局而不落实调查。由此可见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甚至是已得到政府默许的交易。这种婚姻也带来了不少的痛苦和无奈。小说中的小渔常常夹在真正男友和名义丈夫老意大利人之间。江伟怀疑她和老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夫妻，使得小渔无法以一个“人”的身份，怀着一颗爱的心，尽力去帮助老人。特别是小说结尾时，老人病着躺在沙发上，而江伟在门外催促小渔赶快离开。这一场景下，小渔内心的无奈全然显露出来。

大陆人到国外寻求财富的历程往往是非常艰难的。他们要从社会较为底层的工作做起，以求得生存。查建英的《沈记快餐馆》，高小刚的《女博士旅美打工记》和李惠新的《流浪女旅美打工记》等小说名称，就已直接指出其生存书写的主题。刘德观的长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吃不着的苦比吃得着的苦还要苦”的“五苦论”更是一个打工苦楚著名概括。大陆人在写北美打工求存，特别是经过苦苦奋斗后得到成功的痛苦过程时，常带着一种炫耀的意味。无疑，这炫耀是给大陆读者看的。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当时国人对“美国梦”的狂热，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大陆人的畸形炫耀心理。

二、寻找自我

文革给大陆人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更有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甚至摧毁了人们原有的精神价值体系，而由此带来迷惘和失落的情绪也一度表现在新移民文学中。黄运基的小说《寻》直接以“寻”为题，主要记写“我”在机场偶然遇见一位流浪在美国的女子的经历。女孩说，“我到处流浪是为了寻找我自己”，“两年前，我失去了男朋友，也失去了自己”，“谁也没有背叛谁，是命运背叛了我们”。[1]作者借女子之口道出了部分大陆人流浪的目的正是“寻找”，而寻找的对象并不是具体可感的，而是因“命运”而失去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自我”，其实这正代表经历文革的那代人的在历史中失去“自我”后的心声。

在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当被问及来美国的原因时，“我”的回答也是“我来，就为了找找看。”“D”，即我在大陆的初恋情人，“他父母双亡，下乡八年，竟仍旧如此富于理想”，毕业后选择去了西北。“因为D不是别的，而正是我生存的某种可能，是我自身的某种理想和精神。”其实，两人截然不同的选择也是两种不同的“寻找”方式：一个在国外寻找，一个在国内寻找。而和黄运基的《寻》相同的是，文中“寻找”也和宿命感有关，它是和《丛林中的猛兽》里一种古老而强烈的预感有关。这种带宿命意味的“寻找”应该与文革历史给人们带来的感怀历史和自身命运的情绪是密切关联的。

如果和同时期国内的文学思潮相对照，新移民文学中“寻找”意识其实与大陆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情绪上有一定相似之处，都表现出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失落和迷茫情绪。与大陆的“寻根”小说不同，新移民文学通常并不触及民族文化的寻根，而着重于历史变动后“自我”的寻找。正如上述《寻》中的女孩和《丛林下的冰河》的“我”，在十年动乱后，都对过去经历的政治历史产生了怀疑，在宿命般的社会历史进程中，难以找到自我的意义，无法适从。

新移民文学体现出来的“寻找”意识更偏向于个人内心的探寻，少数作家甚至触及了人性的探寻。严歌苓谈到“文革”时曾说：“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们在那十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2]她先后创作了《白蛇》、《天浴》和《穗子物语》等与“文革”相关的作品，通过书写个人化的经历来探寻“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人性。三、寻找文化认同

新移民文学的精神层面上的“寻找”意味，除了和文革历史有关外，其实还和当时的社会时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有密切联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增强。经济基础的变动使得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形态的归属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在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时代，文化上的“认同危机”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而离开本土，这种危机和迷茫在海外“流浪”的新移民作家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和前辈们一样，新移民作家都试图融入当地文化，寻找新的文化认同，然而却以失败告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融入体现出了新的特点。“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趋势和必然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是以其民族的一种代表的身份进入并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的，而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作为边缘性群体的地位和艰难挣扎的处境，不过是当代权利关系和反映这种民族关系的民族生结构在一个西方社会内部的变相和复制。”[3]因此，在新移民文学中，我们常常能看到，大陆人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代表，以“他者”的身份进入第一世界的描写，并在其间体现出两个世界的对立。“他者”甚至成为新移民文学的一个典型主题或现象。

在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我”身上的“寻找”，除了寻找一个在政治历史变乱中迷失的自我外，其实还体现出文化身份上的寻找。文中，捷夫是“我”的男朋友。“我”覺得捷夫恰恰是我想象中真正的美国人。就好比我预先画了个框，捷夫不大不小不肥不瘦正落进这副框子，正从里面冲我咧嘴傻笑。可以说，捷夫就是我想象里美国的代表，或说是“美国梦”的一个表现。表面上，我们相处得很好，然而最终却走不到一起。其中的原因其实文中有提及。例如当我们去参观美国的监狱时，捷夫并不能理解我口中的“政治犯”，只是一脸的茫然，两人无法真正交流。事实上，这透露出的不仅是两人认知或经历上的不同，其实更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人们鲜明的对比。

“流浪”海外的华人，一直都在继续着“寻找”的脚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移民文学也是其中的流浪者和寻找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出国浪潮，寻求海外财富，寻找在社会历史变化中失去的自我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寻找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他们的寻找随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并也以特别的方式记录了当时的时代。

参考文献：

[1]吴奕绮选编.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卷[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第217页.

[2]于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206页.

[3]吴奕锜.寻找身份——论“新移民文学”[J].《文学评论》，2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