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俞越++张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国际化，期货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在规模和质量上均有大幅提升，期货品种覆盖面广，服务农业、工业和能源化工业三大产业。但同时我国期货市场功能发挥也存在相应短板：产业客户参与度不高，服务实体功能发挥受限；近月合约不活跃，定价功能不明显；品种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各个品种发展情况不均衡等。为此，本文对中国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客观的评估，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商品期货 产业发展 市场功能 定价

引言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完成价格双轨合一的改革任务，针对当时双轨价格信号紊乱、流通混乱以及双轨制摩擦出现的问题，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通过建立期货市场来形成国内统一的大宗商品价格，从而形成商品的市场价格体系，来调节生产经营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设与商品价格改革的任务如期完成。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国际化，期货市场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就当前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发挥进行评估。评估过程中，紧紧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我国的期货市场现阶段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发挥的如何？第二，我国期货市场现阶段的发展状况能否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发展期货市场是否存在风险？结合这三个问题，对我国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全面评估。

期货市场发展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

（一）期货市场发展规模

期货市场不断扩容，成交量持续增长。两次清理整顿后，我国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成交量和成交额不断增长。截止到2015年，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554.2万亿元，成交量达35.8亿手，刷新历史新高。据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公布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5年我国全市场期货交易量（手数）已连续6年排名位居世界第一。但考虑到合约单位偏小，我国第一大商品期貨市场的排名具有“虚高”成分。

（二）期货市场发展质量

一般来说，期货市场发展质量主要涉及品种覆盖率、交易活跃程度与影响力两方面。

从品种覆盖率来看，我国商品期货品种体系日臻完善，覆盖率有所提高。截至2016年6月，我国拥有商品期货46种，覆盖范围包括农产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领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幅提升。但是，一些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品种（如原油、天然气）迟迟未能推出，制约了期货市场服务实体功能的发挥。

从品种活跃程度与影响力来看，已上市品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品种指交易活跃、功能作用发挥充分、国际影响力相对较高的品种。例如铜、大豆、豆油、豆粕、菜籽粕、棕榈油等。第二类指由我国创新或具有中国特色的交易品种，这些品种交易相对活跃，功能作用发挥得较好，甚至有些已经具备国际或区域贸易定价能力。这类品种主要是黑色品种和能源化工品种，具体包括螺纹钢、甲醇、铁矿石、PTA、石油沥青、玉米淀粉、焦煤、焦炭、动力煤等。第三类指交易极不活跃的“僵尸”品种，主要包括粳稻、线材、晚籼稻、普麦、早籼稻、燃料油、黄大豆二号、硅铁、油菜籽、锰硅、纤维板等（见表1）。

我国期货市场从质量评估上讲已开始走出“影子市场”的范畴。其中，较为成熟的如铜、铝、铅、锌、橡胶以及豆油、豆粕等油脂类期货品种开始与国际市场互相影响，我国根据实体经济需要创新上市的品种如铁矿石、螺纹钢、PTA等也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定价参考。但是，仍有部分期货品种还是“影子市场”品种。

期货市场服务三大产业的影响评估

我国期货品种的上市时间不同、活跃程度不同、市场发育程度悬殊甚大，因此在评估期货市场功能发挥时，本文将商品期货市场分为三大类进行评估：农产品期货、工业品期货和能源化工期货，分别讨论其对产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作用。在分类评估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时，仅仅围绕以下四方面：第一，贸易定价功能；第二，形成时间序列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功能；第三，为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功能；第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功能。

（一）农产品期货对农业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农产品期货上市较早，上市品种不断丰富，但是活跃程度差距明显。部分品种按照成交量已排在世界前列，如豆油和豆粕；而部分品种几无成交量，如早籼稻和油菜籽，是典型的僵尸品种。在较为活跃的农产品期货中，大豆、豆粕、豆油、棉花、白糖、玉米等期货品种服务实体企业的功能不断凸显。

1.引导种植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运用期货价格信息，如长周期的时间序列价格和一年左右的预期价格，农民既可以灵活调整种植结构、选择卖粮时机，进而提高单位土地的经济效益，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又可以依据种植替代性较强的期货品种（如大豆和玉米）的比价关系，灵活调整种植品种，提升土地产出效益。2006年黑龙江海伦农民运用大豆和玉米的比价关系，增种玉米515万亩，实现增收10多亿元。

国内现行农产品现货价格不透明不公开，优质品质和普通品种之间的价差较小，缺乏有效的现货价格信号，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定价原则的指引。期货价格具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特性，能够更好向农民展现优质优价原则，引导农民种植更高品质的农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小麦为例，每吨强筋小麦期货比普麦高200元左右，充分体现了优质优价原则。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有关数据显示，优质小麦种植面积由2001/2002年度3916千公顷，上升到2007/2008年度的15000千公顷，优麦总产也由1500万吨增加到6500万吨。

2.“订单+期货”、“保险+期货”助农民稳收增收。“订单农业”+期货模式是农民与企业以期货价格作为基准价格签订订单，通过订单的方式规避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风险，企业再通过套期保值的方式对冲订单风险。“订单农业”+期货不仅帮助农户规避农作物价格下跌风险，而且保留了农户享受“二次分配”的权利。即当农产品价格波动给企业带来较大利润时，企业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哺订单农户。永鑫模式（白糖）、延津模式（小麦）、银丰模式（棉花）、丰浩模式（白糖）等都是典型案例。以银丰为例，银丰借助“公司+合作社+期货”的模式对棉花进行套保、套利交易，既保证了棉农的最低价格，同时在盈利时对棉农进行返利，其中2007年度参与合作的棉农就分别增收9万元和4万元。

“保险+期货”的基本原理是粮农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而保险公司运用期货对冲价格风险。“保险+期货”模式有助于保障粮农收益。“保险+期货”能够通过价格保险方式保证农民的最低卖粮价格，解决种粮收益，实现稳收，同时有助于农民大胆承包土地种粮，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增收。“保险+期货”模式有助于提高补贴效率。据财政部统计，国家在农产品补贴及收储方面的支出，只有14%能落到农民手中，而如果采取价格保险政策，谁买保险谁受益，国家补贴的转化率将大大提高，再配合保险公司此前已经推行的农产品种植灾害险，农民的利益将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3.点价贸易提升贸易效率。国内油脂行业广泛采用点价贸易。点价贸易在国内油脂油料行业中的推广经历了外资公司——南方企业——东北、华北企业这样的过程。2006年，以嘉吉、路易达孚公司为代表的合资与独资油脂企业开始将点价模式在国内油脂油料销售中推广，并在豆粕市场中取得較好的反响；2008年前后，南方部分民营榨油企业也开始参与豆粕点价贸易试点；2010年，以九三为代表的国有油脂企业吸收国内外点价贸易经验，实施从国内原料收购到成品销售的全产业链点价贸易创新，并取得不错成绩。

点价交易提升行业定价效率。点价交易以公允的期货价格作为基准，将现货价格磋商转变为升贴水报价，极大便利了贸易流程。以奥星公司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油脂价格暴跌，很多下游贸易商不敢下单。奥星公司通过点价贸易方式，成功将菜籽油实现提前销售，而下游企业则获得了稳定货源。通过这种升贴水报价模式，仅2008年7-11月份奥星公司菜籽油贸易量就达3万多吨，直接贸易获利1000多万元。

（二）工业品期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色金属期货上市较早，发展相对来说较为成熟，黑色金属期货上市较晚，仍需完善，工业品期货品种服务相关产业的能力差异较大，产业发展状况也有所差异。从产业发展状况角度来看，有色金属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性优于黑色金属产业。

1.期货市场促进有色金属产业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化定价体系。上期所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已经覆盖了整个现货产业链的上下游，成为全国有色金属现货生产、贸易和流通活动的市场定价基础。上期所针对企业需要提供了包括周平均价、月平均价、季平均价和年平均价等在内的不同时段的期货均价。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不同的期货均价模式作为长期合同和现货交易的定价基准。

2.期货市场定价体系贯穿产业链，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平衡产业链上下游各方利益，其中价格是关键要素。依据期货市场提供的价格基准，企业可以确立多样的定价方式并签订长期合同，与上下游企业确立长期商业战略伙伴关系。企业间一旦有一方出现价格风险难以平衡，就会利用期货市场对冲自己的风险。例如，中国铝业在氧化铝销售合同中做了规定，以客户购买时上期所上个月结算均价一定的百分比作价，购买合同期限越长，价格就越优惠，鼓励客户与自己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这种定价模式可以用来维持长期战略合作，对实现企业的稳定经营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3.期货市场有助于我国掌握铁矿石定价权。我国是全球铁矿石最大的需求国和消费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国际贸易总量和对外依存度均高达60%以上。一旦国际铁矿石价格出现剧烈波动，我国钢铁企业将受到巨大的成本冲击，严重影响我国钢铁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铁矿石期货的推出，一是满足了国内企业对规避原材料价格风险的迫切需求，二是提升了我国在铁矿石贸易中的定价权，打破了铁矿石原有的定价体系。

（三）能源化工期货对能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能源化工期货品种上市较晚，上市品种较少，功能发挥受到制约，与国外成熟市场完善的能源品种体系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第一，我国能源化工期货品种尚不健全，但部分能源化工期货功能显现。其中，PTA期货、石油沥青、玻璃期货由我国率先推出并成长为交投最为活跃的期货品种，在国内外相关贸易中价格基准和风险管理功能日益凸显，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第二，我国原油期货尚未上市，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导致我国原油进口成本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反映了我国在国际贸易定价格局中话语权的缺失。第三，与美国相比，油价波动导致的原油进口成本变动暴露出我国石化行业经营效率较低下，中美在航空等涉油产业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1.国际油价的大涨大落导致进口成本大幅波动。近年来，受供需关系、地缘政治和投机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大幅波动，导致我国原油进口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反映了我国在国际贸易定价格局中话语权的缺失。积极稳妥地发展石油期货市场，对增强我国石油定价话语权，帮助石油相关企业规避价格风险，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03年以来，我国原油进口量与进口金额不断上升，油价的大涨大落导致我国原油进口成本大幅波动（见图1）。第一，从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因为油价上涨，我国进口原油成本每年增长几十亿乃至几百亿美元，在2008年达到阶段高点。第二，2008年金融危机后，原油价格下跌，使得2009年我国原油进口成本较2008年下降580多亿美元。第三，从2012年开始至2015年底，国际油价结束上涨并于2014年开始大幅下跌，我国原油进口成本下降明显。

2.航空业套保情况折射中美涉油产业竞争力差异明显。航油成本是国际航空公司仅次于劳工成本的第二大成本项目。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燃油费用约占航空公司总运营成本的30%。但就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而言，如图2所示，燃油占成本的比例却远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对于航油成本的控制归功于长期坚持对航油进行套期保值。在套期保值操作上，公司不仅对当前需要消耗的航油进行套保，而且还对未来数年的航油消耗进行了一定比例的套保。根据2007年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年报，如图3所示，公司已经对2008-2012年进行了不同比例的套期保值操作，并将其平均成本控制在50-65美元/桶之间。与此同时，在采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时，西南航空公司并未局限于期货品种，而是综合利用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多种不同的金融工具管理航油价格波动风险、基差风险、利率风险以及外汇风险等，这样做既可以享受原油价格下跌带来的成本下降，又可以在原油价格上涨时规避风险。通过熟练的运用多样化风险管理工具，西南航空公司成功将航油成本锁定在较小的波动空间内，从而实现了其低成本运营战略。

从中美航空业比较来看，在2006-2007年，中国航空企业与美国西南航空均使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三者净利润波动相差不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如表2所示，由于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公司均采用了非常复杂的场外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并且有一定的投机嫌疑，套期保值业务亏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航空企业的盈利，而西南航空及时通过场内期货、期权将套保比例降为10%，减少了套期保值的亏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航空企业不再进行套期保值业务，其净利润变化趋势与原油价格变化趋势高度相关，而西南航空在经过2008-2010年的波动后，盈利水平持续上升，盈利能力领先于三家中国航空企业。

通过美国西南航空与中国三家航空公司进行对比（见图4），套期保值有利于航空企业锁定航油成本，降低油价波动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保持长期稳定经营，进而形成长期竞争优势。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航空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抓手，而境内缺乏原油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的中国航空企业不得不面临着油价波动对企业经营利润的冲击，削弱了我国航空业国际竞争力。

我国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存在短板

（一）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短板

国内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如火如荼，境内企业大量资金参与境外市场反映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短板。

第一，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如火如荼。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已达1021家（见图5），交易品种数百个。其中，广西糖网已为80%以上企业服务，行业总商品的1/4实现了电子化贸易，充分发挥了贸易定价功能和避险功能；港交所近期在深圳前海设立了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场外倒逼场内之势已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展得如火如荼反映出期货市场产业客户不够、贸易定价功能不足等服务短板。期货交易所若不能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不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市场份额将被别人占有。

第二，境内企业大量资金参与境外期货市场。我国31家可参与境外套保的国有企业将大量资金用于境外套期保值，只有少量资金参与国内期货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品种结构、交易方式相对单一，不利于企业立体化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另一方面，我国期货市场规模不够，深度不足，无法承接大型企业参与期货市场。

（二）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存在短板的主要原因

通过境内外对比，本文发现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存在短板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产业客户参与度不高；第二，近月合约不活跃；第三，品种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

1.产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市场功能发挥相对有限。截至2013年，我国参与套保的上市公司不足3%，套保比例远不及欧美市场上市公司的40%-70%，其中我国参与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的上市企业更是仅有64家，产业客户尤其是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程度非常低。

第一，体制机制限制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国有企业现行的考核机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可能性。套保应当是期現货市场一方盈利弥补另一方亏损，而现实中常以在期货市场盈利或亏损作为套保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对国有企业而言，若参与套保出现亏损时，会被追责；若不参与套保，即使出现亏损，其责任可归咎于市场变化，与己无关。这样的考核体系已严重限制了国有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

第二，套保理念影响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许多国有企业高层对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作用的认知不够，尤其受到过去套保失败案例的影响，相关部门领导对于套期保值讳莫如深，更倾向于认为期货是投机工具且具有高风险性。这一偏见直接影响着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

第三，人才缺失制约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期货对相关从业人员要求较高，而国内缺乏“既懂期货又懂现货，既懂商品又懂金融，既懂场内又懂场外，既懂境内又懂境外”的复合型人才，这直接制约着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

第四，深度不够阻碍产业客户参与期货市场。产业客户尤其是大型的产业客户（如中粮等）参与套保对期货市场的深度具有一定要求，即具有一定规模的流动性，否则会造成市场秩序紊乱。然而，我国期货市场规模不足，单个品种的深度尚无法承载较大型的产业客户，阻碍产业客户参与进程。

2.近月合约不活跃，定价功能难以发挥。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致使期货市场近月合约不活跃。我国期货市场将管理市场风险放在监管工作的首位，因此，交易所为降低市场风险而设置了多种措施来限制交割。梯度保证金制度、限仓制度等相关制度使投资者倾向于中远期合约，进而造成近月合约交投不活跃。

近月合约不活跃造成期货市场的市场定价功能难以发挥。我国期货市场不仅近月不活跃，而且诸多品种只有1、5、9三个月的合约活跃，其他月份不活跃。这导致产业客户无法在近月找到合适的合约来对冲风险，只能寻找中远期替代合约。这与现货商的生产周期相脱节，严重抑制产业客户参与的积极性。

3.品种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市场服务功能有待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品种结构和交易方式较为单一。一方面虽有46个商品期货但缺少关键性品种（原油），品种结构相对单一；另一方面商品期权尚未推出，交易方式缺乏层次。反观美国则拥有丰富的场外衍生品，仅CME ClearPort就为1500多个品种进行结算。场内期货是场外衍生品的基础，品种结构和交易方式单一使得期货市场用于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明显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多样化、个性化需求，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体制问题。期货品种的审批制弱化了交易创新主体的地位，直接阻碍期货市场的品种创新。因此，适时将创新端口下移，将品种、交易方式创新权利归还给交易所，才能激发交易所的创新活力，增强期货市场服务功能。

发挥制度优势实现期货市场赶超式发展

（一）期货市场发展的目标是成为亚太时区的定价中心

只有做大做强我国的期货市场，使我国期货市场成为亚洲时区的定价中心，才会走出“影子市场”，才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匹配，适应我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需要。

1.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有效益的增长客观要求期货市场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我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必然需要有竞争力的产业所支撑，这就客观需要一个能实现贸易定价的期货市场。实体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过程中，在交易中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与市场一起成长，企业与市场形成良好的价格沟通机制，在发现价格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市场的价格信号，进而实现实际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提升对风险的掌控能力和对价格的预测能力。

2.定价中心的建设要满足中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世界定价、参与公正的利益分配的需求。我国作为全球原油最大的进口国，在定价体系中却被边缘化，在世界财富分配中也占据不利地位，这凸显了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世界定价体系的重要性。只有培育我国期货市场的定价中心地位，才能使未来的世界财富分配体系更为公平，也使我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此过程中得到公平的待遇。

3.企业需要在具有定价中心地位的交易所中进行风险管理。我国期货市场许多品种还未走出“影子市场”，这导致相关企业在管理风险的过程中主动性和前瞻性较差。应培育中国期货交易所具有定价中心的地位，使我们的机构和企业有自己的信息、交易等优势，主场作战，平等竞争，可以对价格发言，并在此过程中利用期货市场的远期预测功能调节生产和经营，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4.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中国期货市场成为覆盖亚太地区的定价中心。中国的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需要中国期货市场提供与之配套的风险管理服务。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的期货市场应抓住有利时机，重构亚太地区的大宗商品定价规则，培育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地位，在此过程中为我国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服务。

（二）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实现赶超战略

1.后发性优势。作为后来发展的期货交易所，我国期货交易所应发挥后发性优势，直接学习和借鉴国外期货交易所的先进经验，少走弯路，避免犯错，使我国期货市场的试错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后发性优势也为发挥我国期货市场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基础。

2.制度性优势。我国期货市场在体制上是由政府主导的，这可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在市场各方认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政府可迅速开展各方面的配套改革，使市场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

（三）当前必须尽快推进体制创新

1.期货市场监管回归本位，品种审批权下放。要解决期货市场监管问题，还需坚持“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两条主线，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方能激发期货市场活力，实现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第一，放松管制，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减少期货市场行政化干预，加强市场化竞争，重新树立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投资者创新主体地位，将创新权利重新归还给市场。例如，将上市品种审批权下放给交易所，加强交易所创新动力。

第二，加强监管，防范市场风险。逐步完善市场化风险监管体系，在明确严格的规则监管和富有弹性的原则监管之间寻求平衡，通过间接的市场化手段调节市场，减少行政式监管，防范市场风险。此外，随着经济发展，不同市场之间不断渗透，不同行业之间、场内场外之间相互作用力不断增加，风险传染性显著增强。因此，期货市场监管还需兼顾场外市场，同时加强不同市场的协同监管，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2. 推动交易所体制改革，打造创新型交易服务平台。我国现有期货交易所除中金所为公司制外，其余三家均是会员制交易所，然而无论是公司制还是会员制交易所都是由政府主导创立、“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由证监会对交易所进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政府干预色彩较浓。此外，中国特有的“五位一体”体系下监管端口前移，期货交易所在期货市场和期货交易过程中扮演了服务者和监管者双重角色，既是政府的监管对象，又作为市场监管者担负很多监管职责，交易所俨然成为政府一个责任有限、收益无限的“公司”。我国未来期货交易所既可以采用会员制，也可以采用公司制，但前提是实现真正的会员制或公司制，而在目前這种政府“既管又办”的体制之下，监管层的“奶妈心理”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期货交易所产品创新、制度优化和服务提升，使其很难与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现真正转变，更妄谈打造具有国际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国际化期货交易服务平台，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管办分离”迫在眉睫，否则既影响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又难以适应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需要。

3.“引进来”协同“走出去”，循序渐进推动国际化。当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在既有的国际规则下，中国始终没能获得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进入新常态后国际战略的转向，同时也是中国在现有国际规则下的一次深海突围。通过加深同“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可以增加亚洲内部的贸易份额，打破现有的国际贸易结构和定价体系，给中国创造新的机会；成立“亚投行”则是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并绕开IMF为人民币争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重构定价规则与货币体系，夺取大宗商品定价权。“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可谓是一箭三雕：输出过剩产能、掌控沿线资源以及形成中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而这三大目的将从不同的路径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十三五”期间，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在大宗商品定价权、建立定价中心方面，我国定会有所突破。

加快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步伐，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引进来”协同“走出去”，还要尽快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者引入到我国的交易所进行交易，使我国的期货市场覆盖“一带一路”，成为区域性的贸易定价核心和价格形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