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学

摘要：战国到两汉时期，巴蜀地区考古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铜镜，从形制、纹饰特征以及铭文内容看，受楚文化以及江、浙一带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巴蜀；铜镜；发现；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7）01-0001-08

铜镜作为古代照面的用具，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巴蜀地区战国到两汉时期墓葬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镜，现就其相关问题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一、铜镜的出土情况

（一）巴地墓葬出土铜镜

1954年，重庆巴县冬笋坝战国巴人船棺葬出土三弦纹镜1枚。

1953年，昭化宝轮院屋基坡东汉崖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八乳规矩纹镜1枚、“长宜子孙”铭文镜1枚。

1982年，重庆市临江支路西汉墓出土铜镜4枚，其中星云纹镜3枚、青白铭镜1枚。

1972—1980年，涪陵小田溪战国巴人墓先后共出土铜镜2枚，其中镂空双龙纹镜1枚、二弦纹镜1枚。

1982年，涪陵黄溪西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云雷纹和盘龙纹镜1枚、二弦纹镜1枚。

1980年，涪陵三堆子東汉墓出土蝙蝠纹镜1枚。

1998年，涪陵蔺市战国墓出土二弦纹镜1枚。

2000年，涪陵太平村东汉墓出土双龙纹镜1枚。

1998年，忠县崖脚西汉墓出土夔凤纹镜1枚。

2001-2002年，忠县罗家桥西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四乳连弧纹镜1枚，有“长勿相忘，常乐未央，口口时来”铭文。另1枚为素面镜。

2002年，忠县瓦窑西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花草纹镜1枚、素面镜1枚。

2001年，云阳佘家嘴东汉墓出土龙凤纹镜1枚，龙口中衔一方孔钱。

2001年，万州瓦子坪东汉墓出土卷云纹镜1枚。

2001年，万州桔子梁东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二弦纹镜1枚、双兽纹镜1枚。

2001-2002年，万州金狮湾两汉墓先后出土铜镜2枚，其中东汉墓1枚为八兽八乳纹镜，西汉墓1枚残。

2001-2002年，石柱砖瓦溪西汉墓先后共出土铜镜6枚，其中花草纹镜1枚；四弦纹镜1枚，有“乐未央”铭文；葵纹镜1枚；二弦纹镜1枚；另2枚残。

1997-2002年，巫山麦沱西汉墓先后共出土铜镜8枚，其中“昭明镜”和“日光镜”各1枚，残存镜铭“光象夫日月而不泄”、“见日之光天下大（太）平”等；连弧纹镜2枚；四乳四螭纹镜2枚。

2000年，巫山小三峡水泥厂西汉墓出土蟠螭纹镜1枚。

2000年，巫山江东嘴东汉墓出土凤鸟纹镜1枚，有“□□大吉三羊作竞自宜□□□”铭文。

2001年，巫山瓦岗槽西汉墓出土凸弦纹镜1枚。

1997年，湖北巴东孔包河东汉墓出土连弧柿蒂纹镜1枚。

1997年，巴东雕楼包东汉墓出土四乳规矩纹镜1枚。

2000年，巴东大罗围东汉墓出土日光镜1枚，铭文模糊不清。

2002年，巴东龙堆包东汉墓出土连弧星月纹镜1枚，铭文锈蚀不清。

2002年，巴东将军滩东汉墓出土高浮雕神兽镜1枚，有“青羊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铭文。

2003年，巴东张家坟东汉墓出土螭纹镜1枚。

2004年，巴东陈向坪东汉墓出土龙虎纹镜1枚。

2007年，巴东孔包东汉墓M1出土铜镜4枚，其中高浮雕神兽镜1枚，作“青羊作竟（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兮”铭文；四乳栉齿纹镜1枚，有“□至三□”铭文；三角栉齿纹镜2枚。

2002年，巴东老苕田东汉墓出土四乳四螭纹镜1枚。

2005年，巴东店子坪东汉墓出土凤凰纹镜1枚。

1999年，秭归台子湾东汉墓出土四乳四禽纹镜1枚。

2007年，秭归陶家坡六朝墓出土简化规矩纹镜1枚。

1997-2007年，秭归何家坪西汉、六朝墓先后共出土铜镜2枚，其中西汉墓出土四乳四螭纹镜1枚；六朝墓为栉齿纹镜1枚，有“公口吉宜”铭文。

2000年，秭归蟒蛇寨东汉墓出土弦纹镜1枚。

1971年-1981年，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先后共出土铜镜20枚，其中有蟠螭纹镜5枚；鸟纹镜1枚；四叶四风纹镜1枚；四乳四螭纹镜1枚；连弧星云纹镜11枚，有“长乐毋事”铭文；四龙草叶纹镜1枚；三弦纹镜1枚；蟠螭纹镜1枚；日光镜1枚，有“日月心□光□”铭文；双螭纹镜1枚，有“位至三公”铭文；画带纹镜1枚，有“□吉力作镜佳目双明□□□□□”铭文等。

1984年，湖南省古丈县白鹤湾战国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1枚为四山字纹镜。

1987年，慈利县城关石板村战国墓出土方格纹镜1枚。

1978年，慈利县零阳镇零溪村出土蟠螭纹镜1枚。

20世纪80年代，大庸市永定区环城西路出土铜镜1枚，铜镜为圆形，半球形纽，镜面纹饰分为三层：第一层有一羊、两虎、两龙、五兽，其中两龙、两虎相对峙；第二层为中间主题纹饰，七乳之间配置七组纹饰，有羽人对搏、一人猎虎、五马驾车、骑马猎羊、骑马射鸟、犬追鹿兔等图案。主题纹饰外环绕一周铭文，共计54字，内容为“张氏作镜大无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字九孙居高堂，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雀玄武仙人羊，为吏宜官至侯王，上有辟邪支不阳，从今世世昌。”直径22.2厘米。其纹饰繁密，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布局工整，堪称铜镜中之精品。

1977年，常德市东江公社和南坪公社东汉墓出土铜镜10枚，其中有四神规矩纹镜1枚。圆纽，圆座，座外有小方栏，栏四角有铭文“长宜子孙”。小方栏外又有大方栏，内有乳钉十二个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栏外饰规矩纹和乳丁八个，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羽人、独角羊等动物形象。在外区的边缘有铭文一周“年有善铜出丹阳，和已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向，八子九孙”。直径21厘米。

鸟兽纹带镜2枚。其中1枚为圆纽，圆座，座外有内圈铭文“宜侯王口未央富贵昌”。内区有七个乳丁，乳丁之间有虎、独角羊、人骑兽、人躯赶兽的图像。外圈边缘有铭文“侯氏作镜大毋伤，巧工刻之為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直径19.8厘米。另1枚为圆纽，四叶纹座，座外铭文“长宜子孙”。内区为连弧纹，连弧纹之问饰以草叶纹。外区为云雷纹。直径22.7厘米。

青羊镜1枚。圆纽，有两只高浮雕羊，外区边缘有铭文“青羊作竞，四夷□□□□国人民息，雷雨时萌，五岁朝”。直径10厘米。

直书铭文双夔镜1枚。圆纽，圆座，座外有两条夔龙，一身二首。外区边饰连弧纹，座两边直书铭文“君宜官，而□□”。直径13.7厘米。

1976-1978年，贵州省赫章县可乐西汉墓共出土铜镜16枚，其中有四乳镜5枚，含四乳夔纹镜、四乳四虺纹镜、四乳八鸟纹镜、四乳四神纹镜；连弧星云纹镜4枚；日光镜4枚，铭文均作“见日之光，长不相忘”；昭明镜2枚，铭文分别为“杨君好皎光而见美择作配而问速□□而往复存神而不忽”，“内而清而质以而昭一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忠不而泄”。

（二）蜀地墓葬出土铜镜

1986年，成都京川饭店战国墓出土三兽纹镜1枚。

1987年，四川省绵阳市游仙乡东汉墓出土神兽纹镜1枚，有“铜槃作大毋伤，巧公造之成文章，左右龙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铭文。

1989年，绵阳市中区何家山东汉崖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四乳鸟纹镜1枚；重列神兽镜1枚，铭文有隶书44字：“余造明（镜），□□能容，翠羽秘盖，灵鹤台杞，调（雕）刻神圣，西母东王，尧帝赐舜二女，天下泰平，风雨时节，五谷孰（熟）成，其师命长。”

1986年，阆中市沙溪乡西汉墓出土连弧星云纹镜1枚。

1985年，间中市天宫乡东汉崖墓出土八乳规矩镜1枚。

1983年，阆中市河溪乡孙家坝东汉崖墓出土五乳尚方铭镜1枚，有隶书铭文“尚方作镜自有纪，祥吉清明保父母，长宜兄弟利子孙，为吏高官。”

1990年，阆中市大盐乡东汉崖墓出土龙虎纹青盖铭镜1枚，有隶书铭文“青盖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1987年，阆中市石子乡五村东汉崖墓出土龙虎纹杜氏铭镜1枚，有隶书铭文“杜市作镜，杜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与天无极。”

1956年，成都市洪家包西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1枚为缠绕式三螭纹镜；另1枚为素地八凹线连弧纹镜。

1955年，宜宾市西郊附安乡翠屏村东汉墓出土铜镜1枚，纹饰不详。

1954年，成都扬子山西汉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1枚为四乳四螭纹镜；另1件为五星式星云纹镜。

1989年，乐山市中区大湾嘴东汉崖墓出土朱雀玄武纹镜1枚。

1983年，成都凤凰山园艺场西汉墓出土连弧云雷纹镜1枚。

1992年，芦山县思延乡战国墓出土铜镜2枚，其中1枚镜面椭圆形，有柄，柄上饰一虎，镂空，下部为一变形人面纹，近镜面为双线菱形纹。另1枚镜面亦为椭圆形，有柄，柄上部饰二羊相背而坐，下部呈方形与镜面相接。这2件铜镜出于同一墓葬，同出的还有巴式柳叶剑、矛、戈等。

1990年，宝兴汉塔山战国墓出土铜镜1枚，圆形带柄镜，镜背饰两道同心弦纹。方形柄中空，首端一支镂空的虎，柄前后两面饰饕餮纹，柄中部一小穿，柄基部为菱形纹饰连珠纹。同出有巴式剑、戈、双翼镞等。

二、巴蜀铜镜的形制及特征

从巴蜀地区战国到两汉时期铜镜的出土情况可见，这一时期铜镜在巴蜀地区不仅出土地点多，而且分布范围广，在已公布的56处墓葬材料中，共出土铜镜130枚，其中川东巴地80枚、川西蜀地19枚、湘西15枚、贵州16枚。如果加上未公之于众的材料，巴蜀地区铜镜的出土数量要远大于此。

从出土方式看，巴蜀地区的铜镜绝大多数均为墓葬单件出土，窖藏和遗址中似乎极少发现。墓葬形制既有战国和西汉时期的竖穴土坑墓和船棺墓，也有东汉到六朝时期的砖石券顶墓和崖墓。

从时代特征看，巴蜀地区的铜镜从战国早期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其中战国时期的铜镜14枚、西汉时期的铜镜66枚、东汉时期的铜镜48枚、六朝时期的铜镜2枚。由此可见，巴蜀地区的铜镜从战国开始，主要流行于两汉，六朝时期已趋于衰落。

从形制特征看，巴蜀地区战国墓出土的铜镜以圆板镜为多，同时有正方形或椭圆形带柄镜。纽式主要有桥形纽、三弦纽等。镜背纹饰主要有弦纹、双龙纹、菱纹、兽纹、羊纹、饕餮纹、羽状纹等。镜面直径一般8-13厘米；最大21.2厘米，出自湖北宜昌前坪战国墓；最小7厘米，出自重庆巴县冬笋坝战国巴人船棺葬，可能为明器。

西汉墓出土的铜镜均为圆板形，其型式主要有星云纹镜、连弧纹镜、花草纹镜、昭明镜、日光镜、蟠螭纹镜、四乳四螭镜以及各种铭文镜等。纽式主要有桥形纽、捉鼻状纽、三弦纽、博山型钮、连峰纽等。镜背纹饰主要有云气纹、连弧纹、云雷纹、花草纹、锯齿纹、蟠螭纹、四菱纹、星云纹、凸弦纹等。在出土的66枚铜镜中，有11枚铭文镜，分别出自重庆临江支路、忠县罗家桥、石柱砖瓦溪、巫山麦沱以及贵州赫章可乐等地，铭文内容主要有“洁清白而事君，究洹□之弁明，似玄锡之泽流，恐疏而日忘，糜美之穷皑，外承□之可说（悦）。”、“内清质以昭明，光辉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乎不泄。”、“长勿相忘，常乐未央”、“乐未央”、“光象夫日月而不泄”、“见日之光，天下大（太）平”、“见日之光，长不相忘”、“杨君好皎光而见美，择作配而问速□□，而往复存神而不忽”、“内而清而质，以而昭一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忠不而泄”等。镜面直径一般8-15厘米；最大18厘米，为重庆忠县崖脚西汉墓出土；最小7.6厘米，为巫山麦沱西汉墓出土，可能为明器。

东汉墓出土的铜镜亦均为圆板形，其型式主要有规矩纹镜、双龙纹镜、龙凤纹镜、日光镜、螭纹镜、鸟纹镜、龙虎纹镜以及各种铭文镜等。纽式主要有半球形钮、束腰形纽、桥形纽等，以半球形纽为多。镜背纹饰主要有規矩纹、卷云纹、蝙蝠纹、双龙纹、栉齿纹、柿蒂纹、凤鸟纹、连弧纹、水波纹、短线纹等。在出土的48枚铜镜中，有23枚铭文镜，分别出自重庆昭化宝轮院屋基坡、万州瓦子坪、万州桔子梁、巫山江东嘴、湖北巴东大罗围、巴东将军滩、巴东孔包、宜昌前坪、四川绵阳游仙、绵阳何家山、阆中河溪、阆中大盐、阆中石子、湖南大庸永定区环城西路、常德东江、南坪等地。铭文内容有的因锈蚀模糊不清，能够辨识的如“长宜子孙”、“青羊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位至三公”、“铜槃作大毋伤，巧公造之成文章，左右龙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余造明（镜），口口能容，翠羽秘盖，灵鹤台杞，调（雕）刻神圣，西母东王，尧帝赐舜二女，天下泰平，风雨时节，五谷孰（熟）成，其师命长。”、“尚方作镜自有纪，祥吉清明保父母，长宜兄弟利子孙，为吏高官。”、“杜市作镜，杜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与天无极。”、“张氏作镜大无伤，长保二亲乐未央，八字九孙居高堂，左龙右虎主四旁，朱雀玄武仙人羊，为吏宜官至侯王，上有辟邪支不阳，从今世世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年有善铜出丹阳，和已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向，八子九孙”、“宜侯王口未央富贵昌”、“侯氏作镜大毋伤，巧工刻之为文章，左龙右虎辟不阳，七子九孙居中央，夫妻相保如威央兮”等等。镜面直径一般10～20厘米；最大22.7厘米，出自湖南常德东江；最小6.5厘米，出自湖北巴东龙堆包，可能为明器。

三、巴蜀铜镜的源流及功能

（一）巴蜀铜镜的源流

铜镜作为古代照面的用具，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建国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铜镜的起源展开了多方研究，有着多种不同的认识，其中以“鉴来”说最为主要。

所谓“鉴来”说，即认为我国古镜是由一种叫做“鉴”的器皿演变来的。最早提出此说的是清末立宪派元老梁善济之子、《岩窟藏镜》的作者梁上椿先生，他认为：对于镜的形容常有“镜若止水”词句，由此推想，古人始以自然界静止的水映照，后逐渐改用铜盆式的铜鉴盛水照面，再后发现打磨光净的无水铜鉴底面也能反照，遂演变出今日之铜镜来。梁先生把“古镜源流式”归纳为：“止水→鉴盆中静水→无水光鉴→光面铜片→铜片背而加钮→素背镜→素地加绘彩→改绘彩加铸图文→加铸字铭”。郭沫若先生也持此一说。由于商周文字中“监”字的造型，就“像人立于水盆视之形”，故认为：“古人以水为鉴，即以盆盛水而照容，此种水盆即称为监，以铜为之则作鉴”。日本学者富冈谦藏也持这一观点。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以“鉴”为“镜”的例证，如《周礼·考工记》有“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剂）。”郑玄注：“鉴亦镜也。”最著名的莫过于《新唐书·卷一一零·魏征》载曰：（唐太宗）“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鉴、镜原非一物。鉴本是一种盛水的盆、或盛冰的瓮。《说文》云：“鉴，大盆也。”；《周礼·天官·凌人》郑注“春秋治鉴”云：“鉴如瓯，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镜却从来就是用于映照形容的，《说文》云：“镜，景也；从金”。段注：“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古时鉴镜混称，《墨子·非攻》第十八云：“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这其实是把“鉴”称作镜，后来遂产生镜源于鉴的说法。

铜镜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器器类之一，最早见于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1975年，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第41号墓出土铜镜1枚，镜面光素无饰，圆形、桥钮，直径12厘米，属于一次性范模浇铸成型，被誉为“中华第一镜”。1976年，青海省贵南县朵马台第25号墓出土铜镜1枚，镜背有钮，饰有七角星图案，镜边沿钻有两个小孔，供系绳穿挂之用，直径9厘米，出土时铜镜置于墓主人的胸部。齐家文化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铜石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存，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的铜镜虽形制较小且外表粗糙，并不具备好的实用功能，但至少说明，铜镜的使用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殷商时期铸造的铜镜数量很少，迄今为止，在中原地区（主要指黄河中下游及渭水流域为中心的西周文化分布区）商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铜镜仅6枚。1976年，在安阳殷墟5号墓（为商王武丁王妃妇好之陵墓）出土了铜镜4枚，均为圆形几何纹镜，直径7.1-12.5厘米。另外，1934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冈M1005出土圆形几何纹镜1枚，镜背微内凹，半环形纽，直径6.7厘米。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出土圆形凸弦纹镜1枚，发现于腰坑附近，镜背微内凹，半环形纽，纽外饰三周凸弦纹。直径7.5厘米。从总体上看，这6枚殷代铜镜均为原板形，半环形桥状钮，饰凸弦纹或短线组成的几何形图案，镜面直径较小，表现出朴素粗拙的风格。

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铜镜的出土数量也不多，总数不过十余枚，分别见于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风翔新庄河村、扶风刘家村、扶风白龙村等地。均为圆板形，其中绝大多数属素面镜，镜面直径多在7厘米左右。

春秋时期，铜镜的出土数量依然不多，目前出土的不超过10枚。1957年，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铜镜3枚，其中2枚为圆板形素镜，直径分别为6.4厘米和5.9厘米；另1枚为线描动物纹镜，圆板形，半环形纽，饰有虎、鹿、鸟纹图案，直径6.7厘米。由此，有学者认为，素镜应该是我国铜镜最原始的形态。从湖南长沙地区的发掘的大量楚墓情况看，春秋至战国楚墓中随葬的铜镜仍然以素镜为主。

从战国早期开始，铜镜的形制开始定型，形成了内凹式镜缘、三弦钮，底纹上叠压主纹，合金也以含锡量23%为主流工艺。战国时期，铜镜的出土数量较以前大大增加，制作也更为精致。从形制上看，战国铜镜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圆形占绝大多数，镜纽细小，背面多饰几何图案和动物图案，无铭文，常见的花纹有虎纹、山字纹、交龙纹、花叶纹、连弧纹、菱形纹和卷云纹等，其中山字纹是战国铜镜纹饰中最有特色的纹样，它是以汉字“山”子为主体纹样，其形事变化多端，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多种构成格式。发展趋势大都是从薄到厚、从小到大、从无边缘到有边缘，从简单纹样到复杂精美的纹样。战国铜镜的纹饰，大都采用浅浮雕，并有运用错金银和透雕的，在有些透雕图案里还有嵌石。纹饰题材主要承袭商周彝器的纹饰内容，常见的如蟠螭纹、虺纹、兽纹、狩猎纹等。

从西汉开始，铜镜逐渐变得厚重，并且随着文景之治的推行，铜镜作为生活必需品逐渐普及到平民百姓之中。西汉初期，仍流行蟠螭纹镜。汉武帝以后主要流行“日光镜”（因“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而名）和“昭明镜”（因“内清质以昭明”铭文而名），形制一般都较小，直径多在7厘米左右。这时也出现了由蟠螭纹镜演变而来的四乳四螭镜。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透光镜”，其外形与一般铜镜无异，但当日光或灯光照射镜面时，与镜面相对的墙上能映出镜背纹饰的影像。透光镜的发明，反映了两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这一时期的铜镜多半球形纽，纹饰最常见的有蟠螭纹、涡纹、连弧纹、乳状纹、草叶纹、弦纹等，纹饰布局多采用四分法和环绕式。由于圆规画图技术制模在铜镜上的广泛应用，使得西汉时期铜镜纹饰更加规整而复杂，如出土数量较大的草叶纹镜的内向连弧达到16个。这种用圆规画图的制模技术，是与战国制模技术的根本区别。

西汉末至东汉初，除沿袭日光镜和昭明镜外，出现了规矩四神镜。俗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谓规矩是指在镜上所饰“T”、“L”、“V”形状的纹饰，因笔画相互垂直或呈折直角，极为规整，故习称“规矩纹”。“T”代表四正，即正东、正南、正西、正北；

“L”是规矩中的矩，是木匠用的直角尺，在镜中位置与代表四正的T相对；“V”为圆规，简称规，是画圆的工具，在镜中居四隅之位。这类铜镜多数都是外圆内方，T、L、V代表的是天地间八个方向的位置，亦有八卦的意味。在规矩纹镜内常饰有象征天地四方的四灵，又称为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种规矩四神镜的钮座边常有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外圈常见有“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的铭文。西汉末期王莽时代，还出现了纪年镜。

东汉时期，镜面一改先前的那种平板式，变成微凸式，更便于照容。这时主要流行浮雕式的神兽镜以及画像镜，后者多是一些历史故事，如伍子胥、越王、范蠡等人的画像，也有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人画像镜等等。铜镜的纹饰技术从线雕逐渐发展到浮雕技术，这种浮雕制模技术一直被沿用到唐代。这一时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出现了几个大的铸镜中心，如浙江的绍兴、江苏的徐州、湖北的鄂州等，都铸制了大量的神兽镜。当时人们多崇尚道家学说，讲究升官发财、多子多福、成仙封侯，神兽镜的出现，是当时意识形态的反映。

两汉时期，铭文镜盛行，镜背面多铸吉祥语。铜镜铭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涉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方面。

有表现爱情生活的铭文，如“大乐未央长相思，愿毋相忘”、“长相思，毋相忘”、“久不相见，长毋相忘”、“与天无极，与地相长”、“见日之光，美人在旁”、“心思美人”、“大富贵，宜酒食，乐无事，日有喜”等。

有表现妻子思念丈夫的铭文，如“君行卒，予志悲，道路远，侍前稀”、“君有行，妾有尤（忧），行有日，反（返）毋期，愿君强饭多勉之，仰天太息长相思”等。

有表现人们期待美好生活的铭文。如“钱金满堂”，“家大富”、“延年益寿去忧事，长乐万事宜酒食”、“买此镜者家富昌，十男五女为侯王”、“服者富贵，延年益寿，子孙蕃昌”、“买者大富且昌、长宜子孙，延寿命长”等。

有表現为官升迁的铭文，如“位至三公”、“官至三公”、“位至公卿”、“高迁三公九卿”、“吏人服之宜官铁”、“长吏买镜位至三公”、“服者高官，位至三公”、“服者万年，位至王侯”、等。

有表现百姓期待和平安定、丰衣足食的铭文，如“青羊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王氏作镜四夷服，多贺新（新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无极。”等。

有表现儒家孝道的铭文，如“长保二亲得天力”、“长保二亲乐无极”、“长保二亲得酒食”、“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等。

有表现儒家多子多福观念的铭文，如“八子九孙”、“八子十二孙”、“九子九孙”、“十男五女”等。

有表现铜镜性能优良的铭文，如“清且明”、“清而明”、“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光辉象夫日月”等。

有表现当时官营作坊的铭文，如“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真太巧”、“尚方作镜佳且好”等。“尚方”是朝廷中央尚方令所属作坊产品的专有称号。

有表现制镜人姓氏的铭文，如“许氏作镜自有纪”、“朱氏明镜快人意”、“龙氏作镜大毋伤”等。

六朝时期，北方战乱，铜镜制造受到影响，但江南一带经济稳定，市场繁荣，以致东汉盛行的“车马镜”和“神兽镜”在六朝时期依然盛行，除此之外，常见的镜群还有：规矩式镜、禽兽带镜、画像镜、龙虎镜、兽形方铭镜、翔鹤飞鸿镜、兽形肖生镜等。

巴蜀地区出土的铜镜，主要流行于战国到两汉，六朝时期数量明显减少。其中铭文镜则主要流行于西汉和东汉。从形制、纹饰特征以及铭文内容看，受楚文化以及江、浙一带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也或是巴人仿楚式镜或吴、越式镜而铸造的。

（二）巴蜀铜镜的功能

铜镜作为古代照面的生活用具，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如《韩非子·观行篇》云：“古之人目短之自见，故以镜观面。”《战国策》中邹忌“朝服衣冠窥镜”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但据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铜镜在古代社会除用于照容外，可能还有宗教方面的意义。

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铜镜多出土于墓葬，而且其位置又多放置在墓主人身上或附近。如青海省贵南县朵马台齐家文化墓葬发现的铜镜，出土时就压在俯身葬的墓主人胸下，可能是作为死者胸前佩饰而随葬的。安阳大司空村南地M25出土的铜镜，也是发现于墓主人身下的腰坑附近。宁城南山根M102石椁墓发现的铜镜，据发掘者介绍，出土时与铜刀一起置于墓主人的腰间，因此人们推测，它很可能是墓主人胸前或腰间的佩戴物。此外，辽宁沈阳郑家洼子发现的一座相当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五面铜镜，从头到脚一字排列在墓主人身上。这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中，铜镜被普遍认为具有避邪消灾的作用。例如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有“去不祥”、“辟不祥”、“避去不祥”的辞句。由于对铜镜的迷信，人们还常常用镜子来预测吉凶，文献中称为“镜听”。唐代大诗人王建的《镜听词》（《全唐诗》卷二九八），就是写一个贫家妇女凭“镜听”来占卜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归期和吉凶。古代道士对镜子的魔力更是笃信不疑。魏晋时葛洪在《抱朴子·登涉篇》中云：“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人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以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于镜中也。”隋人王度的《古镜记》中也记述了自己曾于汾阳人侯生处得到一枚神镜，持此镜“则百邪远人”。这些说法显然十分荒诞，但它却反映了古代人们对镜子的迷信。另据清代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五记载，铜镜是巫师做法时最重要的法器，被视为“神镜”，认为它象征着太阳的光芒，具有避邪秽、照妖魔、医治疾病等作用。古人对镜子的崇拜，在今天的一些民俗中也还有遗留，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人们常常在自家的大门上镶嵌或是悬挂一面明镜，据说它可以“辟邪驱鬼”。

由此可见，古代铜镜不仅可以照面，同时还具有宗教方面的意义，而且越是在早期社会，它的宗教意义可能越为突出。纵观中国铜镜发展史，从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开始一直到明清，圆板具钮形式一直是铜镜发展演变的主流，这可能与人们的尚圆心理有关，中国人一贯讲究功德圆满、合家团圆，圆是人们的追求和梦想，中国人对圆与结有永远不了的情结。

四、结语

总而言之，铜镜作为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器物，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其流传时间之长、出土器物之多、受各种文化的影响之大，都堪称青铜器之最。巴蜀地区战国到两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镜，从形制、纹饰特征以及铭文内容看，受楚文化以及江、浙一带吴、越文化的影响较大，也或是巴人仿楚式镜或吴、越式镜而铸造的。对巴族地区铜镜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多巴族青铜文化的内涵，同时对于探讨巴文化与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的关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甚至对于研究巴族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民俗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