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托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建筑装饰已经非常丰富。从梁柱斗拱橡头，到门窗台阶地面，都遍施彩饰。装饰华美，色彩瑰丽。秦汉时期的建筑装饰在它华丽的外表之外，其机制观念亦体现其中。比如不同等级的建筑物和同一建筑群中不同等级的建筑物，在装饰做法上都按照一定的规制有所差异，在纹样、色彩、材料、做法甚至物件数量上，都起着定尊卑，明贵贱的作用。

【关键词】秦汉 建筑装饰 华美 规制

秦汉时期，建筑装饰已然非常丰富，体裁多样，手法灵活，尚未形成固定的模式，带有初创时期自由鲜活的特点。张衡《西京赋》中形容长安城中的宫殿、坛庙等皇家建筑时说：“亘雄虹之长粱，结棼檫（阁楼的大粱）以相接。……饰华榱（椽）与璧珰（瓦当），流景曜韡晔；雕楹（柱）玉百、磶（柱础），绣柿（斗拱）云楣（粱），三阶重轩，镂槛（栏杆或门槛）文棍（类于连檐板）。右平左域，青琐（门窗所雕连锁文）丹墀（台阶，或引申为地面）。”从梁柱斗拱椽头，到门窗台阶地面，都遍施彩饰，可见装饰华美，色彩瑰丽。又如《西都赋》中说：“其宫室也，……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雕玉填（柱下石）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列钟虞（原意为鹿头龙身神兽，用为钟磬架子两旁立柱的装饰，此处借指架子立柱）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端为正门，闱意侧门）”，以玉石为柱础，以金璧饰瓦当，庭除、门侧装饰小品和雕刻，可谓“增饰以崇丽，……穷泰而极侈”。

建筑装饰不仅是对建筑物各个部位及构件外观的艺术性处理，同时也起着定尊卑、明贵贱的作用，不同等级的建筑群，以及同一建筑群中不同等级的建筑物，在装饰做法上都因遵照一定之规而有所差异，包括纹样、色彩、材料、做法甚至物件数量等等。因此建筑装饰的形式与发展，与建筑艺术、礼制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建筑构件进行造型加工、纹饰处理以及敷色都是建筑装饰的基本手法，这些装饰手法在具体运用时，又因材质各异而采用不同的做法。石构件如基台、柱础、门砧等，通常采用雕凿（线刻、浮雕、透雕等）技法，间或也采用敷色的做法。陶构件如脊饰、瓦当、地砖等，采用模制、手制，并有表面涂釉、渗炭等方式。木构件在经过成型处理（卷刹、收分、抹角等）后，表面又有磨砻、髹漆、彩绘、雕镂、镶嵌等多种装饰做法。贴附或悬挂于木构件上的金属构件，如门钉、角页、金钮、铃铎等，大都采用铸造或锤锻成型、表面錾刻或鎏金的方式。

一座单体建筑中需要重点装饰的部位主要有檐口、墙壁、木构架、藻井与天花、阶墀与台基、门窗、屋顶等，其中对木构架的外观处理，是建筑装饰的重要部分，以对柱、楣、粱、枋、椽、斗拱、门窗等构件的加工装饰为主要内容，如《鲁灵光殿赋》中所说：“悬栋结阿，天窗绮踪。员渊方井，反植荷渠。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房紫药，窋咤垂珠。云粢藻棁，龙桶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奔虎攫挈以粱倚，仡奋亹而轩髻。蛟龙腾骧以蜿嬗，颔若动而躞踞。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蟉虬而绕榱。白鹿孑于樽栌，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跄伏于柎侧，猿狄攀椽而相追。玄熊冉炎以齿斤齿斤，却负载而蹲跠。齐首目以瞪眄，徒徒而狋狋。胡人遥集于上楹，俨雅跽而相对。仡欺以雕穴，（尧+页）顟而睽睢，状若悲愁于危处，僭颦蹙而含悴。神仙岳岳于栋间，玉女窥窗而下视。忽瞟眇以响像，若鬼神之仿佛。”在木构件上，人们不但要对构件的造型进行艺术加工和雕饰，还同时在构件上绘以各种彩画，如云气、荷莲、水藻、禽鸟、走兽、神仙、胡人等，此时“馆室次舍，彩饰纤缛，裹以藻绣，文以朱绿”。“饰以碧丹，点以银黄，烁以琅开，光明熠焓，文彩磷斑”，这是先秦时代单色涂彩的发展，表现出汉时建筑彩饰之瑰丽。到了魏晋时期，“朱柱素壁”、“白壁丹樱”已是建筑总体的色彩气象，至于皇家宫室坛庙等重要建筑则更是呈现为五彩缤纷的景象。

檐柱是建筑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构件之一，两汉建筑的柱身断面通常作圆形、方形或八角形，其中柱身向上收分的八角形柱，在汉墓中已颇多见，北朝石窟窟檐和屋形龛中也常见有这种柱形。北齐义慈惠石柱方亭中的圆柱，上下均作收分，为典型的“梭柱”，反映了当时圆柱的收杀方式。北魏太和三年（479年）为文明太后所建方山永固石室：“檐前四柱，采洛阳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对于等级较高的建筑，其柱身饰以“丹”色，以表示华贵，是承袭周礼的传统观念。南朝诗赋中常见“紫柱”之称，亦属于丹朱一类。皇家建筑中尚有采用铜柱的，并以石础承垫，称为“玉舄”，一类为礅座形，如方、圆、覆盆、覆斗形等；男一类为兽形，如石羊、石熊、石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周圈雕饰莲瓣的覆蓮柱础。此外，兽形础中常用白象、狮子等题材作装饰，这与当时佛教兴盛有很大关系。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了北魏太和八年石雕柱础，础身如圆饼，凹孔周围深浮雕一团覆莲，围绕它是一圈透雕，刻有多条盘龙。础下与方形承础石相连，四个立面用浅浮雕结合线刻卷草纹，刻工精细，表现出极高的匠心。

粱架中的楣额、梁桁、叉手、蜀柱等表面，也往往采用和柱身相同的装饰做法，“艴如宛虹，赫如奔螭”，描述的即是梁上桁檩复叠的式样，也说明构件外观色彩非常鲜丽。檐口是屋顶与屋架的交接处，是建筑外观中最显著的部位之一，檐椽也遂成装饰的重点部位。椽身装饰一般有磨砻、雕镂、髹漆、彩绘等多种方式，故以“华榱”、“绣桷”称表，椽身上往往又绘饰龙蛇，因此又有“龙桷”、“螭桷”等称谓。敦煌莫高窟北朝早期窟室的人字披部分，其椽身彩绘为赭红底色，上饰黑色藻纹，间以束带纹与山形纹；椽间为白底色，上饰忍冬纹与供养天人等，应是北朝佛殿中较为流行的做法，椽身彩绘形式也与汉魏时期有一定的联系。椽头的处理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华贵的做法，即将金铜或玉石裁磨成玉璧的形状，贴饰在檐椽的端部，即赋中所说的“璧珰”、“琬琰师文珰”。椽端亦称“题”，故有“玉题”、“璇题”等称呼。另一种是比较简朴的做法，如邺宫文昌殿，椽头不贴金玉，髹以黑色。椽身饰以朱色，与椽头装饰风格相统一。椽头贴饰璧珰的做法，至南北朝后期也还仍然使用。此外，在北魏云冈第6窟中心塔柱下层椽头上发现有双鱼雕饰，另如北齐邺都太极、昭阳殿椽头上也有金兽头装饰件，这些都可视为是与璧珰性质相类的手法。

斗拱已然是该时期木构架中最富装饰性的构件。斗有“栌”、“粢”、“节”、“桶”、“析”等多种称谓，其平面多作方形，上下分耳、平、欹三个部分，也有圆形平面的斗，称“圆斗”；拱又称“栾”，汉赋中指“柱上曲木，两头受栌者”。南北朝时期由仿木石作斗拱和壁画中可了解到当时斗拱的装饰情况，北朝石窟中的斗拱，一般为拱上两头与中间共承三斗，且出现重拱相叠的现象（龙门古阳洞屋形龛）。在北齐南响堂山石窟窟檐和安阳修定寺塔基出土的模砖构件中，更有双抄出跳斗拱的形象。拱身卷杀也有多种不同形式，其中最为特殊的应属北齐斗拱中的数瓣内凹的卷杀形式。在斗拱表面还常施以雕镂和彩绘，所谓“仙节”、“云粢”、“雕栾镂粢”。在北魏云冈石窟第9、10窟的前檐栌斗上，就雕刻着三角纹、忍冬卷草纹、莲瓣纹等纹样。已知年代最早的斗拱彩画样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1、254窟，其形式为红底上绘忍冬卷草纹与藻纹，邊棱转折处界以青绿色，极富装饰美。此外，北齐安阳修定寺塔塔基出土的模砖斗拱表面，雕饰有丰富精美的云纹，在北朝末年石阙上的斗拱与补间人字拱镂刻有莲瓣纹或忍冬纹，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木构斗拱的装饰做法。

门窗历来是建筑物中的重点装饰部位，特别是作为主要进出的大门，标志着主人身份。赋文与文献中提及门上装饰的文字很多，如“青琐”、“金铺”、“朱扉”等等，“青琐”为门侧镂刻琐纹，涂以群青；“金铺”是门扉上装饰的衔环兽面，也称“铺首”，以铜制作，鎏以金银，规格大小则依门的尺度而变化；“朱扉”即刷饰朱红色的门扇。这些装饰多用于宫殿、佛寺或王公府邸，为皇家建筑、贵邸的流行做法。以夯土墙为围护结构的房屋，门窗往往“镶嵌”于厚墙之中。在门窗的构件表面，多雕绘图案纹饰，如汉代画像石中就常见门扇之上雕刻有朱雀形象，如洛阳北魏画像石棺前挡做成门形，门楣上左右即刻有朱雀，中为莲花宝珠；云冈第12窟前廊东壁屋形龛中的人字拱两侧，也雕饰着一对相向的朱雀。门扇上的饰物除铺首外，还有门钉、角页装饰，如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塔，四面各有三户六窗，扉上各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在大同南郊北魏宫殿遗址中，也出土了鎏金门钉、角页、各式铺首等饰件。窗的形象，见于宁夏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房屋模型。窗框四角向外作放射状凹纹，窗框内做四道棂条。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窗口饰有红色边框及忍冬纹角饰，南朝墓室中则于壁面上砌出直棂窗形象，从中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比较普遍的窗户样式。窗框的色彩一般与门相同，涂饰朱红色，窗棂常饰青绿冷色。另据赋文记述，有壁上开小窗并雕刻镂空花纹的做法，称“绮寮”，常用于廊、阁、台榭之上，类似于后世的漏窗。

在建筑的内部，为了突出殿内中心部分的重要地位，汉代的宫殿及佛殿已开始使用藻井。藻井的位置通常在建筑物明间脊椁下的两道粱袱之间。做法是在梁间架设木枋，形成四方形覆井状，当中向下倒垂莲荷，井内并镂绘水纹、藻纹，遍施五彩。北朝石窟中所见的室内天花形式，主要为斗四、平棊或两者混用，也有不加顶棚、直接在椽板上施以彩绘的做法。斗四天花，又称叠涩天井，在中国新疆地区佛教石窟中常可见到这种窟顶，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屋顶结构形式。在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和北魏云冈石窟中，则常表现为木构平綦方格的形式，中央部分做成斗四（或斗八）的样式，中心往往雕饰（或绘饰）圆莲，四周饰飞天、火焰纹等，是一种模仿木结构装修的纯粹装饰性做法，与上述殿内藻井的形式相类似，平棊方格的位置往往是围绕中心方柱（敦煌莫高窟第251、254窟等）进行布置，或位于前廊顶部（云冈第9、10、12窟），因而造成斗四天花与藻井在规格上出现多种不同的形式。平綦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天花做法，以纵横木枋垂直搭交构成方格网状，木枋表面彩绘，搭交处加饰金属构件，方格内盖封平板或做叠涩。云冈与巩县石窟的窟顶形式以平綦为主，表现出当时佛殿与佛塔的内顶装饰情况。敦煌北魏窟室中的人字披顶以及敦煌、麦积山的西魏、北周窟室中的覆斗顶形式，分别表现为木构建筑内部砌上明造和佛帐帐顶的做法。龙门宾阳三洞的窟顶雕刻，则是佛殿中于佛像上方张挂织物天盖做法的反映。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木构建筑中的维护结构还是沿用夯土承重墙，通常做法是在墙体的表面，嵌入隔间壁柱，柱身半露，柱间又以水平方向的壁带作为联系构件。据汉代文献记载，汉长安未央宫中就有壁带的做法，且壁带上还装饰以金钮、玉璧、明珠翠羽，所谓“金钮”就是壁带与壁柱上所用的铜质构件，起连接和固定木构件的作用，同时也构成墙面上的重要装饰。汉宫中还有在金钮上镶嵌成排玉饰，形如列钱的做法，在曹魏和北朝建筑中仍沿用这种壁带装饰，并逐渐演变为一种彩绘纹样。这一时期，重要殿宇的墙面常常涂以色彩，装裱华贵。《景福殿赋》中曾记述墙面色彩为“周制白盛，今也惟缥”，可知曹魏时墙面涂色是承袭周制，涂为青白色，在佛寺中出现了用红色涂饰墙壁的做法，如洛阳永宁寺塔（516年），内壁彩绘，外壁涂饰红色；壁画也是宫室中最常用的壁面装饰手法，题材多以云气、仙灵、圣贤为主，佛教题材的壁画，早期仅有维摩、文殊、菩萨诸相，至南朝渐趋兴盛。南朝墓室侧壁往往装饰“竹林七贤”等题材的画像砖，或使用大量的莲花纹砖。

秦汉建筑的屋顶风格挺括舒展，刚健硬朗，除了屋脊和瓦当外很少再有其他装饰，但在一些较重要建筑的正脊中央有时也设立凤鸟或朱雀，作为装饰或标志。如今保存下来的屋顶饰件以瓦当为多，秦朝流行圆形瓦当，瓦当纹饰以各式云纹为主，构图形式是由中心内向外用双线分为四个扇面，每扇中饰各式云纹。有的云纹组合成蝉形或蝴蝶形。内圆或为乳突，或为格纹，或为其他纹饰。崇尚云纹可能与“秦得水德”的观念有关，所以秦多有“云龙之象”。秦朝还出现了以文字为饰的瓦当，均用篆文，有“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文字，颂赞大秦一统。在始皇陵中还出土有少量夔凤纹瓦当，为四分之三圆形，直径近50厘米，推测应是用在檩头的檩当装饰。

汉代瓦当均为圆形，沿用秦代各式云纹，文字装饰的瓦当更多，为篆文，内容多选用吉利词汇，如“亿年无疆”、“长生无极”、“千秋万岁”、“嘉气始降”、“延年益寿”等；或宣扬某种道德观念，如“道德顺序”、“与民世世，天地相方”等；也有的题刻宫名、苑名或官署名，如“长乐未央”、“上林”、“卫屯”、“卫”等，另有将文字和动物图案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如上半边为“延元”二字，下半边为一鹤，鹤颈特长，伸于二字之间，形成对称式格局，文字的内容与仙鹤的寓意形成呼应，构思令人称妙。再如“甲天下”三字放在中心圆乳下方，圆乳上方放置二鹿同向奔跑。在西汉王莽九庙遗址发现的四神瓦当，分别塑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按东西南北四向分别施用。四种瓦当中心都有圆乳，四神形象简括而生动。《三辅黄图》在记述未央宫瓦当时说：“苍龙、白虎、朱雀、元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可知汉代在宫殿建筑中也使用四神瓦当为装饰。此外，也有其他各式动物纹样的圆瓦当。

汉以后，建筑的屋面有了使用黑色瓦件的做法。北魏石子湾占城（属平城期）和北魏洛阳城址出土的筒瓦表面多呈现为黑色，邺北城出土的东魏北齐瓦件，也多为素面黑瓦，表面光润，是瓦面经过打磨后又以油烟熏烧而成。北魏时期，瓦当纹样除承袭汉魏隶书文字及厥云纹纹样外，还出现了人面纹与兽面纹瓦当，东晋南朝的瓦当形式也有类似的演变过程。陕西周原西周遗址中已发现了滴水瓦实物，北魏时期还出现了瓦口边缘下折并呈波浪状的滴水瓦，瓦的唇面纹饰也渐趋复杂，出现有双重波纹及弦纹、忍冬纹等形式。南北朝时期，建筑的屋面开始使用了琉璃瓦饰，“朔方平城，后魏穆帝治也，太极殿琉璃瓦台及鸱尾悉以琉璃为之”。北齐邺都南城的鹦鹉楼“以绿磁为瓦，其色似鹦鹉，因名之”；其西鸳鸯楼以“黄磁为瓦，其色似鸳鸯，因名之”。此后的皇家建筑多以琉璃瓦铺装屋顶，以彰显帝王的高贵与皇权的威严。庞大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带有色彩的琉璃瓦的使用无疑给建筑的色彩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屋顶装饰集中表现在屋顶脊饰上，是体现建筑物等级的标志性构件。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在屋脊上加设饰物的做法，用以丰富建筑屋顶形象，并赋予其一定的含义，如战国时期铜器刻纹中表现出来的建筑形象，在汉代画像砖石与汉赋描述中也常见到在门阙、殿堂屋脊上饰立朱雀（凤鸟）的做法，作为吉祥、礼仪之象。汉代建章宫的玉堂殿就“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建章宫的北门又有凤凰阙，又名别凤阙，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曹操在邺城西北角所建铜雀台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铜雀于楼巅，舒翼若飞”，似“云雀踞甍而矫首，壮翼搞镂于青霄”记之。由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汉明器陶屋可知，屋脊上以凤或鸟为装饰是汉代盛行的做法，高颐阙正脊上就装饰有一只口衔组绶的俊鸟。后赵石虎时期，邺城凤阳门上还仍是以凤凰为脊饰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柏粱台遇火灾，武帝笃信神仙方士的厌火之言，将屋脊上的凤鸟改为鸱尾：“柏粱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虬为传说中的无角之龙，龙生于水，为众鳞之长。古越国在中国东南，多水近海，以龙为图腾，故越巫之言反映了越族的信仰，以虬装饰屋脊的做法是图腾崇拜与以水克火的阴阳五行之说及巫术三者结合的产物。自此，中国传统建筑以鸱尾为脊饰至迟在西汉中期已见端倪，至东汉渐成风尚。

佛塔的顶饰是一种特殊的顶饰类型，其样式与做法承担着特定的标志性作用，有山花蕉叶、宝瓶露盘、莲瓣火珠等，在石窟雕刻、壁画中多可见到。多层木构佛塔的顶部，通常以单层覆钵小塔作为特定标志。一般在斜坡瓦顶上先置须弥座，其上四周饰山花蕉叶、当中为覆钵及中心刹柱，柱上层层露盘（即相轮），柱端饰宝珠，并以铁链与下部瓦顶的四角相联系，链上挂饰金铎。

建筑的臺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为讲究的做法，文献中记载：“罗疏柱之汩越，肃坻鄂之锵锵”，形容殿基高大，而且台基的侧壁上还装饰有隔间版柱。在殿基之上，沿台基的外缘设立栏杆，“棂槛邳张，钩错矩成，楣类腾蛇，褶似琼英”，在宫中正殿前与明间相对的槛上，置平板日“轩”，后世皇帝“临轩”即在此处。南北朝石窟雕刻壁画中的棂槛形式，也大致如此，槛上多饰直棂、卧棂或勾矩，为木质棂槛的做法。此时，须弥座的形式也开始流行，但大多是用于佛塔塔基及佛座中。

室内地面在古代曾被称为墀，按照古代的礼仪，天子要将殿堂的地面漆为红色，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地面即为红土色，汉长安未央宫前殿亦作“丹墀”，后宫则为“玄墀”。东汉洛阳宫中地面除沿用以往抹草泥的方法外，已经开始用方砖铺地，且以红、黑两色漆地。“以丹漆地，或日丹墀”，显然是为继承周天子“赤墀”的制度，文献中的所谓“青琐丹墀”，“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在北朝石窟和墓室地面上，多发现有雕刻纹饰，如云冈第9、10窟发现雕有甬路纹饰，当中作龟纹，边缘饰联珠及莲瓣纹；在龙门北魏的宾阳中洞和北魏皇甫公窟的地面上，正中雕出甬路，边饰联珠、莲瓣，与云冈石窟的式样相同，在甬路两侧雕大圆莲，圆莲之间刻水涡纹，用以表现莲池；北齐南响堂山第5窟地面，中心雕刻圆莲，四角饰忍冬纹，这些雕刻纹样应是模仿当时建筑中的地面铺装样式。此外，在北齐石刻中还可以见到用花砖铺设阶前踏道的建筑形式，联系汉赋中的相关记述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时期的空心砖、铺地砖等形象资料，可以想象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地面已经流行用花砖铺设室外踏道、地面，用以防滑和装饰。

两汉时期，盛行在石头或砖头表面上施以雕刻，称为画像石、画像砖。其图案主要为线刻，也有浅浮雕，多强调平面感，是一种半画半雕的艺术形式。画像砖主要装饰于墓室中，在石祠中也偶有所见，如武梁祠、孝堂山祠等。画像石、画像砖应用地域极广，在河南、四川、山东、江苏、陕西、山西、河北、安徽、湖北均有出土，其中尤以山东、河南、四川的数量最多。山东所见多为画像石，以嘉祥东汉武氏墓群石刻、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临沂和安邱等大型画像石墓及武梁祠、孝堂山祠、两城山等最为著名。四川以画像砖为主，画像砖墓大多分布于成都地区，感觉题材以贴近现实生活为其特色。河南则画像石、画像砖都有，但以石为主，其中以南阳一带画像石最有名。两汉的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非常丰富，有描写神话传说的，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飞仙等；有表现劳动和生活的，如耕织渔猎、驷马出行、宴饮、祭祀、讲经、射猎、汲盐以及歌舞、百戏、杂技等；有展示自然风光的，如山川河流、天体星宿，飞禽走兽；还有记述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的。还有一类专以建筑为主题或背景题材，如门阙、楼阁、宅院、桥梁，以及建筑的构件如铺首等，这些丰富的画像石、画像砖题材，为该时期建筑历史研究提供了翔实而丰富的形象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