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进平 王成丽

西柏坡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领导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西柏坡，它的名字镶嵌在人民解放战争的丰碑中，镌刻在共和国大厦的基石上，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就是从这里走来的。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之一，其彪炳千秋的卓越功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铸就的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具有时代价值的“赶考”精神，犹如一座不熄的灯塔，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新的征程上谱写光辉篇章。

一、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境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平山县不仅是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地委、专署的机关驻地，而且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晋察冀边区和北岳区等众多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也曾先后两次，共三年多的时间战斗生活在平山县境内，是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之一，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彭真、黄敬、关向应、王震等曾长期战斗生活在这里。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平山党员已达到2万多人，小小的西柏坡村85户人家325人中就有党员40名，分布在33户，党员占到全村人数的12.3%，有党员的户数占全村户数的近40%。也正如此，吸引了中央的目光，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而永载史册。

1947年，国民党在丧失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能力后，决定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纠集23万兵力向中央驻地延安进犯，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和庞大的中央与边区政府机关，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为两部分，中央前敵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中央前委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中央工委在刘少奇、朱德率领下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日常工作。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朱德率部东渡黄河，来到华北，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研究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之后，聂荣臻希望中央工委留驻华北，在平山一带选择驻地。说这个地方不但党组织坚强，党员多，群众基础好，物产也丰富，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能为中央提供丰富的粮食供给；而且前临华北大平原，背靠太行山，作战的时候能进能退，能守能攻，是战争年代作为中央驻地的好地方。

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在平山县一带选址。但究竟到哪村安营扎寨，却还是一个未知数。为此，中央工委和晋察冀的领导人进行了慎重而细致的勘察，派出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潘开文、刘少奇同志的卫士长齐明臣和晋察冀的行政处长余光文三人，骑马沿滹沱河两岸逐村一一考察，此时西柏坡这个太行山区的小山村进入到他们的视野。

半个世纪后，潘开文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一行奉命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向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东西黄泥，然后又折回来到东西柏坡、夹峪、柏里、郭苏等，将勘察情况绘成草图交首长决策。我们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尽管村里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也很多，比较容易修复。”在进行过实地勘察后，潘开文向刘少奇、朱德做汇报时说：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一是村子要适当集中；二是交通要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四是居住条件。尽管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西柏坡当时许多房子被鬼子烧了，但基础很好，便于建设，将来住在一起比较集中，方便工作。” 同时，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率领的中央工委大队人马到达建屏县小觉镇，请示设点问题。于是，他又奉命带人进行了更仔细的勘察，也认为西柏坡比较合适。

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借用了村子东头的13户民房，自己又动手修建了部分房子，并陆续围起了一道土坯围墙，自然形成了一个院落，当时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工委对外称“工校”或“劳大”。1948年5月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历史贡献

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赴京建国，历时一年零十个月。这一时期，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全国土地会议的召开和第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撼动了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精彩绝伦的三大战役，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蒋家王朝；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及七届二中全会，勾画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构筑了新中国的奠基工程。

1.召開土地会议，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就曾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根据《五四指示》，在党的领导下，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但存在不彻底、作法不统一的现象，影响着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委驻地西柏坡召开一次土地会议，总结土改经验，制定土改政策。经过认真的调研和筹备，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来自各解放区和军队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西柏坡村西恶石沟较为平坦的一块空地上（老乡的打谷场），由于是北方最炎热的季节，上面搭了一个布棚用来遮阳，代表们就坐在小板凳或石头上听报告。

会议开了近两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提出问题，并开展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把问题集中后，再转入第二阶段，讨论决定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根据各地汇报的情况，经过讨论分析，最后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方针，着重反对干部中存在的右倾思想，结合土改整顿党的队伍。9月13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向全国公布。《大纲》共十六条，其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由“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老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此后的一年当中，解放区有1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毛泽东对这场土地改革做出充分的肯定：“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关于土地会议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历史学家胡绳先生在他主编的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这样评价土地改革：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农民大众翻身作了主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了过去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2.运筹帷幄，部署指挥三大战役，使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

1948年秋，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作戰，敌强我弱的形势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虽然保持在365万人左右，分布在第一线的国民党正规军约170万人，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五个战场。与国民党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已由原来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敌我力量之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缩小为1.3：1。此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前委完成转战陕北的任务后，于同年5月移驻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党中央、毛主席全面正确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决定把握有利时机，与拥有海、陆、空三军的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

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新的“三五”战略计划，即在五年内（从1946年7月算起），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旅，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要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这为进行下一步战略大决战在政治上、组织上做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到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北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共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归于消灭。

在西柏坡中央军委指挥夺取全国决定性胜利的战略决战的日日夜夜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工作极其繁忙。当时，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朱德任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刘少奇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他们几乎每天都集中在毛主席的小屋里，商讨军政大事。毛泽东和周恩来更是通宵达旦地工作，灯光彻夜不息。前线的电报如雪片一样飞来，毛泽东主席都要一一审阅后考虑复电。三大战役期间，仅为前线起草的作战方针和各种重要文电就达190多封。

周恩来也是夜以继日地忙于听取前方各战场的情况汇报，核对军事资料，起草和批阅文件。据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张清化回忆：“周恩

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核实弄清，然后向毛主席报告。”“前方来了电报，一般经毛泽东、周恩来商量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迫，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请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情况比较多。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在西柏坡中央大院里，有一所坐北朝南的土坯房，屋內摆放着三张长方形的大木桌子和几把木椅子，桌上放着水壶和小茶碗等生活用具，西墙和北墙上分别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靠西南的一张小桌上摆放着一部老式电话机，这就是中央机关自己修建的中央军委作战室。

当时，作战室每周召开一次总结会，研究、分析、总结一周的战局变化，提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和设想。工作人员每天都在紧张、准确、高效地工作着，他们用红、蓝毛线在地图上标出战场情况，用无线电发报机向前线指挥员传达总部的作战部署，从而将中央军委和全国各战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曾诙谐地说：我们这个作战室一不发枪，二不发人，三不发粮，只是天天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1975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特赦后来到西柏坡，当他看到简陋的小屋和屋内的陈设，无限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英明伟大，在这四间小平房里就把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当败，国民党当败啊！

3.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

随着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第十七条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全会会议。”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伙房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11人，记录人员4人。会场正面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两边墙上挂有八面鲜艳的红色党旗。主席台是一个长形条桌，桌上铺了粗线毛毯后加盖了一张东北虎皮，桌后的靠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两边是记录方桌，记录人员是师哲、廖鲁言、伍云甫、曾三。整个会场布置简洁、朴素、庄严，没有录音设施也没有扩音设备，但会场内时常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次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极为重要的报告。全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同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会上，来自不同地区的27位同志先后发言。朱德、劉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作了重要讲话。

面对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和走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谆谆告诫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艱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强调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斗争，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身份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转折关头的历史思考和郑重承诺。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十天，也就是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踏上了赴京建国之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征程。

（作者单位：西柏坡纪念馆）

（责任编辑 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