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莲

摘 要：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对特定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背景下个人与群体的生命与生活经历的研究，其将个体、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结合起来，体现了生命个体在一定历史情境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选择的一个过程。在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巨大社会变迁中，珠海近代史上涌现出众多历史人物，他们或是用生命事件影响个体生命历程，或是将生命历程嵌入历史的时间和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但都共同地通过生命历程中的“人的能动性”原理，塑造人的现代性的多重品格以及人的现代性的多重关系。

关键词：生命历程；人的现代性；珠海；历史人物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1-0188-03

生命历程理论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如今在国外已经发展相对成熟。我国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其理论和方法才被介绍到国内，之后，“国内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领域都相继涌现出了不少关于生命历程的研究和著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视角。”[1]

珠海（原属于香山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历史人物，比如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杨匏安等，他们的生命历程仅仅嵌入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但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事件，又共同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性品格和现代性的多重属性。

一、生命历程理论的内涵界定

在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中，美国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 Elder Jr.）所著的《大萧条的孩子们》最为经典。

埃尔德通过对大萧条时代的考察，提出了生命历程的概念和原则，他认为，人的成长与衰老是一个终身的过程；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在他们一生所经历的历史时代和地理空间之中；人的生命具有社会性，社会与历史对个人生命产生重大影响；个人通过其对历史与社会环境的选择与行动来建构其自己的生命历程[2]。根据生命历程理论的原则，埃尔德概括了生命历程研究的主要范式：首先，个体的生命事件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其次，个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再次，个体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最后，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建构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3]。相应地，埃尔德归纳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中的“一定时空中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相互联系的生活”“个人能动性”几个基本原理[4]。

国内李强、包蕾萍等人对生命历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介绍了研究生命历程的“事件史分析”方法和生命历程的时间观点。李强认为：“生命历程大体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一般而言，尽管生命历程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但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4]包蕾萍则从生命历程时间观的角度，将个体生命、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结合起来，体现了生命个体在一定历史情境下和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选择的一个过程[1]。当然，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从实证方面对生命历程理论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立足于埃尔德关于生命历程理论四个研究范式和四个核心原理以及李强和包蕾萍观点的结合，来分析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进而探析他们独特生命历程所塑造的中国人的现代性问题。

二、社会变迁与珠海近代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

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处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洪流中，珠海位于广东省珠江口的西南部，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相连，西临新会、台山市，北与中山市接壤。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珠海首当其冲地经历着19世纪至20世纪的社会大变迁。在历史洪流中，珠海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物，比如容闳、唐绍仪、唐国安、唐廷枢、徐润、杨匏安、苏兆征等，他们各自的生命历程以不同的经历和生命事件展现着。根据埃尔德生命历程理论和基本原理，珠海历史人物的生命历程亦各有其侧重点，呈现为：

其一，容闳年幼时的生命历程展现着生命事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在珠海南屏村。南屏村与澳门只有二里宽的一水之隔，与澳门生意往来频繁。容闳的父母一直希望自己的儿子当中有一个人能够结识外国人，以便日后在洋行中谋一差事。容闳先后入郭夫人在澳门成立的女子学校，以及基督教牧师马礼逊创办的学校。后来，马礼逊学校教师要回国，决定把班中最好的学生带走，他们是容闳、黄宽和黄胜，容闳之后入耶鲁大学。

容闳的父亲为容闳选择了一条结识外国人，接触洋务，进而谋生的道路。当时能把7岁孩子送到澳门传教士学校读书，是极少人能做到的。而对于容闳来说，年幼入读澳门女子学校和香港马礼逊学校，是容闳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生命事件，正是这个生命事件的发生，才得以使容闳书写后面的人生，引领中国第一批留学高潮，被后人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其二、容闳赴美留学及其后来发展以及唐廷枢、徐润、杨匏安、苏兆征等人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经历的事件，同时亦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

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七年之后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容闳看到祖国的落后，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回国倡导像他一样的青年出来学习，然后报效祖国。1854年，容闳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条件回到祖国，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努力，终于与清政府达成协议，促成了120个幼童出国留学，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留学高潮。

唐廷枢，1832年生于珠海唐家湾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入马礼逊学校学习。唐廷枢从马礼逊学校毕业时正值外国洋行充斥中国的时候，1863年，唐廷枢接替林钦出任怡和洋总买办。为了与洋人争夺长江航运的利权，1873年1月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半年后李鸿章委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枢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入住轮船招商局对唐廷枢来讲是他人生的转折，他告别了十年买办生涯，成了洋务运动的官员并且向民族资本转化。徐润，1938年生于珠海北岭村，年幼时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很快地由学徒、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以后又升至副买办，总买办。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札委徐润为轮船招商局會办，从此，徐润与唐廷枢开始了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的生涯。

从留学教育先驱容闳到香山买办商人的代表唐廷枢、徐润，再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杨匏安、苏兆征，这些人物的人生具体选择虽然不同，却着重从三个方面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情形详见下文第三部分分析，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却都深处中国社会大变迁洪流中，而被大洪流深深影响。

其三，唐绍仪、唐国安的生命历程与容闳倡导120留美幼童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影响通过网络呈现出来。

唐绍仪，1862年出生于香山唐家村。年仅14岁的他被选派为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他在美国留学了七年，回国后，他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思想。唐国安，1858年出生于香山县唐家鸡山村。1873年，当时他14岁，被选送为第二批留美幼童，随容闳赴美留学。归国后，唐国安曾任袁世凯家教，并从此转入仕途，任外务部候补主事，从而结识了周自齐与范源濂等人，因得颜惠庆推荐，与范源濂同时出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之职，对中国早期留美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唐绍仪是第三批赴美留学生，唐国安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生，他们的生命历程都与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紧密相连，并相互依赖。而且唐绍仪、唐国安归国后都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珠海近代这些歷史人物在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中又共同地体现了生命历程中的“人的能动性”原理，虽然他们的生命经历和范式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凭借自己的主动性，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将自己的人生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三、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关于人的现代性研究，以英克尔斯（Alex.Inkeles）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进行得最为直接、充分。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性的分析构成了我们研究现代人的一种分析模型，即现代社会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好”的品格。但作为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人的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具有多种可能性，包含着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多重关系整合的角度来考察珠海历史人物对人的现代性的塑造。

第一，唐廷枢、徐润独特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适应商品经济的工业心态。工业时代是社会化商品生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形成了效能感 、利益观念、开放与竞争意识等品格。这些普遍品格还需要整合，使之经过行动过程对社会产生正向功能。

唐廷枢曾任英国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徐润曾任英国宝顺洋行的总买办。在任买办期间，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熟悉西方企业的精英管理方式。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后，李鸿章曾先后扎委唐廷枢、徐润为总办和会办，至此，他们的身份经历了从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上任后，两人办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选人。第二件事就是筹集资金。在有了人才、有了资金以后的第三件事就是拓展市场。这两人上任后的做法体现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唐廷枢、徐润的一生经历了从买办商人到民族资本家的转化，其整个的生命历程恰好体现了现代人适应商品经济的过程。一方面，个体首先适应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利益等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个体努力使商品经济的现代观念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第二，唐绍仪、杨跑安、苏兆征的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变迁的追求。人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个人关系之中，还通过一定的社会系统反映出来。英格尔斯说：“工厂之所以促使人的现代化，是因为它具体体现了现代化的那些原则，加上工厂在组织和措施方面也完整具体地体现了那些原则，所以工厂应是培养现代性最好的学校。”[5]这里将英格尔斯工厂的概念扩大到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个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对社会系统的角色进行整合，使之更具规范性。

唐家村人唐绍仪归国后，用自己的一生在追求民主共和思想。由于其留学海外的背景，不满袁世凯追求专制独裁，最终辞职，并与袁世凯进行公开斗争，这是非常宝贵的。尽管唐绍仪内阁只存在了3个月的时间，但却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早期民主化的进程。

杨匏安、苏兆征所处的时代正是帝国主义你争我夺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正是先进的中国人苦闷彷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年代。1919年巴黎和会粉碎了中国人的幻想，看清了西方列强掠夺的真面目。中国人开始觉醒了，丢掉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杨匏安就是其中的一位。杨匏安当时在日本接触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是通过对先进社会形态的介绍，进而达到改造旧的社会制度的目的。苏兆征小时候的经历，海员的遭遇，使他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领导了多次工人运动，成长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杨匏安和苏兆征的人生经历体现了现代人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为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及其制度的努力。

第三，容闳、唐国安独特生命历程塑造了现代人追求社会文化价值观整合的心态。现代生活本身具有多元性质，人的现代性的发展也不是处在一个同质型的文化环境中，这就需要一个整合的过程。文化价值的整合表现为用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制约、校正个体现代性的发展。

容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率先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大，并通过自身努力使中国更多的年轻人能融入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其倡导、促成的120个留美幼童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在容闳的带领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的留学高潮。作为留美幼童之一的唐国安，回国后，参与“庚款办学”问题谈判，任“游美学务处”会办，主要负责留美学生的考察和培养。唐国安分两次共率领金邦正、梅贻琦、胡适、竺可桢、赵元任等118人赴美留学，促成了中国第二批的留学高潮。

容闳和唐国安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整合的过程。容闳、唐国安出国留学，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但是并没有一味地信奉西方文化，而是在东西方多元文化价值整合中促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总之，在中国社会巨变的洪流中，在面临中西巨大冲击的时候，珠海近代历史人物对现代性的阐释选择的是用积极的心态，将中国传统不断地转化，注入新鲜的活力，实现传统在现代的重生。

参考文献：

[1] 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5，（4）.

[2] Glen H.Elder，Jr.，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Boulder，CO：Westview，1999.

[3] 邹佳，周永康.国内有关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综述[J].黑河学刊，2013，（4）.

[4] 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9，（6）.

[5] 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M].殷陆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