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华商；东华三院；慈善组织；空间扩展

摘要： 19世纪中期，华商阶层在香港兴起，以东华医院为代表的华商慈善组织相继成立。其管理者中汇集了当时重要的华商领袖，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为适应慈善服务的需要，东华不断在本地增设医疗机构、新建学校，持续支援香港与内地慈善事业，联系海外华人社团。其社会功能由医疗向宗教、教育、政治等领域不断扩展，辐射空间由本地向内地及海外逐渐扩大，在香港、乃至整个华南社会的近现代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5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1008109

Key words： Chinese businessman； Tung Wah Group Hospitals； charity organization； spatial extension；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90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businessman has broadened in HK and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of Chinese businessman as Tung Wah Hospital have set up in succession. These organizations assembled important Chinese businessman leaders as administrators and became the power core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100 yea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harity service， Tung Wah opened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schools， continuously supported philanthropic cause in HK and mainland， and contacted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t broadened its social function and influence space from medicine to religio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nd from Hk and mainland to overseas， which played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HK， and even the whole southern Chinese society.

第1期孙智雯，等： 香港华商慈善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与空间扩展（1840-1940）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5卷社团组织在促进社会发展、沟通政府与社会各界联系、维持社会稳定和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社团组织被视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部门，可见其地位之重要。香港的社团组织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尤其是华商组织，至今仍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随着学界对香港问题的深入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多角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香港社团组织的成果层出不穷，但诸多研究或关注社团组织的种类和历史演化，或探讨社团组织与港英政府及香港社会变迁的关系。从历史地理角度，关注社团组织的形成及其功能与空间扩展问题则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东华三院为例，对华商慈善组织的功能与空间扩展进行分析探讨，希望由此打开一扇了解香港社團组织与香港社会发展的新窗口。

一、开埠早期的华人社会

开埠初期，港英政府对香港社会采取“华洋分制”的管理模式，在种族隔离的居住政策下，华人聚居区由于政府投入较少、人员素质偏低、医疗卫生设施匮乏，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流徙香港、孤苦无依的华人劳工境况悲惨。直至19世纪中期以后，华商阶层在香港崛起，他们自发形成组织、团体，管理治安、扶贫济弱、协调社会事务，逐渐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领导阶层。东华医院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

（一） 华人聚居区的形成

1841年1月25日，英军强行登陆香港岛，并单方面宣称“香港岛已割让给英国君主”。当年，在《南京条约》尚未签署、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尚未正式确立之际，港英当局即开始进行香港地皮拍卖，并在海湾沿岸开道路、筑海堤、兴建码头、货仓等设施。香港岛的开发热潮带动劳动力、食物、日用品需求迅即倍增，吸引大量华人来到香港岛参与香港建设。

香港岛兴建浪潮开始后，华人人口迅速增长。根据1841年5月《香港政府宪报》公布的资料，华人共7450人，其中村镇居民4350人，水上居民2000人，其余为刚来港的新移民，约1100人。至1845年6月，全岛华人已达22 860人。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导致华南战乱频繁，大量移民涌向香港，港岛人口激增，至1860年，华人人口已达92 441人。

新到港的华人移民即开始聚居，并经港英当局许可，于港岛北岸新开发市镇上的山坡（即今中、上环一带）和海边（即今文咸东街和苏杭街一带）分别开设市场，称为“上市集”和“下市集”。[1]1843年，《南京条约》签署后，港英政府为增加政府收入并贯彻殖民地种族隔离政策，再次下令将已在上市集定居的华人迁居当时有少量华人聚居的太平山一带，将中环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洋人专属居住区。至1860年代，域多利皇后街成为华洋社区的分界线，洋人主要居住于中环及半山区，华人则集中居住于上环及港岛以西地区。太平山则成为著名的华人贫民区，上环成为华人商业区。[2]32华人社会的商业市场和聚居地自此基本形成。

（二）恶劣的华人生存环境

港英政府推行的种族隔离、分区而居政策，使香港的华人社会与欧人社会，无论是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各自权益方面都显得泾渭分明。这种居住环境的分隔实质上也反映出种族间的贫富悬殊。开埠时期来港的洋人多属军人、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华人则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多为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工人，从事职业以打石工人、仆人、小贩等为主。Census Returns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Colony for the year 1872，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15th February，1873，P5461.但历任殖民地医官提交的年报，均未提及种族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而是以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指责华人不懂卫生、文化落后，致使社区环境肮脏，容易滋生传染病。

历任殖民地医官均指出华人民居房舍环境恶劣，建议制定相关规定规范街道建筑、房屋结构、公共渠道、饮水供应、生活垃圾处理等，虽然通过了若干卫生法例并成立了医务部，结果都形同虚设，卫生工作始终没有进展。[3]79109而殖民地政府不愿意投放资源，只要华人的卫生问题没有影响到洋人的生活和健康，政府便维持低限度干预的政策。而当传染性疾病危害到洋人社区时，政府便会迅速采取强硬措施予以处理。港府在华人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拨款更是少之又少。东华医院成立以前，香港岛上只有少数几所西医医院，包括公立国家医院、一所教会医院，以及规模不大的海员医院和海军医院。教会医院于1843年由伦敦传道会在湾仔摩利臣山所开办，1853年结束；海员医院则由英资渣甸公司（Jardine， Matheson & Co.）及几间商行捐款筹建，1843年8月创立，当时有50张病床，只收容患病海员。由于收费高昂，且华人对西医、西药持怀疑态度，只有富有的、对西医治疗有信心的华人才会到西医医院就医。普通民众往往求助于神明保佑或私營中医门诊，有的病人病重难愈只能在家里等死，而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民患病后更是处境悲惨，有的甚至横尸街头。

（三） 华商阶层的兴起

1850年代开始，香港的华人社会组成成分逐渐开始变化。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大量涌入的移民中有许多来自珠三角一带的地主、商人等，他们利用香港正处城市兴建期和南北货物转运基地的便利条件来港创业，开设商号、店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时，随着内地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兴起，广州的许多外资商馆、洋行纷纷迁往香港，华人买办阶层的人数也不断扩大，由南北行商家、承建商、鸦片商和买办组成的华商阶级在香港社会迅速崛起，其中一些大商贾家族势力雄厚、富甲一方，具备了跻身上层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状况不可遏制地冲击香港原来泾渭分明的华洋界限。实力较强的华商逐渐控制原属欧人的物业和货栈，商业贸易向欧人专属居住区和商业区渗透。华人也成为香港的主要纳税者、经济建设的主力军。由于英属殖民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分层在开埠早期的香港岛被打破，经济实力很快成为决定华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富有的华人商业精英逐渐成为华人社会的领袖。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提升社会地位，华商参与社会事务的诉求与日俱增，而港英政府出于稳定华人社会、维持香港经济繁荣局面的目的，对这部分华商也采取笼络政策，支持其参与公众事务。

1866年2月，华商以原先雇佣的看更队伍为基础，向政府提出成立民间治安团体“更练”，活动经费由华商店铺捐助。该组织既可以弥补警力不足，又无需政府出资，港英政府乐见其成。1866年港府再度立法，以第七号法令规定成立“团防局”，该团体须由抚华道（后称华民政务司）任命和指挥，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之下，这是华人团体在香港首次获得法律地位，也是华人组织受政府控制之始。[4]“团防局”由华民政务司兼任主席，与香港警队合作，协助港府处理民间纠纷，调查一般性事务，并向华人社会宣传港府政策。其下辖“四环更练馆”，经费主要向各商号按租值比率征收。负责团防局运作、监察事务的局绅和1891年后成立的团防局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都为当时的商贾巨富。港英政府与华商领袖合作的管治模式开始形成，华商民间组织的发展开始迈上正规化，继而在三年后进一步促成了东华医院的成立。团防局这种在政府监督下，让华商自行筹措经费，而为华人提供服务的模式，也成为日后东华医院运作方式的蓝本。

二、华商慈善组织的创立与功能扩展

继“更练”成立之后，华商领导下的社团组织在19世纪60-70年代的香港蓬勃发展，这些团体在维持街坊治安秩序、调停工商纠纷、办理社会福利、与香港政府和广东官府交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促使华商民间组织向着公开、合法和有利于促进香港城市发展的方向演化，其中尤以华商领导创办的慈善组织对香港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最大，贡献最多。

（一）早期华商慈善组织雏形

由于早期的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间存在语言不畅、文化差异巨大等问题，其管治政策极不完善。华人移民由于无所依靠、生计困难，唯有自力更生、和衷共济才能得以发展。华人社会中出现的流民安葬、祭祀等各类问题也都由华人内部自发解决。按照中国传统籍贯、姓氏、行业等组织形成的会馆、宗亲会和行会等民间组织在香港华人移民中逐渐出现，如最早的会馆新安会馆、公白行的聚贤堂、打石工人的石行联盛堂等。[5]175176这些会馆、行会的成立不仅是为了生意上的联系，也在于为本团体内的成员提供医疗及其他社会援助，如收留贫病孤寡、施医施棺、创设义庄公冢等。随着华商阶层在香港华人社会中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这些团体的筹划、组织工作也多由华商承担，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具有浓厚的华商团体的色彩。尽管这些团体和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慈善组织的作用，但在香港开埠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出现一个跨行业、群帮、以服务多数民众为宗旨的慈善机构。

（二）东华医院的创建

东华医院的兴建最早可追溯至太平山街的“广福义祠”。1851年初，14名行业代表和商人以坊众名义向港府陈情在太平山区筹建义祠，以安奉在港去世、无人供奉的华人牌位。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远道来港谋生的孤寡华人，一旦客死异乡便祭扫无人，神主牌位亦无处安奉；若设置义祠，则一方面可以安葬死者，一方面可方便家属将来来港领回死者神主牌位回乡供奉，以慰亡魂。由于华人申请义祠的地点位于荷里活道50英尺外的一处高地，位置不适合作为商铺出售，因此义祠的成立得到批准，但港英政府规定只可做庙宇之用。义祠建成后，初期只做安放神主牌之用，但其后由于管理不善，经营状况恶化。加之港府对贫病华人不闻不问，更没有公众殓房。义祠逐渐成为贫病无依者的栖息地、临危垂死者的收容所以及存放死者棺木的场所。一些本打算经香港出洋的病重华工也被送往义祠等死。由于病人与死者同处一室，义祠污秽不堪，空气混浊，对公共卫生带来重大威胁，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869年，署理总登记官李思达巡视太平山街的广福义祠时，发现这里暗无天日，污秽遍地，万毒丛生。患病待死之人全无照顾，甚至与尸为邻，香港的西报和英国媒体对此事大肆报道，引起极大轰动。[6]3081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成立一间提供中医中药并可以留医的医院成为当时港英政府的当务之急。港督麦当奴委派义祠事件调查小组就成立一间中医院咨询华人，并拟出一个管理委员会名单。1869年6月1日，港英政府授意20名华人社会领袖成立东华医院委员会，其后由于捐赠人数和金额的不断增多，委员会迅速扩大为125人。至1870年初，华人已自筹经费47 000元，港府捐助115 000元。

1870年3月，政府第三号中医院法例（Chinese Hospital Incorporation Ordinance）出台， 《香港政府宪报》，1870年3月30日。规定中医院以服务华人贫困大众为目的，以法人团体的形式成立。医院行政事务由法团董事局主席及总理负责，首届倡建总理由医院委员会推举出13人担任，并由其中再推举出1人担任董事局主席。此后，东华医院的历任总理几乎涵盖了港岛各行业的华人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是华人社会中极具影响力的街坊领袖，也是成功的商人或买办。13名倡建总理中除2名未能辨别行业外，其余11人均为南北行、金山庄和其他各行业的商人或买办。他们在积极参与慈善事务的同时也是向东华捐赠经费最多的。

1872年，东华医院正式开幕启用，作为港英政府推动下华商集资创办的第一个大型慈善团体，它超越了文武庙等庙宇、街坊活动中心的传统组织，打破了聚居地域局限，在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港英政府在不需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利用华商慈善组织改善华人社会低下阶层的困苦，维持社会稳定，并通过华商领袖获取有关华人社会的咨询及意见；另一方面，華商通过与港府合作确保其经济和社会地位。在这种合作模式下，东华医院迅速成为华人社会中的代表组织。

（三）东华医院的功能扩展

东华成立之前，香港华人社会的慈善活动局限于宗族、血缘、地缘等狭窄关系网络中，规模较小、缺少统筹、临时性强，往往只能筹得少量资金，解被救助者一时之困，而无对慈善事业的长期规划和长远关注。作为政府支持成立的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既有政府部门的监管和政策鼓励，又能得到华商捐资的经费保障。在展开慈善活动时，从组织到规模都颇为正规有序，其涉足的领域和业务范围也由单纯的医疗，逐渐扩展至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甚至政治等诸多领域。正如华民政务司那鲁麟指出的：“东华三院不徙医治病人而已，凡贫民困难，靡不予以救济；未生者助其诞生；成童者则予以教育；漂泊无依者则供其栖宿；其殁者则助其殡殓。”

1.推动社会救助

开埠初期，香港的人口性别比例极不均衡，色情产业在港内迅速蔓延，甚至畸形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成为香港社会的一大公害。一些被骗至香港，无家可归的受害妇女向东华寻求庇护和收容，并常由东华安排遣送回乡。曾任东华医院总理的卢庚扬等四位华商进而向政府建议成立保良公局，协助“防范诱拐，保障妇孺”。1878年，保良局成立，香港政府却未提供地皮和经费帮助保良局兴建会址。保良局的局址借用东华医院平安、福寿两楼，日常经费由东华医院、文武庙、街坊公所提供，其成立章程草案也由东华与政府法律官员商讨订立，日常事务由当选总理推举正副主席及司库各一人处理。东华医院与保良局彼此合作的基础由此建立，固在华人慈善团体中常有“东保一家”之说。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8 November，1929.1893年，立法局制定法例，规定保良局董事局成员需有港督提名，以华民政务司为当然主席，从而加强对保良局的控制。1896年，保良局迁出东华医院，至太平山街的新址。

保良局在初期的组建成立、筹资发展皆由当时担任东华医院总理的华商领袖承办，董事局成员和总理成员也多与东华重合，以买办和南北行商人占席位最多，非商人出身的董事几乎寥寥无几。华商在开埠早期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可见一斑。

2.管理宗教场所

自1872年接管上环广福义祠开始，庙宇管理即成为东华医院除医疗外另一项与华人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工作。此后，东华医院（三院）先后接管了上环文武庙、湾仔洪圣庙、油麻地天后庙、旺角水月庙、大角咀洪圣庙、啬色园黄大仙庙及慈云山观音佛堂。早期来港的华人大都重视传统宗教活动，活动区域多集中在庙宇和集会附近。华人多于这些地方聚会议事，以维护宗教信仰和管理大家关切的华人公共事务。这些庙宇与当地华人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东华对庙宇接管后，将部分庙宇收入投入华人慈善事业的运作中，并组织了多处庙宇的重建、扩建和宗教祭祀等诸多活动。

3.兴建义学

由于早期的香港华人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社会地位低下，对教育不够重视。华裔青少年或从未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或入学1至2年后即被家长强迫退学，外出打工。华人移民子女的教育水平和入学率长期得不到改善，其中女孩的失学率尤为居高不下。根据港英政府教育年报显示，1866年，香港即有848%的适龄儿童失学，1892年，政府评估约2/3的适龄儿童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由于早期来港的外籍人士多为高收入群体，外籍儿童的失学率几乎为零，失学儿童的绝大多数均为华人子弟。鉴于此，1877年东华即开始提倡兴办义学，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接受免费教育。1880年第一所东华义学成立。1908年，香港政府颁布《文武庙条例》，由东华医院接管文武庙的一切资产，文武庙义学的管理权也同时划归东华。此后，东华董事局不断根据需要而增设义学，争取为更多华人提供免费教育。1920年，东华总理决议在中华书院及各义学学馆开设半夜学堂，“以便各铺户后生等辈得以学习”，课程与日校不同，偏重职业的需要，开东华创办成人教育夜校之先河。1931年更在西营盘、湾仔、油麻地增设女义学，东华馆藏史料《东华医院辛未年（1931）征信录》载：“本院办理义学历数十年，然皆汲汲于男校之扩张，对于女校，未遑兼顾……董等因是倡设女义学两所，以图补救，其址如下：（甲）广福祠女义学，该校在大道西……教员二名，学生一二年级共65名。年中经常各费则由广福祠尝款支给。（乙）总理女义学，该校在湾仔轩尼诗道……教员一名，学生一年级共50名。其校具之购置及是年经费之支出，均由董等担任，与其他义学之仰给庙尝者不同，故名之曰总理女义学。”受惠学子的数量不断增加。

4.义庄服务

中华文化中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的传统也深深影响着当时移民至香港的华人。为避免客死他乡、无人问津，早期在港安葬的华人移民数量较低，多数人或在染病去世前即选择回归故里，或嘱托乡人、后人将灵柩运回故乡下葬。因此，为华人灵柩提供停放服务的义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东华义庄成立前，义庄在香港即已存在多时。1866年，香港政府工务司即在上环太平山区发现一处非法义庄。庄内存放了21副装有遗体，打算运回故乡安葬的棺木。可见当时原籍安葬传统的盛行和义庄需求的迫切。1872年，东华医院正式开幕启用。作为当时唯一的一家中医医院，东华成为服务香港华人最重要的医疗慈善机构。由于当时的华人境况艰难，许多人都是在弥留之际才入院治疗，医院病人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大量入院病人在院内去世，施棺代葬不久即成为东华的主要服务项目之一。虽然东华在开院之初已设有义庄，后来又接收了文武庙的牛房义庄，但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选送回乡的骨殖数量越来越多，牛房义庄所停厝之灵柩及骸骨堆积如山，原有狭小的义庄已经无法容纳，东华医院才寻求港府拨给在大口环1572地段兴建新义庄，并向海外华商组织进行募捐，新建成的义庄正式命名为“东华义庄”。[7]98至此，从东华义庄始，由东华三院负责管理与运营义庄或义山达19处之多。

5.赈灾救难

作为香港华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东华三院自成立之初便将救济灾民纳入自己的业务范围。1874年9月23日，香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遭台风侵袭，人员伤亡惨重。东华获悉灾情后立即派人赴离岛展开搜索，并将长洲、坪州、昂船洲、汲水门、交椅洲等地的399具遗骸安排下葬。1880年，当地再度发现天灾遗留尸骸，东华仍代为收殓，合葬于港岛鸡笼环，并立碑纪念。从此，东华便开启了其扶危助难的百年救济历程。

除救助灾民外，东华还坚持收容生活困顿的华人移民。1910年，东华专门筹资兴建了一所可容留300余人的“栖留所”以容留当时落魄香港无家可归的华人移民和出洋回国的华工。这些移民生活潦倒、无家可归，均由东华为其提供短期居所，并安排回乡事务。

6.主导华人事务

东华建成之后即成为华人议事中心。其领导阶层兼具财富及社会声望，均为华人社会的行业和街坊领袖。在这一背景下，东华主导了几乎所有与华人有关的事务，甚至包括仲裁诉讼及向政府争取华人权益。当时华人要求东华医院处理、裁决的事务非常多，即使是商业纠纷也经常由东华参与协调。诸如代为讨债、寻找出走学徒、协调家庭纠纷等小事也常由东华出面解决。1870年，港府制定法例，强迫所有华人夜间外出时必须携带灯笼，引起了华人社会的强烈愤慨。东华于1873年5月代表全体华人向政府交涉，据理反驳称，政府以法律必须一致为由否决了华人婚姻法，为什么现在又有只针对华人的夜行携带灯笼及通行证的法例，这明显有失公平且自相矛盾。可是由于欧洲籍居民的顽固坚持，政府拒不接受东华的抗议，不肯修改法例。1 Report on the Census of the Colony for 1901，Sessional Papers 1901， 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 1904， IX Vital Statistics （A）， Population，P17.

这一东华医院领导华人向殖民地政府抗争的个例虽未成功，但足以显示东华医院在为华人社会代言的领导角色。此外，当时华人要求东华医院处理、裁决的事务非常多，即使是商业纠纷也经常由东华参与协调。诸如代为讨债、寻找出走学徒、协调家庭纠纷等小事也常由东华出面解决，这更加凸显了东华医院的领袖威望和权力。[8]108162

三、华商慈善组织的空间扩展

东华成立初期一直坚持中医治疗。在华商领导层的管理下，大小事务均有华人主导，间接成为港英政府权力的真空地带。港英政府虽支持这种依靠华商推进华人慈善事业的模式，但始终保留对医院的监察权，并在法例中规定港督有权宣布法例无效、法团作废。其对华人组织的戒备心理昭然若揭。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政府以东华医院处理不当为借口展开调查，迫使医院引入西医，并于1906年成立“永远顾问委员会”，以华民政务司为当然主席，加强对东华活动的介入和监管。改革后的东华医院与港府积极合作。东华在筹款、募捐、院务管理中皆表现优异，备受港府器重。此后，港府更以“东华医院为唯一慈善机关”Clementi to Cassfield，13 December 1929.CO129/530.，将华人慈善组织的建设均交托与东华医院。随着慈善项目和功能的不断增加，东华的影响空间在港内外迅速扩展。

（一）本地拓展

1.兴建九龙广华医院

1860年，清政府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该地区早年发展缓慢，直至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才逐渐获得开发。加上租借新界后，接收了新界的原居民，九龙人口迅猛增长，1904年，港岛华人人口为206 304人，九龙为65 072人，新九龙约为20 000人，新界为85 011（按1901年统计）。一年后，九龙人口为73 473人，新九龙是21 000人，再加上新界的85 011人，共计179 484人，比港岛人口211 246人已差距不大。[9]4243此外，还有被列为渔民人口的54 154人中，尚有不少居住于停泊在油麻地一带的船艇之上。据东华所藏《倡建广华医院辛亥（1911）征信录》中《广华医院缘起》一文记载：“油麻地居香港之北，相隔一水，其他为新安土脉之极端，而广九铁路之起点也，居民繁庶不亚于香港，而是地向无医院，其有疾病皆來港就医……均以为是地医院之设，较之港埠尤刻不容缓。”仅凭一间东华医院，服务为全港（包括港岛、九龙、新九龙及新界）华人，明显已无法兼顾，于是在九龙增设一间医院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906年，东华医院统筹发起募捐活动，筹资在九龙划地兴建一所为华人提供服务的民办医院。该活动先是东华员工参与，其后九龙民众相继加入，港岛的居民和商铺也纷纷注资。当年，该计划即获港府同意施行。

1911年8月24日，香港政府颁布了第38号条例，称为《1911年东华医院扩充法规》，制定了广华医院的管理模式，具体是：“查九龙半岛兴建医院，疗治华人病者一案，业经捐有的款，并蒙英皇恩准拨捐官地一方，集资兴建该院，现因该院建筑不日蒇事，而捐款者愿将该院移交东华医院接管，允宜特定章管理之。”条例中写明是捐款者愿意将该院移交东华医院管理，根据所立条例，东华医院对广华医院拥有与东华医院同等的权责及义务，建成后即成为东华在九龙施行华人医疗服务的分支。

2.兴建湾仔東华东院

湾仔是港岛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仓库林立，还有造船厂、糖厂及若干小工业。在19世纪晚期，李陞、林护等富商从外商手中买入不少土地，兴建唐楼，以安置日益增多的华人，湾仔的华人数量渐增。《河内粤东会馆致东华医院函》，东华馆藏史料，1919年（己未）七月十二日。1920年5月4日，行政会议通过海岸东部填海计划。工程于1921年11月1日正式展开，至1931年竣工，将原摩利臣山夷平，用以填海，港岛的海岸线从原来的庄士敦道、轩尼诗道外移至告士打道，西自军器厂街，东至波斯富街，共增加土地面积41万余平方米。港府于1931年沿轩尼诗道、骆克道、谢斐道已兴建了统一的3至4层高唐楼360栋，容纳了大量在1920年代移居香港的华人。

1921年初，海岸东部填海计划刚获批准时，香港集善医社向港府报备，希望争取兴建服务华人的下环医院，由于港府预期湾仔人口在6年后将大幅提升，兴建华人医院的提议得到支持。但该社创办医院之初即遇到经费筹措困难、组织内部分歧等问题，加之港府坚持由东华统筹华人慈善项目的要求，医院的建设陷入困境。1921年9月，集善医社的负责人致函东华医院董事局，要求东华医院接办该项目。此后由于香港经济低迷、社运频繁，该项目被搁置数年。直至1925年，东华终于做出决定接收该医院的兴建项目，并正式启动筹建。1929年，东华东院建成，海岸东填海工程也接近完成，时间上刚好配合湾仔区的新发展。金文泰总督在1929年12月13日致殖民地部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的信函中，提到刚启用的东华东院时指出：“（该医院）为城中一个原来没有此类设施的角落提供了亟需的医疗服务，也减轻了现有已臻饱和的医院的压力。”[9]175184可见，东华东院的建设对改善湾仔医疗服务，促进当地发展的重大意义。

3.增建义学

除医疗项目外，东华还随之将义学等项目不断扩展到港府新开发的地区，以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服务需求。根据《东华医院董事局会议记录》记载， 1904年3月2日董事局会议，“以贫苦儿童因学额所限而见遗者众”，建议再增建义学。同年，董事局以文武庙附近有义校4所，分布较密，而九龙的清贫子弟，每因无缘入学诚为憾事，乃决议关闭城隍街义学，转而在九龙油麻地开办义学，称“文武庙油麻地免费义学”，将贫民教育推广至九龙。据何佩然教授根据东华史料整理的研究成果显示，至1928年，东华已下辖21所义学，包括文武庙第一至十六义学、广福祠第一及第二义学、洪圣庙第一义学（太和街）及天后庙第一及第二义学（油麻地）等，分布于港岛中、上、西营盘、湾仔、跑马地、筲箕湾，九龙油麻地有2间，受惠的儿童日益增多。随着义学不断兴建，东华作为华人慈善团体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地域不断扩大。

（二）内地拓展

作为华商领导下的慈善机构，东华始终定位于服务整个华人社会，救济地区和项目都不仅局限于港内，其对内地的慈善事业主要集中于赈灾救济领域。

1877年，山西旱灾，清政府号召潮籍商人捐款赈灾。东华虽成立不久，也积极投入筹款行动，募得50万两白银，令朝廷大加赞赏，光绪帝亲赐御笔牌匾嘉奖。1907年，广东灾荒，广西禁止大米出境，长江流域粮食紧缺，芜湖稻米失收，大米来源只有依靠越南，广东省城九大善堂联合总商会、七十二行商及香港东华医院开办“省港善堂商会行商平粜总共所”，共筹得善款近40万，钱款汇往香港，由公源行负责前往越南购米运回，然后开办广东省平粜公所，共接济灾民359000多人。[10]21920年，华北的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五省爆发旱灾，灾区面积9万平方英里，受灾人口3000-3500万，灾情之严重仅次于“丁戊奇荒”。东华主席李荣光收获内地机构要求劝捐赈济的请求后，立即于总理会议上提出，“各总理以救宜从速”，决定把赈灾余款2亿多元（港元）汇往赈灾。Daily Press， 15 May 1873.

长期在慈善事务中树立的良好形象和在救灾赈济中积累的庞大人脉使东华医院的声望由慈善领域不断扩展，进而由一个香港本地的华商慈善团体，演变为在华南乃至整个内地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华商组织，甚至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事务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羊城兵变，炮击孙中山住所。许多内地的民间组织纷纷去信东华要求其介入处理，远在安徽芜湖的广肇公所以快邮将揭露陈罪行的信函寄往东华医院，由东华转发转广州各界和平维持会、省议会、七十二行总商会、九善堂、报馆及各社团，呼吁各团体和衷共济、保护革命成果。信函中指出：“天祸吾粤，惨遭奇变，军阀纵兵殃民，糜烂地方……亘古未有，诸公平日保护桑梓，素所钦佩，敝所同人开会集议，纯本良心，毫无党见，公请唐少川先生出任维持粤局……敦劝孙中山先生离粤，陈炯明纵容部下，罔顾人民，粤事当然不能再问……一致主张，供图进行。”《东华医院董事局会议记录》，东华馆藏史料，1920年（庚申）八月初八日。芜湖广肇公所争取东华医院支持其在政局方面的建议，且函件直寄东华，再转予广州的政、商组织，反映了东华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同年6月28日，广州东南关被劫商户128家联名致函东华求助。信函抬头是东华医院，然后是报界公会、华商总会、北京广东会馆，分送各同乡京官、上海广肇公所、澳门镜湖医院、广东省议会、粤商维持会、各界维持和平会、自治研究社、九善堂院、报界公会、各报馆。函中陈述了17日午刻粤海两军发生冲突，有大帮军队持枪抢劫，被劫店铺达128家之多，信末称：“诸公关怀桑梓，对此当难挈然，用敢联恳设法维持，并据情代达当道，酌予补卹，俾免转填沟壑”[11]43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东华领导阶层可直达内地和港英政府高层，影响力犹在广州各商、政团体之上，更不用说九大善堂。

（三）海外拓展

东华义庄成立前，海外华人团体即已开启运送侨民遗骸回乡的历程。由于海外华人中华南移民数量众多，而华南地区自古就有殓骨二次葬的传统。善堂通常先将仙逝者遗骨下葬在自设的坟场中，下葬若干时日后，再掘捡骸骨，以铁箱装载，编好姓名、籍贯等，然后再运送骸骨回乡。这一过程成为解决尸骨保存、运输问题的普遍做法。东华义庄成为这个华人原籍安葬网络的中转核心。除了香港在海外与内地交通中的枢纽作用外，东华医院在华人慈善组织中的影响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东华的董事局成員多从事出入口贸易，与海外侨胞团体多有联系。他们通过地缘或宗亲组织，与内地的有关慈善组织紧密联系，加上东华总理非富即贵，在海内外华人社群中享有崇高地位，背后又得到港府的支持，所以地处香港的东华医院又顺理成章地成为海外华人原籍安葬的中介执行机构。

自创建后，运送客死他乡的海外华人骨殖回乡就是东华医院的主要服务之一。此后，义庄虽不断扩充却仍旧不敷应用。这些客死异乡的华人骨殖先由生前居住地的善堂或同乡会安排运送事宜，在运抵香港后，再由东华医院安排接到东华义庄暂厝，然后安排运回原籍的善堂，以便亲属接收，可避免个人到港自领出入海关时造成阻滞。如，越南河内的粤东会馆在某次转运华工遗骨回籍活动展开前就曾致函东华医院，知会港人，“如有亲友寄葬在越地，欲检运回粤者，亦即函报各埠会馆挂号，自当照办”《芜湖广肇公所致东华医院函》，东华馆藏史料，1922年（壬戌）（日期不详）。。也有外地运回骨殖寄存在东华义庄，再由本地同乡组织领回的。旅港鹤邑商会便曾于1919年元月致函东华嘱咐其日后有外埠鹤山人骨骸寄交东华，应通知该组织领取。

据叶汉明的整理和研究，从海外运回的棺骨来自美国、墨西哥、古巴、危地马拉、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越南、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广州市东南关居民致东华医院函》，东华馆藏史料，1922年（壬戌）六月二十八日。而接收棺骨的则有广东、山东、浙江、福建、云南、上海、天津等地。上述地方的地缘或血缘团体与东华医院结成一个网络，合力从事于棺木及骨灰之运送，而东华医院更是整个网络的中枢。这个以香港为中转站的环球网络覆盖五大洲，遍布世界各地的广东人和部分其他省份的华人都通过香港转运先人棺骨回乡。

结语

开埠初年，港英政府对华人社会的福利保障措施几近于零。生活在华洋分治体制下的华人群体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服务华人的慈善福利机构。华商阶层兴起后，一些代表华人利益的社会团体纷纷涌现，尽管这些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慈善组织的作用，但东华医院的建成才使香港真正出现一个跨行业、群帮、以服务多数民众为宗旨的华人慈善机构。早期的东华医院领袖们均是香港华人中的殷商富贾或社会名流，他们能与港英政府沟通信息，也和内地官方保持着联系。因此，无形中成为了香港华人社会的领袖，他们所主持的东华医院自然地也就成为香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和咨询机构，在早期香港华人社会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慈善业务的不断扩展及其在香港华人社会影响力的逐渐增大，以东华为代表的香港慈善团体在参与粤港澳及内地事务中影响地域也不断扩展，在香港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总结以东华为代表的香港华商慈善组织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社团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会对当地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其组织功能的扩展带动了其影响空间的扩展。是东华在本地增设医疗机构、新建学校，持续支援香港与内地慈善事业，联系海外华人社团等活动带动其社会功能的多样化，形成其影响空间由本地到内地再到海外的扩展模式。正是这种随时代发展需要不断扩展的模式铸就了东华百年来的荣耀与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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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