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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迷茫彷徨到坚定选择

2017-05-15钟艳萍

求知导刊 2017年7期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钟艳萍

摘 要: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思潮大多参与改造近代中国的实践,然而当时中国时局依旧混乱不堪,中国人迫切需要改变命运.在经过反复甄别和实践后,中国先进分子发现马克思主义既符合中国国情的客观需要,也迎合了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尝试和斗争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

关键词: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成为国外众多传入中国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起初人们对其关注度不高,了解也非常少。然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何会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选择,并在中国广泛传播,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这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一、近代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一再受挫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本国封建反动统治集团的双重剥削压迫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面临着民族危亡和国家重建的双重危机。近代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失去了对内保护人民安全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社会各阶级均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探索国家的出路,先后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和主张。

农民革命中,洪秀全首次将西方基督教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作为斗争的指导思想,最后却未领导斗争取得胜利。随后,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地主階级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兴起了洋务运动,但结果是“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封建统治,注定了这场运动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积极宣传西方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思想,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但是这次运动仅经历103天就宣告失败。清末“新政”破产后,国内社会矛盾异常激烈,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积极革命派选择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学说,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己任,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宣告这次革命的失败,中国再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变。

近代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总体上讲,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民间都未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的实际问题。

二、中国先进分子历经失败后在迷茫和彷徨中徘徊

中国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旧式的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无法改变近代中国的状况。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一部分人开始质疑“欧洲文明”,中国人陷入迷茫和彷徨之中。中国先进分子在无奈中开始另辟蹊径,寻找国家出路,在总结历次失败原因时深刻体会到其核心因素在于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然而,什么样的先进思想才能真正领导中国社会革命走向成功呢?这个问题拷问着每一个关心未来中国走向的有识之士。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从心理、物质和社会三方面规划了中国发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并且在与列宁相互声援和支持彼此革命的同时结成友谊,为后期重新阐释三民主义提供了条件。梁启超在清末“预备立宪”失败后强烈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陈独秀则认为,早期探索之所以失败,在于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掀起了旨在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与专制,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同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通过著书立说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种建国方案使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目不暇接,不知道哪一个指导思想才能真正引领中国人走向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在众多的西方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

近代的中国已经醒来,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五四时期,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各种主义和理论中寻找着各自的信仰,希冀能够给中国带来光明。中国先进分子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大讨论,并进行了一系列革命实践。

1.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争论的实质在于改良与革命问题。李大钊批判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强调“主义”和理论的实际意义在于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解决社会和人们的具体问题,否则便成为无稽之谈。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论战的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李大钊等人批判了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提出的注重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国的民族工业在一战期间出现过短暂繁荣,但将很快逝去。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说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推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开发实业,解决经济问题。

无政府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以黄凌霜、区声白宣传的“个人万能”,反对一切权威和国家,幻想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陈独秀等人认为,不能抽象地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强调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中国先进分子指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经过几次论战,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书斋走了出来,开始关注社会,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先进分子区分开了改良与革命,辨别了真假社会主义,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通过对西方传入的社会思潮进行分析、辨别,更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追求。

2.西方社会思潮在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屡次失败

在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如“隔着纱窗看晓雾”般,无法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早期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不断进行尝试,却屡遭失败。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曾倡导成立“工读互助团”,在遇到经费不足、意见严重分歧等实际困难后,活动宣告失败。毛泽东曾回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也曾积极参与湖南的自治运动,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早期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先进分子发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真理就是这样,愈辩愈明。在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为主题的几次论战和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大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出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物和著作与日俱增,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契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契合了先进中国人寻求国家出路的迫切要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理想信念产生了共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舍生取义人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念同中国人对“等贵贱”“均贫富”社会的追求等。这也是在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并在发展中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备的科学性和解决问题的真理力量

1.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具备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巨大的综合性的学说体系,它是在吸收前人先进思想的基础上,理论结合实际的伟大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通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成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先进分子选择它的基本前提。

2.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真理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形式充分暴露出来,这使得学习西方一再碰壁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更深的怀疑。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在实践中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展现了其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这让正处于迷茫和彷徨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因为中国和俄国有着非常相似的国情:同样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生苏维埃政权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友好外交政策,更是极大地吸引着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他们希望能够从俄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中为中国寻求出路,这促使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达成共识:他们热情地接受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更加坚定这一追求和信仰。

另外,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公理”的残酷现实使更多的中国人认清了西方列强的真正野心,同时也认识到弱国无外交。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走上街头,发起了救国救民的五四运动,不仅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决心,也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这场以挽救祖国危亡为目的的伟大群众斗争,带来了千百万人思想的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在众多西方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盲目顺从,而是在迷茫和彷徨中做出的明智和堅定的选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激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伟大胜利,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化进程中逐步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指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

参考文献:

[1]胡 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2]金冲及.五十年变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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