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亮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辽宁工业大学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问题研究”（X201408）的资助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论在规模还是总量上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制造业企业也积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本文在此背景下，利用2002-2013年57个东道国国别经济统计数据所建立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从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差异等多角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双边汇率水平、两国地理距离，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等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而东道国税率水平及通货膨胀率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我国制造业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影响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曾经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作为海外投资战略，“走出去”战略在70年代至今被不断提起，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政府将“走出去”战略提到发展纲要中，鼓励投资者合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回顾历年来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则发现，自2009年开始，我国制造业的OFDI开始对汽车、电器机械及器材、专用设备、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高端制造行业进行转变，更加注重技术领域的发展。

我国制造业OFDI特征

（一）投资规模逐渐扩大

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进程中，始终保持增长趋势。商务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见图1），在2003-2013年的十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流量在波动中上涨，而存量是持续向上递增。

（二）行业内分布更加细化

根据我国商务部提供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发现制造业已从最初的仅进行金属冶炼、通信设备、电子设备等大类行业的划分过渡到汽车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黑色金属冶炼、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专用设备、纺织、食品、装饰、化学制品等更加标准、更加细化的阶段。就整体行业细化效果而言，行业分布更加细化则为制造业数据的统计提供了便利，同时对研究不同的细化行业是否对投资区位存在不同的选择提供较好的研究方向。

（三）投资方式日益多元化

在我国加入WTO后，制造业加快对外直接投资进程。近几年来，随着制造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方式从单一的绿地投资形式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跨国并购、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跨国并购比重不断攀升。

（四）以我国香港和东南亚为主要投资区域

在投资区域问题上，制造业更多地投资于我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究其原因可能是地理距离的靠近，使得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或是市场上都会具有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得我国制造业更倾向于向周边国家（地区）进行投资。

影响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因素

根据Dunning（1981）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Cantwell（1989）和Tolentino（1993）提出的技术创新升级和产业升级理论等。本文围绕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提出以下几个相关影响因素，将相关因素划分为双边影响因素及东道国自身影响因素两类，并提出相关理论假设。

（一）双边影响因素

双边贸易关系。依据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近些年来，我国开始将发展成熟的低附加值行业渐渐转移至境外，并转变为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本文提出假设1：双边贸易量对制造业OFDI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汇率波动。Kohlhagen（1977）相对成本论的静态模型分析认为，如果东道国是处于产品进口阶段，母国的货币贬值会减少东道国的进口量，使制造业OFDI处于不利地位。本文提出假设2：两国汇率升值对制造业OFDI具有反向作用。

地理距离。根据Flores和Aguilera（2001）的研究，认为两国地理距离的加大，OFDI受到运输成本、心理抵触等因素的负面影响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两国地理距离的增大会减少制造业对东道国的OFDI。

（二）东道国自身影响因素

东道国工资水平。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可以反映东道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若一国的生产成本具有优势，能带给投资者较高的收益。本文提出假设4：东道国工资水平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负面影响。

市场规模。在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进行OFDI，减少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节省生产成本及中间运输成本，更接近消费市场，对于OFDI有着促进作用。本文假设5：我国制造业倾向于向市场规模成熟的东道国进行OFDI。

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我国制造业可以借助国外技术优势拉升我国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技术水平，更倾向于对拥有高技术能力的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6：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积极影响。

东道国自然资源。Kolk（2005）曾提出发展中国家的OFDI多是资源寻求型，其最主要的目标是获取自然资源。我国制造业一直以来的发展模式都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自然资源成为制约我國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提出假设7：东道国自然资源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东道国制造业规模。东道国制造业的基础条件能够影响母国的投资成本，本文提出假设8：东道国制造业规模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正向影响。

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制造业运营必须配套基础设施，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善可以大大降低技术服务、运输、通讯等方面的投资和运营成本。本文提出假设9：我国制造业倾向于投资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国家。

东道国税赋水平。东道国税赋比重越大，投资者得到的利益就会相对减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0：东道国的税赋水平对制造业OFDI具有抑制作用。

东道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同时伴随劳务工资的上涨，直接导致整体成本的上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1：东道国通货膨胀对制造业OFDI具有负向影响。

制造业企业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一）样本国家选定及变量选取

根据我国商务部提供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本文对总体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后，选定57个国家（地区）作为样本。本文对样本国家的处理如表1所示。一是以经济水平作为指标将样本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二是从经济体制方面出发，将样本国家划分为市场经济、混合经济、计划经济。

本文共涉及解释变量11个，在被解释变量方面，由于存量的滞后性，本文选择2002-2013年我国制造业对东道国OFDI流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另外，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东道国纳税项、东道国通货膨胀率作为控制变量，其它影响因素作为主要变量。相关解释变量指标的选取、数据来源以及预期符号如表2所示。

（二）模型设定

模型构建。基于本文是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相关的影响因素、所需的观测值都较多，故本文选择运用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模型检验，目的是分析影响因素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的相关关系。构建的模型如式（1）所示。

（1）

在式（1）中，i表示样本国家，t表示时间，LNOFDI表示被解释变量制造業对外直接投资流量；LNEX表示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量，LNRATE表示以间接标价法表示的两国汇率，LNDIS表示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LNPGDP表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LNAGDP表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 LNPAT代表东道国居民专利申请量，LNOIL表示东道国资源禀赋，LNMANU代表东道国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LNIE表示每百人中使用互联网人数，LNTAX表示东道国税收项，LNINFL表示东道国通货膨胀率，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在进行模型回归前，为了更好地解释模型的稳健性，文章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计量回归。本文为更好地解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首先对全部样本国家进行模型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之后对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对应模型为模型2、模型3、模型4，最后对不同经济体制国家建立回归模型，对应模型为模型5、模型6、模型7（见表5）。

实证结果分析。模型1（见表4）是对全部样本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先对主要的控制变量建立模型（模型1-1），之后逐步引入控制变量（模型1-2、1-3和1-4）开展回归。

模型1-1的回归结果如下：LNEX表示两国双边贸易量，回归结果得到的变量符号为正并且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边际效应为每增加1%的贸易量，OFDI增加1.632%，与本文预期相同，说明两国贸易关系成为了投资的主要诱因；LNRATE表示两国汇率，得到的变量符号为正，并且非常显著相关，表示汇率水平每增加1%，OFDI增加0.405%，说明汇率水平也是影响OFDI的一个重要因素；LNDIS表示地理距离，回归结果得到的变量符号为负，但是不具有显著影响，符合预期，表明每增加1%的地理距离，OFDI增加-0.784%，说明我国的OFDI还是倾向于选择周边国家；LNPGDP代表的是东道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工资水平越低越能促进OFDI，回归模型得到的变量符号为负且不具有显著关系，边际效用为PGDP每增加1%，OFDI减少-0.121%，符合本文预期； LNPAT表示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回归结果符号为负，与假设相反，说明我国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国家的投资量不高，侧重于向不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周边国家进行投资；LNOIL表示东道国自然资源，得到符号为正向但是关系不显著，表明在整体影响因素中，自然资源并不是主要因素；LNIE表示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得到的回归符号为正向，但不具有显著关系，表明东道国的制造业规模对OFDI有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不高。在模型1-2、1-3和1-4中，相继引入控制变量LNTAX代表东道国的税赋水平、LNINFL表示东道国通过膨胀率。引入控制变量后，主要变量的符号没有出现改变。

在模型2至模型4（见表5）中，本文分别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国家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来看，当投资东道国为高收入国家时，双边贸易量、双边汇率、两国地理距离和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等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当投资东道国为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时，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地倾向于资源寻求性动机，此外东道国制造业产业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其是否会展开投资。

此外，为进一步验证经济体制对制造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本文还对样本国家从经济体制角度进行进一步划分，并分别展开回归，对比全部样本国家的回归结果（见表4），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见模型5）LNEX、LNRATE、LNMANU、LNTAX、LNINFL等解释变量方面结果相同。需要注意的是LNPAT显著为正，说明对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的OFDI主要是受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而当东道国为混合经济国家（见模型6）时，与整体样本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解释变量LNPGDP的回归结果为正向但关系不显著， LNAGDP符号为负向且不具有显著关系。两个具有差异的回归结果说明东道国人均收入水平不会抑制OFDI，而市场规模则会对OFDI起到消极影响。整体而言，混合经济国家受到两国贸易量、汇率水平、自然资源的影响较大，表明对混合经济国家的OFDI主要是来自于贸易导向型及资源寻求型的动因。当东道国为计划经济国家（见模型7）时，东道国制造业规模成为吸引OFDI的主要因素。

结论与建议

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受到来自于投资母国、东道国以及双边交叉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双边及东道国的角度出发，提出11个主要影响因素，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并得到以下结论：

从数据上看，我国制造业OFDI流量仍然不高，主要投资区位仍旧在亚洲国家（地区）；从实证分析结果，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不同于理论研究而是呈现出新形势，该行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显著相关关系，因而可以从不同地区进行区分，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提出不同的投资建议。

第一，应继续鼓励对高收入国家开展OFDI。从划分标准看，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人均GDP、技术发展水平都是较高水平。从投资利益看，对高收入国家进行OFDI可以获得高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技术型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且在基础设施方面，高收入国家已在该领域趋于完善水平，为制造业在东道国的发展节省了时间及资本。但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较高，且市场规模较大，对于我国制造业的进入产生阻碍作用。从上文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的特征分析看，制造业对高收入国家的OFDI仅占小部分。出于长远发展考虑，我国制造业已处在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因此需提高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平衡全球区域投资。

第二，稳定增加中等收入国家的OFDI。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后，中等收入国家凭借其具有的发展优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中等收入国家拥有密集而廉价的劳动力，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而这些优势也使其成为全球的投资热土，许多国家已将工厂主要设立在中等收入国家，以求获取最大利润。由于靠近的地理距离，我国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亚洲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以东南亚地区与俄罗斯为主。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处在转型升级阶段，按照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国正将已经發展成熟，并为低产值的加工制造业转移至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恰好成为我国制造业向该国家转移的原因。

第三，加大对低收入国家的OFDI。低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及拉丁美洲，鉴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水平发展落后，被许多投资国家遗忘。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在，低收入国家为建设发展国家经济，迫切的希望引进外资，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进步。近些年来，我国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部分低收入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加大了贸易往来，同时我国领导人不断出访这些地区，与其国家首领会晤，共同商讨发展大计。在这些政策利好的刺激下，制造业紧随总体投资步伐，不断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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