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霞+牛猛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随着服务业国际转移加快，国际服务外包已成为一国推动服务业创新与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跃升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从文献梳理视角探讨了国际服务外包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之间的关系。首先介绍了国际服务外包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概念界定与测度方法；然后，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梳理了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相关文献。研究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主要通过劳动力生产率效应、劳动力市场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三种路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样本数据三个视角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总结性评述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国际服务外包 全球价值链地位 文献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扩散和全球竞争程度的日趋激烈，继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以制造外包为核心的第一波国际外包浪潮之后，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将信息技术、商务流程等服务环节向外发包，由此掀起了第二波国际外包浪潮（Kingson，2002；Mears，2003；Schmerken，Golden，1996）。伴随着国际服务外包的蓬勃发展，以产品内贸易为载体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业已成型并趋于完善（卢峰，2007），有关国际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研究随之不断涌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和低税率优势，被广大发达国家认为是理想的服务外包承接地，服务外包成为了继“制造外包”后又一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外包业务中，仍然出现了诸如贸易发展失衡、服务贸易的逆差持续扩大和服务贸易结构严重失调等问题，如何使得国际服务外包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提升整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就目前而言，处在高端价值链的发达国家基本占据服务外包的主导地位，而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居于被支配的地位。国际服务外包究竟能否促进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将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之所在。

国际服务外包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概念界定与测度方法

（一）国际服务外包

概念界定。至今，就国际服务外包的概念还未给出统一的规定，Amiti和Wei（2004）简单地将企业从国外获得服务的过程称为国际服务外包；Bhagwati 等（2004）认为国际服务外包是指企业把某些服务工作或流程转移给国外公司的供应者。相比较以上两种定义，卢峰（2007）为国际服务外包给出了较为权威的概念界定，他指出，如果服务发包方与承包方为不同国家的企业，那么这类外包从发包方角度而言称之为“离岸外包”，就承包方而言则称之为“到岸外包”，以上总称为国际服务外包。

测度方法。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外包蓬勃发展，但有关国际服务外包测度的研究一直受制于数据障碍而无法前行。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服务外包测度方法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利用进口的中间服务投入占最终产品生产过程所需的总中间投入品的比重表示国际服务外包水平，由Feenstra和Hanson（1996，1999）的方法构建的FH指数是该种测度方法的典型代表，但FH指数难以捕捉国别差异及中间品进口的行业异质性等特征（蔡宏波，2011），因此其不能准确测度一国国际服务外包水平，虽然 Geishecker（2006）、Geishecker和Gorg（2008）以及Egger和Egger（2002）等都曾試图对FH指数进行改进，但投入产出数据的瓶颈使其收效甚微。

第二种方法利用出口品中的进口中间服务投入占比表示国际服务外包水平，该类测度方法的代表是由Hummels等（2001）所构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近年来，许多学者利用VS指数对不同国家国际外包水平进行测度，例如Chen等（2005）、Amador和Cabral（2008）、平新乔等（2005）和Chen，Chang（2006）分别对美国、葡萄牙、中国及韩国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展开测度。鉴于国际贸易实践与核算VS指数所需满足的两个关键性假设条件（一是进口中间品在用于生产出口品和国内销售品的使用强度相同，二是进口中间品必须完全由国外生产）相差甚远，Koopman et al.（2014）通过放开Hummels等有关VS指数的第二个假设重新构建了VS指数，并利用该指数对全球各国的国际服务外包水平进行再测度。

第三种方法简单利用服务贸易数据表示服务外包水平，国内学者胡昭玲、王洋（2010）、陈清萍（2011）、魏浩和黄皓骥（2012）等就是利用该方法测度中国国际服务外包水平。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

概念界定。至今，学术界并未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根据国际贸易形式的演变，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定义随之改变。20世纪70年代开始，产业内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导形式，为此学者们试图从产业内贸易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概念界定。例如，Giuseppe（1999）依据进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将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划分为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下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他认为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是由其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类型所决定的，上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意味着一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端地位，反之亦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贸易取代产业内贸易逐渐演变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学者们又从产品内贸易视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给予新的内涵。例如，王玉燕等（2014）认为全球价值链是由各个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增值环节（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及售后服务等）构成，所以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由其专业化经营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值环节所决定。

测度方法。在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反映在其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水平上，依照贸易结构反映生产结构的逻辑，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复杂度可反映出该国和地区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地位（邱斌，2011）。为此，Hausmann et al.（2005，2007 ）、邱斌等（2012）、汤碧（2012）和姚博、魏玮（2012）等分别从产品、产业和国家层面构建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用以测度产品、产业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状况。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主要依据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来判断全球价值链地位，至于一国或地区到底处于全球价值链增值环节的哪个部位、及其出口增值能力到底如何，该指数难以回答这些关键性问题，在产品内贸易居于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也就难以准确测度一国或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为此，许多学者尝试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郭晶、赵越（2012）通过构建“完全国内增加值率”指标衡量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Fally（2012）与Antràs等（2012）借助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产业上游度指数，即某一产业与最终消费使用的平均距离，以此来测度某一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国内学者王金亮（2014）利用该指数测度了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业上游度指数的经济解释是如果一国或地区越是位于某一产业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上游区段，那么其在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就愈高，可见该指数仅反映了从事研发、设计等环节对提升一国或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下游的销售与售后服务环节的重要性。现实中，下游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也往往是许多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决定因素。与产业上游度指数不同，在Daudin等（2009）对一国总值出口分解的基础上，Koopman等（2010）构建了度量一国某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GVC地位指数，该指数表示为一国某产业向其它国家出口的中间品对数值，与本国该产业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对数值之差。与产业上游度指数不同，GVC指数旨在测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因此其更具说服力和适用性。

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基于理论视角

（一）参与全球生产分割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研究

Hausmann（2007）最先涉足该领域研究，他认为参与全球生产分割可促使一国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环节上实现使用效率最大化，从而有助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唐海燕等（2009）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可通过加强更深层次分工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此外，邱斌等（2012）认为，参与全球生产分割还可通过技术专业和扩散效应、中间品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及中间品出口的劳动力配置效应等途径，提升一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且以中国为例的实证研究结论证实了理论推论。为了使邱斌等（2012）的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性，姚博和魏玮（2012）将研究范围拓展到35个工业行业，在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情形下的实证研究结论均表明参与全球生产分割有助于我国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二）国际外包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研究

从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有关国际外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外包对一国生产率、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姚博，2013）。近年来，随着全球产品内分工贸易日益活跃，以产品内分工为载体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广受关注，特别是许多学者试图从国际服务外包的视角寻求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途径。姜凌和卢建平（2011）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他们认为服务外包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需经历三次角色转换，最终服务外包演变为制造业升级的战略导向。

近年来，有关国际服务外包对企业影响的讨论愈演愈烈（Kotabe et al.，2008；Pyndt and Pedersen，2006）。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服务外包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而且可使其专营自身核心业务，进而加快创新进程（Florin et al.，2005；Graf and Mudambi，2005）；相反，其他学者的研究认为国际服务外包可能会使企业丧失自我控制能力和灵活性，使其面临专有知识泄漏给供应商的潜在风险，而这些供应商很可能未来会成为该企业的竞争对手（Harris et al.，1998）。

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基于实证视角

随着服务产业的全球化进程加快，服务业的创新和发展已成为一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行业价值链的重要战略目标。就目前而言，处在高端价值链的发达国家基本占据服务外包的主导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并逐渐由服务外包的承接国向发包国转变。

（一）国际服务外包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国际服务外包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对比4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国际服务外包有助于改善产品内分工合作结构，进而可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邱斌（2012）采用我国24个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服务外包提升了产品内分工程度，大大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通过主动向发达国家开展“国际服务外包”，可主动获得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陈启斐和刘志彪（2013）通过计算2003-2011年的制造业国际服务外包指数发现，我国制造业国际服务外包率在下降，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服务外包指数在上升，说明我国国际服务外包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加快我国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进程。开展国际服务外包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战略布局，充分吸收大国优势，为企业发展获取新的竞争优势。Nolan et al.（2008）认为系统集成能力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优势，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系统集成者通过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服务环节外包给发包国，可实现产业发展方式更新换代，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

（二）国际服务外包的劳动生产率效应

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提升行业间的劳动生产率。Egger（200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服务外包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徐毅和张二震（2008）通过对我国11个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证实“国际服务外包促进效率”的观点，但由于采取样本过少，其说服力有限。吴风羽和唐华明（2015）利用2002-2011年16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三种国际服务外包方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即反向知识流程外包与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反向业务流程外包和反向信息技术外包与生产率呈负相关不显著关系。随后，孟雪（2011）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根据2004-2009年1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得出，我国的国际服务外包规模尚小，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较为微弱。此外，Mann（2003）与Amiti和Wei（2009）利用美国部分行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美国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1%。Girma和Gorg（2004）与Gorg等（2008）借助于不同度量方法却得出了相同结论，即国际服务外包提高了行业劳动生产率，且國际服务外包比国内服务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更大。

（三）国际服务外包的劳动力市场效应

国际服务外包会优化就业结构。Linda Andersson and Patrik Karpaty（2007）利用瑞典1997-2002年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会提高发达国家整体就业水平。Feenstra Hanson（1996，1997，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服务外包能够使发达国家向外输出高级生产要素（如资本等），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Crino（2010）基于美国112个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增加了发达国家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Agrawal等（2003）、Mann（2003）和Gorg等（2004）的研究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促使企业实现规模效应，进而促使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孟雪（2012）通过2004-2009年行业数据定量分析了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促进了我国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服务外包有助于一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创新力，进而促进一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攀升。

國内外研究的总结性评述及未来展望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有关国际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研究涉足较多，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全面，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其一，就研究视角而言，相关研究仅从发包方视角探讨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忽视了从承包方视角进行研究。事实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也是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这是未来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实证层面的研究，就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及绩效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因此如何从理论层面系统剖析国际服务外包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展开科学的实证分析，将有助于完善这一研究体系。其三，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文献将FH指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作为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由于数据限制及指标本身的缺陷，这两个指标都难能准确测度我国国际服务外包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水平，如何设定科学的测度指标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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