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经营性人才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2017-05-03谭福洁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021000

大众文艺 2017年7期

谭福洁（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 021000）

浅析经营性人才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谭福洁（呼伦贝尔市群众艺术馆 021000）

当今，文化产业的发展无疑是整个文化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十七大以后，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发展文化产业的具体政策、文件。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文化商人的重要性以及培养文化商人的必要性，以此来探究解决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文化商业；文化产业；市场化

一、文化产业有着与其他产业相类似的共性，其核心均为产品的生产与传播

文化产业，这一术语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最初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之中。它的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可以译为文化工业，也可以译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影响了人民对文化产业的本质把握，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看文化产业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如下：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任何产业的核心均是产品，这种产品即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某种服务。当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即转变成了商品。任何健康产业的发展都能够带来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对公众日常生活的益处。而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除了带来经济上的效益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还能够更加广泛地保证公众的文化权益，以及更好地弘扬优秀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改善国际形象，因此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毋庸置言。

根据文化部的统计数据表明，从整个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利润贡献值来看，前端的内容创意利润率为45%，中间的内容制作和内容复制分别为10%和5%，后端的交易服务为40%。在这一点上，可以清晰看到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不同的特性，那就是前端的内容创意以及后端的流通服务占据了整个产业链利润的绝大多数。那么，当前文化产业所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应当归因于产业链前端和后端与现实状况的不匹配。如，文化产品与现实公众需求的脱节、文化产品在市场传播中的阻滞以及文化产品利润的底下等等。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讨论中，引进、培养以及发挥文化商人的作用无疑是具有较强建设性和现实意义的。

二、文化商人具有着商人的共性，又有着文化人应有的素质与情怀

按照《辞海》的通用解释：商人是指以一定的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并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人，或者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为常业的人。

商人在我国的历史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可谓历史悠久。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商人也堪称古老的职业。在现代社会中，商人一词的意义有所扩大，不仅指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也泛指从事商业活动的机构、公司以及社团法人。

商人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其意义重大。一切产品自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到最终到达产品的使用者-消费者手中之前，产品在流通领域的有序定向流动是要依靠商人来完成的，也正是由于商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才能赋予产品的商品属性，完成从产品到商品的身份转变。

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商人，是指在文化产业领域中，以文化产品为操作对象，并完成利润获取的自然人以及机构法人。文化商人与其他行业的商人一样，有着追逐利润这一商人的最根本特性，有着“不直接生产，只关注流通”的商人共性，但更重要的是文化商人应当更加具备文化工作者的素质，即对文化产品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与熟悉。“文化工作者”与“商人”是文化商人自身并行不悖的两种属性，。优秀的文化商人，应当精通自身所处文化专业的所有生产过程与要素，了解市场需求，掌握产品传播渠道，善于融资以及使用相应金融工具，最终将自身全部的文化素质与商业技能完美结合，完成一次文化商品的开发与传播，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

三、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性

文化商品具有其他商品所共同的特性，如市场性与产业性。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品有着区别于其他商品的自有特性。

1.社会性。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或者说是通过精神品质来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生产，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对受众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故文化产品具有社会性。文化产品的社会性一方面是指文化产品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道德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是指文化产品必然会受他所在社会的政策及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即文化产品与社会道德价值观是双向影响，因此文化产品必然会带有它所在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烙印，特别是文化产品要借助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而大众媒介是政府的喉舌，这就加重了其社会属性。。

2.文化性。从产业驱动上而言，文化产业是以知识、文化和人力等软性资本为驱动，因此文化产品较于普通产品而言，必然具有文化性。而文化性具体是指符号、味道等形而上学的无形的东西，因此文化产品强调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顾客体验等符号价值。

3.大众性。文化既然可称之为产品，必然已经将其来源和受众框选在了大众文化这个范围内，因为精英文化是可研究而不可产业化的文化。而文化产品是大众而非小众的，这一特点与文化产品的市场性与产业性是相契合的，正因为文化产品要面向市场进行产业化运作，所以文化产品要符合大众审美情趣，要与大众的生活相贴近。

也正是由于文化商品这些独有的特性存在，因此文化商品的制造过程中，前期的商品创意设计阶段以及后期的市场流通阶段尤为重要。

四、文化产业发展并不顺利，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当归于文化商人的缺乏

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在整个市场中缺乏文化商人的参与是原因之一。下文中，笔者以天津市的演出行业为例，简述文化商人缺位对某一地区演出业的影响

上面的图表，是2012年度数据为例，比较了天津、北京、上海文艺院团的基本情况。从上图所看，天津的文艺院团在数量上处在第三位，但所获得的国家财政支持却处在了第二位，如果在考虑到北京作为文化首都，其辖区内国家级院团集中、所得财政拨款远高于地方性院团这一实际情况，天津文艺院团所获得财政拨款与同类型的直辖市相比，确实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天津与上海地方财政差距较大，但文艺院团所获得的经费确将近了上海的两倍，足以说明了天津文艺院团所获得的的政府支持力度之大。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较大的财政支持却并没有换来演出场次以及演出经济效益的领先。

表2 北京、上海、天津三直辖市表演团体演出场次、演出收入对比（2012年度）

上面的表格是天津、北京、上海三地文艺院团2012年演出场次以及演出收入的对比。从对比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演出场次还是演出收入，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平均，天津的各院团水平均与北京、上海有着较大差距。即使将天津的这几项指标放在全国，与各省市进行横向对比的话，天津的水平也处在中下。其中，在“表演团体经费自给率”这一指标中，天津仅为7.2%，在全国列第29位，仅高于内蒙和西藏。形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天津本土缺乏高水平的演出经纪机构、缺乏一定规模的文化商人团体，却是本土文艺界形成的共识。

正如一位天津天津文艺院团的团长在接受本次研究的调研采访时所说：“现在我们团里的经费来源还是基本要靠财政经费。所接的一些其他演出有一大部分也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基层慰问演出。团里排练的新戏都是以‘五个一’工程、华表奖参评节目为主，目标就是在这些重要的政府奖项中获奖，只有获了奖，演员才能评职称，明年的经费才有保证，对领导才有交代。”

“对于走市场，我们也想过。但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演出机构和我们联系过。市场分析也就只能靠团里自己的工作人员，很少做市场调研，真正走市场的剧目几乎没排练过。”

从对该团长的访谈中，可以看到，几乎没有文化商人参与到该团的文化商品生产中来。这种现象，不仅在天津，在全国的其他省市也或多或少存在。这种罔顾市场、闭门造车式的文化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耗掉了大量的、宝贵的财政资金，排演了一大批“专家较好、公众漠视”的剧目，参加全国大赛轰轰烈烈，放入市场却无声无息。文化产业具有着与其他产业相类似的特点，市场是检验商品的唯一标准，具体到文化演出市场，票房收入、演出场次才是检验好剧目的试金石。

五、文化商人对文化商品生产全过程参与的重要性

文化商人，具备较高文化素质，精通某一文化领域，他们对于文化商品的生产应当贯穿于整个商品的制造过程

前期创意阶段，文化商人的主动参与，可以保证文化商品从创意立项阶段就有着明确的市场目标。国际著名美术策展人丹尼尔·伯恩鲍姆曾经说过：“我们策划展览，是为了展示某一艺术家非凡的成就，但是更多时候，我们从最初的创意时期，就要想好我们的展览要吸引谁来看，我们的作品最终会被他们买走”在当前我国的国情条件下，文化商人对创意阶段的参与，还有着特殊的含义--保证文化商品思想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以及摒弃全部与现行国家文化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内容。

中期的生产阶段，文化商人的主动参与，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营销经验，对文化商品的具体生产过程给予意见，保证文化商品的形成过程始终不脱离市场。世界著名的太阳马戏团创始人之一盖伊·卡隆曾经说过：“我们（太阳马戏团）每排演新的剧目，都会请全国甚至外国的马戏演出商们提前观摩，甚至会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剧本，要知道我们的演出最终是要靠他们带到不同的国家与城市的”。

最后的流通阶段，更是文化商人的主战场。文化商人要掌控宣传、发行、票务等具体事宜，以及引导保证各项文化商品的有序流通，保障公众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与经济付出相等值的文化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