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吴佳男

儿科之殇或迎破解之机

文/本刊记者 吴佳男

近两年，公立医院儿科“供求矛盾”突出，窘境凸显，诸多问题亟待破解。

2月13日，睿宝儿科发布消息称已完成7000万元人民币的B轮融资，并表示将“发力中高端，线上线下结合”；2月14日，依托于线上APP“妈咪知道”，医信儿科开业。发布会上，医信集团负责人表示，妈咪知道B+轮获得数千万元战略投资，并与香港联合医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携手共建国际标准儿科医疗。

资料显示，2016年，民营儿科诊所集中爆发：北京亚美儿科诊所、北京顺氏优宝儿科诊所、天爱儿科诊所、浙大儿医泰迪熊诊所、广州爱贝儿科门诊、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吉林艾优宝儿科诊所、上海美华儿童咨询门诊等相继开业。

专家表示，民营儿科诊所而今的遍地开花，与近年来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大环境，和二胎政策推动以及中高端收入群体对儿科诊疗需求日益增强有关，但更是公立医院儿科遭遇多年困境后，儿科医生纷纷向外流动的必然结果。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某儿科医生此前甚至公开在媒体上表示：公立医院必须马上参照市场为科室医生定价，否则精英被挖走，甚至团队被挖走的状况将愈演愈烈，公立医院将越来越尴尬。

儿科目前遭遇的困境，恰是新医改必然克服的问题之一。

民营诊所冲击下的儿科之殇

“与医信的合作，是我们充分考虑了内地儿科医疗环境和发展前景之后的结果。”作为代表之一，香港联合医务集团的执行董事、集团公司发展及策略总监李家聪参加了2月14日与“妈咪知道”的战略合作发布会的剪彩仪式。早在2016年11月举办的“医疗，推倒围墙”2016全球创新医疗大会上，他就告诉《中国医院院长》这个“企划”许久的项目。“从线上走进线下，这是医信儿科要做的事，也是国内移动医疗大环境出现松动后的大趋势。”

儿科医生荒，看起来是“老生常谈”问题，但近两年的事实证明，问题已到了“必谈”和必须解决的时候。2015年12月，广州某大学附属医院分院发出通知：从该年12月14日起暂停儿科服务；2016年1月，成都市某公立医院儿科夜间急诊关停；2016年4月，北京市海淀医院儿科对外宣告：“因故停止后夜急诊”……

《中国医院院长》杂志社于2016年11月底主办的“第十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上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至2016年年底，全国儿科医生缺口已多达86042名，直逼十万大关。面对总数达2.3亿的0～14岁儿童群体，对应医疗机构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约为11.8万人，即平均1800多名儿童对应一名儿科医生。面对包括二胎政策放开等社会需求，医生更显不足，远落后于国际水平。

以上数据显示出表面问题是医生存在巨大缺口，但深层次分析，业界多将焦点落在医生培养机制的滞后和医生面临的“三高一低”困境上面。

今年地方两会上，多位委员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儿科医生的培养机制。“23%是助理医师，本科以上学历的才占33%，这无法应对二胎政策和目前儿科医疗的需要。”在今年1月底召开的江苏省扬州市两会提案讨论会上，该市政协委员高军如此表示，“短缺可能无法弥补，但马上强化现有医生的院内培训和院外进修是可行的。”他认为，这是当务之急，“这些医生的水平提高之后，心态会更稳定，起码短期内不会动跳槽的念头。”

“目前我们医院的医生还是比较紧张的。”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告诉《中国医院院长》，郑州市儿童医院的东区分院，于2010年兴建，占地近300亩，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单体医院之一，在建设之初就想到了人才规划。“但伴随医院规划，人才规划也要跟上。我们现在有800多名医生，但近两年进来的有200多名，这批医生需要住培，没个三五年是‘出不了师’的。”

在一些专家的分析中，儿科医生荒，主要还是现有恶劣的执业环境所致。

“给儿科医生涨工资”。今年广东省两会上，部分人大代表也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苦也罢，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也罢，首先是让儿科医生收入有所增加。”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政管系主任吴明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在她主持的一些培训活动中，很多医院的儿科诊室负责人都表达了一个困惑：“医生们刚来时热情很高，但没多久都选择了‘混日子’，或者索性离职，怎么留住他们？”

周崇臣也认为当下儿科医生的服务价格低是医院发展的瓶颈。“大家都知道这些医生常年面临‘三高一低’。儿科很多收费价格和成人一样，但工作量偏大。做磁共振，成人半个小时，儿童需要麻醉，要用两个小时；成人几秒钟扎个针，刚出生才一公斤的孩子怎么扎？”

多措并举破解僵化与流失困境

针对困境，近年来各地其实并非动作稀少。在去年10月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部委发布《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之前，上海、湖南、四川、广东等地进行过有益的尝试。资料表明，以上地区已出台的相应改革措施，在提高诊疗费用，鼓励多劳多得等方面收效明显。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布后不久，河南省就推出了《健康中原2030规划纲要》，其中明确了要建设儿童国家区域中心这一条。”周崇臣告诉记者，这将助推郑州市儿童医院的发展。“省里也出台了相应规划和具体实施的相关方案，支持我们整合资源，进一步机制创新。”

河北省儿童医院院长石仲仁也告诉记者，受益于京津冀医疗协同政策，在与北京儿童医院“结对子”后，其所在医院的儿科诊疗水平在获得很大提升的同时，儿科医生不仅没有流失，反而在“借助外力”的同时更“安守本分”，执业满意度逐年增高。

2016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优化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落实政策保障措施”等要求；今年1月底，在《关于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若干意见》解读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司司长秦耕再次指出，“十三五”前期，即2017年到2018年之间，将在“调整存量、补齐短板”的同时，增加包括儿科医生、产科医生、助产士等紧缺人员14万人进入系统，以满足公众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随着转诊机制、“医闹”纳入治理机制，以及各地对儿科医生培养规划的完善和推进等利好传来，多数医院管理者的信心在一步步增强。

“相对于综合医院儿科的暂时处于劣势，专业儿科医院日子一直比较好过。”周崇臣甚至认为，在一些较早受到政策扶持的儿童医院中，春天已然可期。

“虽然儿科诊所越来越多，也有很大的潜力，但市场对社会资本投办的诊所的信任度和认可度，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培育。”在采访中，刚刚投资睿宝儿科的某基金合伙人也告诉《中国医院院长》，公众对公立医院的儿科，事实上还是持有更为信任的态度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之外的县乡级患者。”

2017年是医疗领域的政策落实年。借助此大环境力量，也许现在是综合医院儿科和儿童专科医院“守住大本营”，抑或“夺回失地”，冲破窘境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