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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的为人为学

2017-04-22楼伊菁

检察风云 2017年8期
关键词:哲学

楼伊菁

俞吾金(1948~2014),著名哲学家,首届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优秀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委员、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社联常委暨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劳动模范。

在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牵头并经胡锦涛和温家宝批准的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概览》“哲学卷”中,俞吾金是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出来的哲学家中唯一入选者。

“刨一圈地皮,不如挖一口井”

四十年前,在浙江萧山农村插队的时候,住在对门的阿华妈每每接过我从上海带给她孩子的糖果时,总会忍不住念叨说,我的阿侄也在上海,他叫俞吾金,在读复旦大学。

十年之后,当命运将我重又送回上海,单位里组织法学自学考试班,还请来华东政法学院(现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的老师辅导。“将失去的时光补回来”的梦想,激励着我在工作之余,完成学业。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当我如愿以偿终于考上夜大学中文系,并在单位的自学考试班听讲之后,接踵而来的“工学”压力使我陷入难以招架的境地,我开始怀疑当初的自我设计,从实际出发,是遵从自己的喜好,还是选择发展需要?我拿不定主意。

正巧,俞吾金带着他后来获得金钥匙奖和全国青年读物一等奖的著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来看我,听完我的困惑,他谈起了他的人生选择。

进复旦之前,俞吾金已在厂里工作了十年。那时,酷爱文学的他,热衷于写作,并已经发表报告文学和小说。考进复旦之后,他仍是将自己埋在文科阅览室,沉浸在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里,如饥似渴。从大一至大二,他读了一百五十多本小说,做了近十本学习札记,并写了三篇小说,还尝试着写诗。结果,他的精力分散了,专业课的学习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班主任发现后,多次找他谈心,勉励他正确处理个人兴趣和专业的关系。他也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平行线战术”(即文学和哲学并行不悖),恰好在这时,他接触到两本书:一本是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歌德说,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鹜”,并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歌德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涯时,感慨地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还有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书中概括并发挥了歌德的治学方法,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徳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俞吾金感慨地对我说:“至此,我开始省悟,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治学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善于限制自己。这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我终于下决心搁下了文学,把它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保留下来,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扑到哲学上。”

他还拿哲学专业作比喻说:“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逻辑、自然辩证法、美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这就要求搞哲学的人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都拥有巨大的信息量,都可以耗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如果不深入钻研其中一门学科,而在所有的学科上平均使用力量,势必分散精力,一事无成。我经过充分考虑,决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上,并尽一切努力把基础打得更宽厚,更扎实一些。与其刨一圈地皮,不如打一口井呵!”

他的切身体会,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夜大中文系,走上了自己的理想之路。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就在2014年4月26日,还在文新大楼聆听俞吾金的“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讲座,还在约他安排接受“客座总编辑”栏目的采访,想不到仅仅才过去6个月时间,他竟因病突然离世。然而他曾经留给我的“与其刨一圈地皮,不如挖一口井”的那些肺腑之言,始终在引導着我,令我终生受益。

两次蹚入同一条河流

“人,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却印证了哲学家俞吾金自身不可抗拒的命运。“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俞吾金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说的这句话,即可视为他自身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中学时代,俞吾金的同学们就认为他很有哲学天赋。没有课的日子,他就会叫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福州路上旧书店淘哲学书。当他读到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对书上讲到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正值“文革”初期,翻开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他百思不解: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称作“顶峰”。俞吾金不明白:既然真理是相对的,怎么会有“顶峰”呢?他在班里的学习会上提出自己的疑问,结果遭到了当时光明中学工作组的残酷打击,说他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有观念问题,把他内定为“现行反革命”。

“文革”粉碎了俞吾金的大学梦。然而,即便成为一个工人,在因右手腕骨折回家休息的四个月里,勤勉好学的他仍是每天泡在上海图书馆,将书架上仅有的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读了一遍,并作了详细的札记。当时他对这套书中的许多论述还似懂非懂,但由此却激发了他对人文科学浓厚的兴趣,燃起他进大学深造的愿望。

然而,命运的铁门槛又一次横在他的面前,“大学梦”再一次在冷峻的现实面前被撞得粉碎!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对耿直的、曾经给他提过意见的俞吾金怀恨在心,千方百计阻挠和刁难。愤懑之余,1973年考场上,那个后来被媒体大肆炒作的零分大学生张铁生在考卷背后的公开信,又令俞吾金对“工农兵学员”不以考分为标准入学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抗拒心理。面对冷酷的现实,他几乎泯灭了曾经的“大学梦”。

也许命中与哲学有缘。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邓小平重又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埋在心底多年的“大学梦”又一次复苏,他跃跃欲试。凭着扎实的基础,俞吾金仍是信心满满地选择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四个志愿,并以40:1的比例,被录取复旦哲学系。

1983年6月,在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国研讨会上,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俞吾金与复旦大学哲学系其他六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挺身而出,发布《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国内哲学教科书的传统体系大胆提出尖锐批判,遭到与会者中的保守人士的批判。会后有人打小报告给中宣部,批评《提纲》“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学校,校党委书记要他们六人做深刻检讨。学校里一些保守人士也乘机把事态扩大,甚至扬言要开除他们学籍。这个事件在哲学界搞得沸沸扬扬,成了著名的“六君子事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人张载这撼动人心的担当意识,为当时身为研究生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的俞吾金所称道,“只要哲学基础理论没有从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整个民族就会失去创造的活力。”俞吾金等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深入的反思,敢于提出质疑的创新精神,推进了哲学界的思想解放,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他也从此走上了一条时代思想者的道路。

因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复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没有留俞吾金任教。俞吾金后来回忆说,“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处在过渡时期,在哲学领域,国内整体气氛还比较保守。过了一段时间,政治空气好转了,学校里打算把我们六个人都留下来,理由是人才难得。其实,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不能留了,决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经过联系,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当然,我的第一愿望还是想在大学里做教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在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哲学思考与社会关怀

如果说,俞吾金当年躲在文科阅览室,沉浸在古典名著的海洋里,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将他引出了书斋,那么,当他走进社会生活,哲学家的敏锐和深刻,则使他很快发现了并且抓住了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

俞吾金的博士后研究生、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张雪感慨地说,先生在哲学界的高度一般人很难达到:他关注中国政治的发展,关注人类正在发展向何方,他主编的《对当代重大问题的回应》(重庆出版社出版),回应了中国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个国家需要这样的民族脊梁!他说,先生为人,人格与为学表里如一,其人格魅力也源自他对于“人之存在”的深刻理解。

复旦大学哲学院院长吴晓明评价俞吾金:“他的视角的独特性总带有一种智者式的驳难和对既有观点的批判的意味一一这显然应和着时代的某种要求。”1990年9月,俞吾金赴徳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留学两年回到上海,他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文学界几乎已将它遗忘了的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80年代,曾多次被重印,不仅成了文学界,也成了整个知识界的热门话题;而90年代伊始,又被搬上电视荧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受众。正是由于喜剧精神所独有的幽默、机智、滑稽和俏皮,贯穿于《围城》全书,读起来觉得轻松可深入思考又觉得沉重。哲学家的敏锐使他联想到,为什么《编辑部的故事》这样的作品会得到人们的青睐?为什么王朔的作品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共鸣?为什么手机中的滑稽短信会传播得这么快?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社会,高度紧张,如果再用传统的悲剧精神来主导社会精神,人们就会在越来越紧张的精神状态中陷于崩溃;而喜剧所蕴含的轻松、幽默、调侃、滑稽,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主导性的精神状态。

1991年,俞吾金将文学评论《〈围城〉与喜剧精神的兴起》寄给了当时和他素昧平生的钱钟书先生。文章指出:“……纵观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如果说,鲁迅的小说是健康的悲剧精神的代表,那么钱钟书的小说,特别是《围城》则是健康的喜剧精神的集中表现。从悲剧精神向喜剧精神的发展,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我们发现,80、90年代出现的《围城》热正与精神运动的这一重要的转向有关……在《围城》所唤醒的喜剧精神中,蕴含着一个批判中国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的纲领……《围城》是作者从喜剧精神为基础解剖当时社会结构的一种新尝试。在这个意义上,《围城》也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论文寄出后,钱钟书与杨绛先生很快就给他寄来了一封长信,表示对他的解读“心有戚戚焉”。钱钟书先生高度赞赏了他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

头上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准则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头上的星空,内心的道徳准则”这一至理名言,也许对我们理解俞吾金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业,对他那种修身齐家的理想境界感触更深。

与俞吾金交往近30年的人民出版社资深哲学编辑王粤慨叹:“‘纯粹'一词,很多人当不起,但觉得俞吾金应该可以。其为人也纯真仁厚正直,确是谦逊、温雅而不失锋芒;其为学也精粹醇厚卓越,被评为‘最富原创性的哲学专家之一,他的西方哲学史课是‘全国精品课程,‘重建思维的维度系列,是学生必点的视频;他的辩才了得,担任教练,使复旦大学辩论队在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中大胜,当之无愧成为冠军;他敬业、超功利,对学生关爱有加。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物欲横流的當今,对于道德意识包括气节、良知等的自觉与强调。”

1993年,兼职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俞吾金接到了组建一支辩论队,前去新加坡参加首届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并出任辩论队教练兼领队的任务。他与同在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职的出任辩论队顾问的王沪宁教授由过去经常在研究院一起切磋、讨论改革开放背景下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到同在狮城策划、指导携手大赛,成功获得了团体赛冠军奖和最佳辩手奖。两人还共同主编出版了《狮城舌战》一书。1994年,俞吾金和王沪宁又主编出版了《狮城舌战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而引发了全国的辩论热潮。这时,曾有人劝俞吾金趁热打铁,出些辩论书籍,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然而,俞吾金还是选择退回到他所热爱和他终身为之骄傲的教师岗位。

与俞吾金共事30多年的陈学明教授始终忘不了俞吾金对妻子的尊重。那天他跟俞吾金一起开会,已是中午12点了,会议还没有结束。只见俞吾金悄悄拿出手机,给他妻子打电话说:“现在已经12点了,您不要急,我知道家里没有米了,我开完会马上去买。”陈学明一旁听着,当即深深地被折服了:这位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获省部级以上教学和科研一等奖10项,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学者”的教授,对他当年曾是电力建设公司宣传科同事的妻子,仍是这么尊重!陈学明说,“就是让老婆去买米,也是用如此‘讨好的方式。至于他‘陪厨的‘指教,我不但跟着学了,而且也竭力向他人推荐:傍晚,下班回去,不是直接进书房,而是先去厨房问候一下正在忙碌的妻子,问问还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俞吾金有两个梦:一个是上大学,一个是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俞吾金唯一的女儿不幸病逝,他将自己的学生们都当成了儿女。每当学生成家、生子或家中老人过世,他知道后都会准备一份不菲的礼金;他帮助学生就业找工作,哪怕是和他的学术思想不一样的学生他都帮忙;出差去外地或国外,他总会给学生带来精心选择的礼物;得知学生患病,他比家长还急,跟夫人一道想方设法,寻医问药联系专家;甚至学生不小心弄丢了图书馆所借的外文书,他听说后也会悄悄帮学生缴掉罚款;他的博士生吴猛生女儿不久,楼上邻居搞装修,噪音和异味让她们母女不堪其扰,俞吾金和夫人知道后,二话没说,马上掏钱为她们订了间安静的旅馆暂避……他自己却从不愿以私事麻烦学生,每次生病住院,他都瞒着他的学生。有时学生们得知他病重要去探望,他总是毫不犹豫拒绝,甚至以“如果你们来看我,我就出院”来阻拦……他总是对学生们说,你们学业都很重,很忙……俞吾金曾经说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动机,应该是为他人考虑。”在他的身上,“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准则”自是有着天然的相通与对应。

编辑:冯晓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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