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这些年，按说可以说一点话、记一点事，就像十年前写《100%》，但我没说、没记。有些细节，就是麦芒对出汗的颈项，像小时候割麦、打麦。还有赤脚踩在檬针刺上、踩在图钉上。更有刀架在脖子上……疼不算啥，可怕的是恐惧和你想诉说真相的冲动。为什么只有黑白颠倒才能平和？只有顺应自私、狭隘、庸俗才能安宁？莫非只有装哑，然后在另一个世界发声？另一个世界比森林都寂静，比荒原都孤独，发声不也是狼嚎？有些细节是人性的羊油和沥青，散发出膻味和化学味。羊油糊眼睛，沥青粘脚，人性大面积污染只剩沉淀物。

细节关乎爱，更多是爱的反面——对爱的侮辱（不是不爱。除了恨，还包含了空白）。处身细节，我时常会敏感地想到爱、思量爱。爱有几种，一种是“我要”和满足“我要”的体验。男女关系中的“我爱你”有一大半属此。一种是精神（审美）过程中深层次的体验，苏珊·桑塔格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属此种，我的“爱曼德尔斯塔姆”亦是。再一种是基督精神，为他人（最需要的人）奉献过程中的满足，包含了宗教体验和世俗牺牲。还有一种本能的爱。不是性本能，是血缘本能，即家族本能，爱的范围只局限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中，爱的强弱亦与血缘的亲疏成正比……思量爱，便也知道爱需要天赋。性爱有强弱，母爱也有强弱，普世之爱就更是了。教育训练给予人的爱是有限的，它更多在拓展爱的宽度、塑造爱的形式。

既然爱是天赋，不爱便也不受谴责，恨便也不受谴责，只是被同情。不该的是，爱被狭隘与庸俗、冷漠与仇恨搅和，就像蓝天被雾霾搅和、河流被污水搅和、道德被拜金搅和。

我偶尔会透露一点。在微信里，在博记里。但只是一点，像乌云间不经意透出的一线蓝——不是怕丑，不是自保，是缺乏叙述的冲动，甚至不是对叙述自身价值的质疑。像原油泄漏，都是黑金，但我却懒得挖掘。在大街上看人，在聚会上看人，每个人都是一个容器——分格分层的容器，行走的容器，里头装着黑金，各式各样的黑金（肉欲的、思想的、审美的以及处于肉欲与审美之间打精神牙祭的）。也有粪便，也有从食物饮料和声音文字带入的毒素……我打量这些形色各异的容器，思量着爱在容器中的位置、分量与死亡。爱吃什么？爱吃黑金还是粪便？爱死后是什么样子？换句话说，爱的遗体是什么样子？像枯花、干河、一粒煮熟的米，还是像少女死后苍白的脸？

有时，我也会去想我死后的样子。遗体、遗容的样子。无论它呈现出什么样子，我都会恶心。我活着所做的一切，爱、阅读、写作和行走，以及对亲人负责，都是想隐藏自己的遗容，死后绝不给人看见。想到自己是一个能事先藏起遗体的人，也觉得安慰。

“与其说我是在学习生活，不如说我是在学习死亡。”二十一岁读萨特这句话，以为自己选择了阅读和写作，定能学懂死亡，将来把自己交到死神手头，会有种常人不懂、也体验不到的从容与喜悦。还有普拉斯那句对于死亡火焰般的构想：死亡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事物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这样一个与死亡通灵的构想，普拉斯完成了。死可以有瞬间的精彩，活着却是冗长的沉闷。精彩只在穹形的大脑深处，只在仲夏夜繁茂无色的葡萄藤一样的神经架上。

对于我，想象中的精彩和想象中的恐惧同样多，恐惧过后是一滩原油或沥青的渍迹，而精彩过后则是几句胡诌的诗。

十一二岁或者更早，我便有了死亡的意识。十七岁到二十五岁，这种意识让我无法睡眠。准确地说是恫吓。直到四十岁，死亡作为意象在我的诗歌里都还是悬崖、大海和黑暗。十一二岁从午睡中醒来，注视着自泥窗照进屋的阳光，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自己不怕死亡。十九岁，我抓过宗教来对付死亡。十九岁少年的宗教不过是一件透光的的确良衬衫，拿双层蒙住眼睛也遮不住死亡的狰狞。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几近崩溃。死亡从春天开始，从一个人的心梗和山海关的一段铁轨开始……后来这二十多年，我没能在宗教里找到那扇门，更无力另凿一扇门，我也不愿把那扇画在纸上的门糊在宗教上；我甚至不能想象那扇门，走进去，再无死亡的惊扰，我无力在詩歌里开凿一扇门……逃避死亡的门在女人身上，在炽热之爱的过程中。女人身上确有一扇生之门——因为有生，也便有死……这颗星球（也是已知宇宙中）奇妙的双体，只有彼此融合的一刻才可以逃避死亡。它不是形而下。它是上帝的旨意。

西昌看稿会。

提前一周换洗了衣裳，包括内衣、毛衣和唯一一件骆驼牌花格衬衣。提前一天折好、收起。这些年也挣了点钱，但很少给自己买穿的，觉得比带孩子那几年连内衣、袜子都没换洗的好多了，有几件汗衫还是十几年前的。我只是鞋和裤子换得勤，一两年便穿破一条。我也不去洗头房洗头，只是春分过后去理发店推个光头。我按通知要求准备了三份稿子，提前一周让单位同事打印出来，装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两个中篇一个散文。中篇《汉阳造》原本《花城》已经编好，要在第一期发表，因为选题通过了，整部《飞地》要在花城出便拿下了。另一个中篇有五万字，是《飞地》的第五章，取名《火溪河》，《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看过婉拒了。我想婉拒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呈现了被遮蔽历史的粗粝的边缘。散文是一篇家族志，有两万多字，是这次笔会最有希望卖掉的。

没去过西昌，但坐火车去昆明途径过。知道是个高原，在成都与攀枝花之间。最早知道西昌是从诗人雨田口中。不是因为卫星发射中心，是因为“非非主义”诗人周伦右——他在西昌劳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见雨田必提“非非”和西昌。我百度了西昌，海拔很适合我，邛海很适合我。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去开会的，我是去看邛海的。我已经开始想象了，骑脚踏车环游邛海，坐在邛海边深棕色的枯草丛看被火箭无数次洞穿的天空。

接到母亲住院的电话我正在厨房煮午饭。吃过饭，把次日早上去成都的车票压在组合柜上，匆匆赶往医院。陪护到七点半输完液体离开病房的时候我也没有决定取消行程。“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了，你多输两天液，好些了再回去。”我边拿包包边对母亲说。“出门小心点，要过年了。”我走到门口，听见母亲说。

从医院出来冷得直跳，风吹在脸上像削薄的刀片，下身感觉像没穿裤子。整个南方都在遭遇寒潮，在微信圈看见广州继清光绪十八年之后又下雪了。家里没人，更没人把饭煮好等我——枣跟她妈在她外婆家打扑克。我走到南街十字街头想吃碗面再回去，面卖完了。我又往东风路口走，也不想吃啥了，只想打车回家把火打燃。路过东风大楼，我朝五楼望了望，楼上灯火通明，我知道枣和她妈就在上面，也许上楼还赶得上晚饭。我没有去，我叫了车回家。交通频道正在讲寒潮如何汹涌，覆盖的地区如何广大。我在开了空调的车里发抖，冷从周身凝聚到心里。车过飞龙桥，我想到明天或许更冷，成都或许更冷，洗好的衣裳都不够厚，毛衣外套都不够厚，但我并不觉得无助——到了成都见到羌人六，几杯酒下肚，或许就暖和了。西昌更暖和，二十度以上，可以穿衬衣的。

进门打燃火炉，冷还是冷，但总算不吹了。煮了一碗鸡蛋汤圆吃上，感觉暖和了些。上楼打开电脑，找《尤利西斯的凝视》看，却打不开。我所经历的一切都不算什么，现实的困顿和精神的磨砺，还有人门牙磕在青石上或者双眼遇上烙铁，甚至有人遭遇神经的五马分尸。我毕竟还有一个安身之所，像扎尕那，远归远，不得已可以避一避。我不知道为啥，我咋这么喜欢杰奎琳·杜普蕾的大提琴。不止《杰奎琳的眼泪》，每一曲都喜欢，它那么悲伤、低迷，就像一束阳光在绞你的心、绞你的腑脏。它也是花开，与我在呼伦贝尔和拉卜楞寺看见的花开没有两样。我只有杰奎琳·杜普蕾，只有大提琴。我没有眼泪，没有明天、成都和西昌。

枣和她妈风风火火回来，洗了睡了。我下楼收拾行装——稿子、充电器、钱包、骆驼牌花格衬衫、洗得皱巴巴的薄毛衣、换洗的袜子、要带的书……把早晨起来要穿的衣裳放在枕头边。我不想睡。要带的书——毫不犹豫就选了在读的《肉桂色铺子》。舒尔茨有什么在打动我？一种超越现实的敏感，精神的触角，像一双苍白绵柔的手——它触摸到的东西虽非脱离现实却在现实的异处，不在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在黑暗中，只有直觉和想象的长臂灯够得着。还有，如同内米洛夫斯基一样，舒尔茨也是死于纳粹集中营，且非死于疾病和毒气，而是死于盖世太保军官菲利克斯·兰德的偏爱。舒尔茨走得比内米远，他不像内米那么在乎时代的气象，他只在乎记忆、想象和直觉。

夜晚安静下来，听不见妻女的鼻息声，只听见火炉的火苗声。除此之外，便是在气温骤降的黑夜的深处，听见皮肤开裂的声音。

妻女睡去，夜沉静下来，我这才感到自由。累了一天尽管疲乏，却不想睡，有炉火陪伴，片刻的自由即是一天的所得。

去睡。她裹着被子。脱衣，扯过一绺被子躺下，犹若置身冰窖。她动了动，开始咳嗽、叹气。我又扯了一把被子，将露在外面的肩压住。她越见咳得厉害，出气也紧了，叹息变成了呻吟。我没有挨她。我觉得我置身的冰窖跟她隔着条河。睡意来袭，迷糊中我感觉身体有了热气。侧身，把脸朝向窗户。想到明天一早七点还得起床去车站，我决定睡了。

“睡睡睡，一挨床就开始打噗鼾，电冰箱空了，连窝白菜都找不到……青油没吃的，也不晓得买，牙膏也挤不出来了！”

她开始出声，一件事一件事数落。

“人家的家才像家，我们这个家像个啥子家？有法过就过，没法过算了！娃儿一年没回来，回来这两天你给煮了啥子好吃的……”

我没搭言，靡靡沉沉的。靡靡沉沉的是脑壳，心头却是空白，并不觉得难受。依得过去，我会说电冰箱空了你是干啥的？牙膏挤不出来你不晓得买？娃儿回来了你又给煮了啥好吃的？我没说。我告诫过自己，什么都要受得、忍得、容得，什么都要自己去做……我翻了个身，马上又回到原位。我想到明天去成都路上的五个小时、后天去西昌路上的六个小时，我想到我红肿的眼泡，想到我恍惚的精神……成都的雾霾虽然散了，但我心里的雾霾起了……我就是在这一刻取消西昌之行的。

我翻了个身，感觉有东西放下，一下变轻松了。我没去看时间，估计快零点了，室外的温度差不多也降到了一天的最低值。

自剖，再一段段切开。能看见什么？原本没有什么，自然看不见；肚子里有货，未必找得到……实实在在被命名为物质的货好找，被命名为意识的其实是一种微物质的东西不好找——是精神又不是精神，但绝对不是灵魂（按照传统观念，灵魂在肉体死亡的一刻便离开了肉体）。像在一件旧衣裳里找打火机，每个口袋都摸遍了也找不到，把衣裳提起来抖抖，打火機又掉出来了……把自剖过的我提起来抖，能抖出什么？血水、残泪、喘息还是凝固的爱？一颗一颗，滚落在地，发出算盘珠的声音，发出麝香的气味。像狗宝，像牛黄，像人的结石。

爱究竟在哪个部位？大脑回沟还是心脏？活着时想一个人，起码不实在爱在哪个部位——有时感觉在脑壳里，有时又感觉在心脏，有时还感觉在后腰肾脏的位置——那种导电的感觉让人晕厥。先是滴水，之后是小溪流淌，再后便是遭遇电击……现在剖开了，切成了段，如果临死前还有爱，如果死没有偷走爱，那么爱就会被找到、被拈起——拈不起也会被抠下、刮下。一卷卷。这时，爱就不是结石了，爱成了垢甲——汗身的垢甲，也成了胶卷——爱过的细节、汗斑、最微妙最疑糊的心理都在上面，但因为死亡再无法呈现。

我想象爱的样子（在这里，爱不再是动词，而是名词）。枯叶叶脉的样子，一滴没擦脱的原油的样子，或者一条死了千万年的雅鱼在化石中的样子……也可以是父子相见后的木然与无语，或者夫妻爱过之后滑落到神经元的那滴沮丧。我希望中的爱的样子是一根过去的红头绳儿（有些发毛），是一件完好的老家具（有一两个虫眼，有一两处划痕），是一本繁体字版的名著（有一两处批注，有一两个指纹）……如果必须是肉体，那就是一只眼睛或者乳房。眼睛迷茫又深不可测，单眼皮的性感里有种舍得。乳房便是归宿，以儿子和情人的双重身份回到生命之家。当然，我也接受鹅卵石般的爱、老树根般的爱和沙子般的爱，是不是化石、是不是檀香不要紧——放在案头，连守候都不算，只能算作纪念。

我儿时受制于父权和饥饿，青春期受制于性本能和形而上冥想。孤独、性幻想和形而上冥想导致我走近文学。文学导致我更加孤独、更爱幻想与冥想。陶潜性本爱丘山，却误落尘网三十年。我性本爱幻想，误落尘网也是必然，但这个尘网不是官场和生意场，而是婚姻现场。人就是这样，要哪样便陷入哪样。也不能说自己就绝对地隔绝了官场，年少时还是入过团、当过团干部，参加工作还当过共青团的书记，只是警觉得早，一只脚踩进去又收了回来，一辈子脚再没有朝那一方伸过。其实也不是警觉，是自己爱太偏，自己所爱与官场相背。说具体点就是受1980年代的思潮——理想与启蒙，或者说“自由化”的影响，对“自由化”热爱。爱自由，爱个人，爱创造，就得避开大道。大道皆盗，小道行君子。

十七岁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贝多芬的那句话。公爵现在有的是，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但贝多芬只有一个。我听进去了，认同了它的价值，选择了做个贝多芬。

这句话里有骄傲，也有野心，却是善良的。骄傲也是人性的骄傲，野心也是人性的野心，它把人类的行为价值导向个性与务虚、导向创造与审美。如果没有贝多芬，没有贝多芬这句话，我可能会走另外的路，做个校长、局长、市长……2001年冬天，我父亲得了癌，从华西医院回来住在县医院，住院费花光了，叫我们三兄弟各交一千元钱。我交不起，父亲就骂我，说当初叫我入党我不入党叫我做官我不做官，当初要是听了他的，何止区区一千元，就是车子房子也有了……这就是务虚的结果！“就是写东西，不打鬼随鬼转，哪怕把手写断也发不了一个字！”我记起了他早年说我的一句话。我哭了。他得了癌，快不行了，我天天去病房陪他……青杠炭烧得红彤彤的，我的眼泪滚落在炭火里，发出一声声脆响。

一早去车站退票。看着椅子上的包包，也可以一转念去赶车。站在门口望了一眼包包，终究没有背包。虽然已过七点，东方初露晨曦，但小区还在沉睡，山河还在沉睡。走上河堤，霜风割耳，拉起衣链，戴上帽子，把自己装进旧式羽绒服的套子里。看了看箭豁垭，又看了看江河尽头的近山和远山。远山愈加明晰，微微下斜的轮廓映着天际；近山黑黢黢的，和远山对着下斜过来。远山脚下的江畔就是我的出生地，望见时有种比怀乡更复杂的隐痛。

今天是个好天，坐车去成都沿路会看见很多明晰的事物，会照见不同海拔的阳光——我却是去退票。

过东桥时，我对着老家的方向拍了张照。山的轮廓渐渐明晰，接近天空的部分已经变得明朗，河流破碎的轮廓也呈现出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离开故乡？爱是爱的山水，恨是恨的记忆与破碎，我是不舍离开还是无奈？这离开不只是往东去往南去，还可以是往西去！一张车票七十九元，也可以自行作废，但七十九元可以买一只母鸡炖了，走几步路并不费事。我不问自己了——为什么不离开故乡？我在《老屋》里离开过，后来又在《飞地》里离开过。永久地离开，就像死。然而离开的只是心，只是灵魂，肉身从未一直都在，从出生到发育、到衰老。

一分钱都没有损失。一位戴眼镜的乘客拨开塑料门帘进来，原价买了我的车票。我想象他在昭觉寺下车，走天桥下到出站口的情形。

不去成都，但成都的氛围已感觉到了。我害怕克拉玛依酒店那张大圆桌，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别人都像打了鸡血，我却要打瞌睡。有几位真能喝。有某主席在喝青花郎，某主席不在喝红花郎。某主席在他是主角，某主席不在另有主角。主角配角搭好了，这酒就喝个没完没了。我害怕那张大圆桌，我没啥趣味不说还自卑，酒也喝不得。开眼界一次就够了，多了就又把眼睛遮住了。某主席我佩服，写东西不用说，喝酒是一流。能喝、会喝，关键是有情趣，说、学、逗、唱样样精通，还多出个跳——是dancing，而非jump。依我说，关键是自信，一个大家的自信。有没有自卑呢？有没有虚无呢？卡夫卡都有，他能没有吗？肯定有。过去有，现在一定有。荣格讲过，自卑只能被压抑不能被超越。但酒桌上没有，那种自信，那种潇洒自如，完全是肉身与灵魂的双重自说自话。多少人凝视——仰视……我不说是害怕那张大圆桌，也是不喜欢。文学都揣起来，像老婆婆手帕里的毛票，有的还涂了锅烟墨（故意抹黑），粘了饭粒。每个人都有一个视角，也用这个视角看了，但每个人都不说；圆桌上和盘托出的都是高大上，你揣衣兜的只是几张毛票，谁丢得起这张脸？庸俗是这个世界的肉身，也是文学的肉身；针都藏在绵里，只能锥自己。

从车站往回走天已大亮，空气冻手，明晰的朝晖给人一种夏天清晨的错觉。

这是一个我。还有另一个我——偏向于青春期肉体的我。一个“隐我”。近似于佛洛伊德的“本我”。这是最容易被我们每个人回避掉的“我”。被意识回避掉，被文字回避掉……但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活动在我们自身的阴影里，甚至是我們出人头地的那个我的十分之七。

十三岁刚结束尿床就想来一回真的，便是这个“我”在蠢动；跟孃孃婶婶割麦，目光不住地要往孃孃婶婶塌下来的汗衫里钻，也是它在蠢动；晚上睡觉，一个人脱得精光，关了罩子闭目臆想，也是受控于它——有时午觉醒来也得听从它的召唤，罩子上渲染着从泥窗照进来的阳光。十三岁来一回真的，不可想象的感觉与体验！脱离母体又沉沦于母体，一半创造一半回归。美丽的肉体，苍白，柔弱而修长，小野鹿已经潜伏在里面。内衣里生了虱子，但脱下内衣，裸呈的是正当发育的少年之躯——肌肤有了弹性，毛发开始浓密，胯间已有成人的轮廓和气味……高潮退去，喘息平复下来，我总要抬起头来审视自己的汗身，以十度到三十度的斜角——它真美呀，小腹及小腹以下，直到脚踝。还不是最美，但已经够美，弧线和阴影把小腹衬托成了仙境；按下变软的男物，仙境换成了女性的山山水水。十七岁，愈加渴望，愈加苍白，在河畔追逐放牛的少妇，幻想有那么一回——怎样的一回？情节都有了，细节都有了，对话与呻吟都有了，连体温都有了……桑枝沃若，苕藤沃若，苕叶上的豆绿沃若，河风撩起少妇的红纱巾……这样的一个“我”，在那段时间占据了我的十之八九，却不曾被大人和老师觉察，也不曾被旁人觉察，相对出水的冰山则是一个“红小兵”，一个小社员，一个共青团员。

1990年代拆迁的老县城红旗路九十七号无法告诉我那个“本我”、那个“隐我”，也无法呈现，但它知道、洞见，甚至哀叹过，震颤中落下过阳尘在那我的裸身。那盏煤油灯更是知道、看见，说不定它照在我十三岁的裸身的橘光至今还在我骨头的钙质里，还在我残存的非分之想里，只是它也无法呈现或者转述。那盏用红岩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像只眼睛，站在床头边的木柜上，隔着麻格格的罩子，看着我褪去裤子自己和自己来真的。一次一次，在做完功课之后。煤油灯看我行事，也看木柜上那一盆卤油。卤油被我用筷子挑过，用调羹刮过，灯光在挑痕和刮痕里生出条纹……伴随我入眠的，除了几何图案的边边角角和分解出来的因式，便是卤油的香味与我十三岁的身体散发出的嫩玉米的气味。

这个潜在的“我”是一种审美，是一头小野兽与另一头小野兽的挑逗与撕咬，也是一个由有着肌肤质地的想象到真真切切做完的全过程。它有着野兽的毛发和天使的气味，有着尤物的奇妙的吸引。这个“我”不是受制于“我”，而受制于创造出“我”的神秘的力量——有肾上腺素但比肾上腺素复杂、丰富。这个“我”让我知晓尤物、辨识尤物，一把长发，一片额际，一段小臂，一对锁骨，一绺绒发掩映的后颈窝……让我晕厥、癫狂，更别说会说话的睫毛与眼睛，更别说羊脂玉的下颌，至于翘臀翘乳，那简直就是形而上学了。

本我发育的时候，自我也在壮大、超我也在形成。别人无视、只能自己承受。没有爱，没有性结合的另一半总是孤单。在煤油灯下想象她、虚设她，孤单便少了一点，自己便有了一个影子，有了阴影部分。这个阴影有真人的部分，比如莞尔一笑，比如微微凸出的胸脯，比如薄荷味，但更多的是小说角色的杂糅——王莉的头发，张莉的眼神，孙莉的后颈窝，任莉的锁骨，巩莉的胸脯……再不是十三岁了，也过了十八岁，这个潜在的我还在，且更厉害，它现在有了野兽的狰狞，有了洪水的腐腥味。它自伤，不止伤肾，还伤自我。超我因为不能来一次真的成了废物。

能且能反复来真的，就是婚姻。婚姻的确把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即使生一堆孩子，本质上还是两个人。然而，来真的愿望，消除孤独的愿望，会在婚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淡漠，代之兴盛的是世俗的条条款款，是时代淤积的物欲的堰塞湖。一个人可以做孤魂野鬼，有了婚姻便做不了啦，有了婚姻就成了家族之树上的一枝，搭个鸟窝都逗人说闲话。责任和义务还不是婚姻生活中最琐屑、最头痛的，婚姻最头痛的是自由与个性的消减与丧失——本质是好的价值的丧失、爱的丧失与人本身的丧失。婚姻要求“你”变成“我”，而“我”爱的则是“你”；“你”一旦变成“我”，爱便也不成立了，“我”便也不成立了。占有是婚姻的恶。不仅要占有身体、时间、爱和观念，还要占有你的权利和义务，占有传统以基因方式要你分派的爱……至少极端的婚姻是这样企图的。

娇小的身体里有怎样的恶她不知道。恶是她的一部分，就像三十岁便开始发炎的结肠，恶不知道自己。恶有一张僵硬的脸，偶尔露出凶光。恶有时也臭美、也笑，笑里甚至有那么一点纯真。两个人相处的深处，往往是恶碰恶，所以萨特才说他人即地狱。婚姻中的两个人相处的深处也有身体的结合，那一阵子，世界是融化的，恶也是融化的。有时为了这一阵子融化，会培育很久的感情，就像肾上腺素的分泌，特别是上了年龄或者是特爱针尖对麦芒的两个人。变软的恶有时会是一副委屈的样子，像个剥了皮的芋头。融化的恶会像过期的巧克力，品得出香甜，但已经有毒素生成。恶在坚硬的状态下硌破对方皮肉的时候，也硌破自己的皮肉。她在自己道德认知的死胡同喝醉酒的时候，就是被自己的恶硌伤。她的绝望不代表善，她的呐喊不代表爱的抒发，她的哭泣算不得是悲剧。有时也很清醒，连头发和脚趾都是清醒的，两个人在卷起的婚姻的簟筒里抱成团，却没有摒弃各自的恶。恶站在簟筒的上方，瓜兮兮的，仿佛摆脱了地心力。偶尔会出现幻觉——恶是两个人的孩子。

他经历过好些婚姻的午夜。长条型的客厅，灰色的沙发，或者一张略显邋遢的床。两个人在木匣里，什么都看不见。恶被生理化、情绪化，被无限放大，长出图钉、匕首、铁丝网，甚至长出子弹。娇小的身体不可阻抗，亦不可安抚。战争从语言开始，由语言升级，每一个词语都涂上了剧毒，欲置对方于死地。他在黑匣子里，毒性发着，被语言压着，无计可施，唯一可做的就是以精神胜利法自救。他捅不破午夜，他抱不起黑匣子——要是抱得起，他会把黑匣子连同黑匣子里的自己抱到西门外扔进龙王石。

这样的午夜经历多了，他也不绝望了，只是难受，只是有种自污的冲动。早先他还有些力气，挡得住语言的毒箭，抠得动骨头缝的爱，还有力气把她揽在怀里，拿爱封她的嘴。把她揽在怀里，也是把恶揽在怀里，拿爱封嘴，也是封恶……现在他老了，揽不了她了，更揽不了恶了，骨头里的爱越来越少，良心也空了，再也没有爱可以封她的嘴，只有沉默。在他虚脱的幻觉中，沉默不是墙，不是盾，而是箭靶和一片黑幕下的水域。没有对话，已是一种侮辱，但又有什么办法？活不能跟死对话，白不能跟黑对话，从树上掉下的樱桃也不能跟鸟儿的长喙对话……怀念早年的野蛮，用征服熄灭战争。不说一句话，只有喘息，只有力的直达……然后便是痉挛。语言变得苍白，就像白酒变成了白水，毒性也解了，刚刚还是血口喷人的恶转瞬就成了温润的汗珠。

那样的午夜。他恍惚、虚弱，偶尔也激愤，无法掌控，唯一的选择就是顺应地心力。死亡是地心引力的一种，这样的时刻显得特别清晰，像一只诧生的狗蹲在他意识的深处，与午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有时也在别处，就像我们始终满足不了的欲望和野心，比如在西桥下面的龙王石，比如在龙池坪的舍身崖……睡意来袭，他感觉到油腻，感觉到渺茫，但她声音里的铁蒺藜还是让他无法安身。他想过逃离，但他不能逃离。记忆中，父亲也上演过逃离一出，如此惊人的相似让他不适。再有，她已经陷入恶的循环，他不能撒手，任她沉沦，他得守着她，等她睡着，等那些长脚蚊一样的小恶飞离她。她其实很美，他深入过那些美的幽深与静謐，畅饮过那些美的原浆，甚至还写诗赞美过……年轻时，他由此获得过慰藉，一度还安放过灵魂。

婚姻纠缠的是世俗。世俗涂改、毁灭着她的美（这很奇怪，是世俗而非时间）。其实，世俗有世俗的法则，按法则去做就是了，不用费心，也便不会伤神。如果人真的来源于进化，世俗还是一种文明，它讲规则，讲尊卑，讲忠孝，比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好很多。即使俗不可耐，也比屠杀和强暴好一百倍。人都是爹妈所生，不是吹大风吹出来的、垮干岩垮出来的，孝是必须的。孝只是一种有度的赡养和陪伴而非牺牲。一辈孝一辈，也便是秩序，也便是文明；如果忤逆不孝，不是又回到了动物界？世俗是一棵树一张网，灵魂可以飞翔可以孤独，但身体还得在网中。他有父母，有兄弟姊妹，他是这根遗传链上的一员，就血脉而言彼此便有种不可分离的亲近；就算价值观有别，审美观迥异，彼此也有种内在的联系。这是上帝置于他们体内的不可人为更改的密码。他在世俗之网中，无论他怎么另类、超脱，只要他还食人间烟火。世俗于他是一种秩序、一种烟火味，然而于她则是毒涂料、毒漆，一旦涉及世俗，身上就会被涂一层，不只美被遮蔽了，毒素还钻到了肉里，刺激到她的神经，让她闷闷不乐甚至歇斯底里。

在努力无效的情况下，他只好被动地顺其自然。他知道他在纵容恶，但有什么办法？这原本就是一个善输给恶、爱输给冷漠的时代。他不能因为她身体里有恶而掐死她、抛下她，她也是恶的受害者。他还得守着她和寄居于她的恶。守归守，距离还是得有，不能让恶跑到自己的身上来。

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着液体缓慢地一滴一滴流入母亲的血管，我有一种赎罪的满足。山地阳光照进病房，只是一种颜色，没有质地和温度。从小到大，母亲爱我并不多，但我却感觉爱她很多，特别是父亲死后，当她老了、病了。感觉里有一种东西，像藤，像根，像脐带，把我和她连在一起。这脐带是血脉的，也是孝道的。

我守了母亲两天。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两天，寒潮肆虐，在江浙是下暴雪，在川西则是以一种晴朗的艳阳天的形式。金太阳般的寒潮。这是一个悖谬的隐喻，但又是事实，又是一种真实的体验。这个国度往往是这样，悖谬而真实。这个国度的家庭往往是这样，这个国度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往往是这样。母亲娇气，哪里有一点疼痛和不适都要叫出来，叫出来又表现出无畏。守护中，我和母亲很少交流，就是说话也只说一些饮食起居的事。她能怨谁？我又能怨谁？我想得最多的是我是儿子，我不跟谁比，我不去计较陈芝麻烂谷子，我要尽到我那一份孝心……其实也有爱，年轻时教书那阵回家，总是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去菜园，或者找她找到菜园，更早读书那阵，要钱也总是问母亲要，母亲再传话给父亲……母亲愚钝，爱未必能得到回应，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了，在想象中依恋了。

第一天中午输完液已是午后一点半。外面太阳虽好，但奇冷，吹着寒风，不宜带母亲上街吃饭。我坐电梯下楼，在几条平常吃饭的街上转了一圈又回病房了，自己没有吃，也没有给母亲买饭回来。街上人多，乱哄哄的，大小饭馆人满为患。太阳月白，像冰。我又冷又饿，人有些恍惚，从一家家饭馆门口走过，看见熟人立刻抽身回避。经过南街的时候，我恍惚得厉害，感觉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几乎不认得每天都要经过的街道和店铺。

第二天中午输完液已经两点，我带她上街吃饭。饭馆不挤了，有的已打烊。问了几家，都没有青菜和圆子汤。薄刷的阳光像白头霜，朔风吹过，感觉像没穿衣裳。街边上、花台上、房背上都没有雪，甚至没有任何的降水，但我却感觉有很多冰雪在融化，和着垃圾和泥水，就像2008年年初冰灾看见的那样。没人给我们煮饭，没人给我们送饭，我和母亲像两个旅者，在异乡的街巷找饭吃。

在一家砂锅店坐下，风吹进来寒碜碜的。我坐在外面，替母亲挡风。我从小熟悉这小城，熟悉小城里的人，我进小城居住也有二十多年了，亲朋好友很多，家人也在这小城，但此时此景，让我感觉陌生，我像是什么都不认得。

父亲——我又想起了父亲。父——当我去掉“亲”字，專制就跳出来了。专权。它就是一个独独的“王”字的含义，威风又可怜。这个“父”字，超出了我的父亲，超出了我父亲的死与象征。

2003年5月，在父亲死后四百五十六天我开始审判他。十三年之后，我没有为此觉得后悔，虽然怀念之情渐生，记忆里他的面庞也变得日渐温和，甚至在血液的泡沫部分还有一圈对他的爱意。

父亲死了，但“父”还一直活着，以一种与我割断血缘的方式，且至高无上，它就像父亲留在故乡泥土里的癌。

父亲死后，留下母亲一人。母亲从六十二岁至今都是我的心病。我有两个兄长，但没有一个可以安顿母亲。我也无法安顿，妹妹也无法安顿。无处安顿母亲便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1986年父亲四十七岁就给我们分了家，大哥二哥另立门户，父亲老了跟大哥，母亲老了跟二哥。妹妹在外读书，我在外教书。父亲一天没跟大哥，六十二岁死了。母亲跟了二哥两年，不习惯呆在外地，重回老家老屋。妹妹不让讲，我还是要讲——这个遗留问题还是因为父亲的教育、安排欠妥，也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的失败。在家里专权，让一个家庭缺少温暖；成人后鼓励各顾各，让兄长在大家庭中缺乏担当和责任感。父亲跟母亲单独过了十五年，屁股一拍走了，留下母亲一人。这个他没有算到。爱是一个家庭的火塘，家人围塘而坐，伸手烤火，其乐融融，吃什么喝什么是一回事；私欲是一个家庭埋下的炸弹，只能让一个家庭冰锅冷灶、分崩离析。母亲不跟二哥，要一个人回老家住。大哥葬了父亲，就算尽了孝心。我在《老屋》里操心母亲，半夜睡醒屈指而算，四个家竟没有一处好安顿母亲。我要安顿母亲，妻子不能接受，也不是母亲所愿。生意可以细算，但爱和义务不可以细算，父母跟儿女细算，兄弟姊妹细算，人情就薄了，爱就只剩几斤几两。然而，总有人算细账，把亲情算进去，把义务算进去，最后便只剩父亲的遗产。其实很简单，传统为我们立下了规矩，有心的凭心而为，无心的照规矩办事，每个儿女都做足，母亲那里就满了——米满了，面满了，爱满了。

无助的时候，我想念父亲，想得泪涟涟的。他要是在，母亲也不会落到这地步。这个时候，父亲再不好，总可以为我们分担母亲，父权就是道阴影也可以为母亲遮风挡雨。想念父亲，不是想念他锅底一般的黑脸，不是想念他颈项上暴绽的青筋，而是想念他给予这个大家庭的存在感。

爱是上帝放的血。各种的血，我们自己解释不了，我们只能目睹，看见它的形态、颜色，闻到它的气味，尝到它的味道。我们无论怎样熟悉它，看重或者蔑视它，无论怎样受控于它给予我们的气质，我们都无法懂得它。爱有一个基因排序，掌握在上帝手中，人类关于它的各种解码都是误解。

爱为何物？爱由何来？爱源起于需要。“妈妈，我爱你”，就是“妈妈，我需要你”。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说“我爱你”，也是在说“我需要你”。这个需要有身体、生活的，也有精神的。爱一定是一种需要，因为需要才格外舍得。小孩子爱妈妈，是要妈妈爱它、抱它、保护它，大人爱妈妈是一种心理和道德需要，都是一种来自血液的冲动。恋人间的爱从来都是双重的，舍得和占有是爱的正反两面。性是男女之爱的核心，灵魂和宇宙都裹挟在对方的裸体里。我在想象第一个发出“ai”之声音的人类个体，由一个个体到一个部族，“ai”之声音像春天的草木一样萌发，文明由此诞生。爱让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人不杀死另一个人的可能。

爱是有频率的，但得由上帝调频，我们自己无法调频。频率调对了，两个人便爱上了。这很奇怪，或许也要归结到基因排序。两个人有相同的部分，又有迥异的东西。相同部分是精神的认知，价值与趣味取向的认知，迥异的部分是身体的凹凸和齿轮的阴阳相配。情人眼里出西施，爱就是选择自我的需要。爱让人光辉。

爱又是有保留的。婚姻服从世俗，世俗是爱的白内障。洪水过后，麦麸金被翻出来，但爱不是麦麸金，爱是河底子下几十米深的瓜子金；然而淘瓜子金是要死人的。这世界没有一个无爱的人，凡人总有爱，只是大多数人的爱都是坝子，浅浅的，呈现出一个平面，一览无余；而隐秘的爱，有巢穴的爱，总是稀少。巢穴开在自己的意识之外，甚至不在潜意识，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清。秘而不宣的爱总有一个硬盘，仅供自己打开，有时就像一首晦涩的诗，靠灵感的解码阅读。巢穴里的爱有时是一只白兔，有时是一只乌鸦，有时只是一株蓟属植物，害怕被外面的人发觉。硬盘里的爱有时是一张脸，有时是一幅风景画，有时是一首俳句——蹩脚，但情有独钟。我怀念爱的抽屉时代，一把几毛钱的镀铜锁，就可以锁住一颗噗通直跳的心——其实锁也只是个象征。在巢穴与硬盘里，不存在世俗，也便不存在白内障。

人上点年纪，有时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装爱的容器。装爱，不是纳爱。就是自己不能爱了，也还可以是土，也还有肥力可以滋养爱。就是肥力薄了，也还可以让爱活着。这爱不是偷来的，也不是身体里固有的，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谁也不晓得。身体滋养爱，爱也滋养身体；滋养不都是舒服，有时也清疼。

我生平第一次领会爱是读小仲马的《茶花女》。玛格丽特放弃了与阿尔芒斯在一起的看得见的爱，献上了看不见的真爱。我抄录了《茶花女》全文，抛洒了少年泪，第一次懂得爱就是给爱的人自由，让爱的人过得好，让爱的人所爱的人过得好。它不是要牺牲，它是要爱。

在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是存在着古老的敌意。这句话也适用于理解爱。生活与爱之间，从来都是敌意重重。爱总是毁于生活、毁于婚姻，毁于对一个人的爱和对另一个人的不爱。爱也毁于语言——爱到语言为止，就如同爱到身体为止一样……爱只得救于灵魂，而灵魂是飞翔的。

爱随时都会遭遇针对它的敌意。不只敌意，还有充满敌意的行动。敌意就像影子，无时不在。有时候，爱的敌意在爱的一方，如同战事中的敌方，它要反爱，或者说毁灭爱；有时候，爱的敌意在毫不相关的第三方，就像天气或地震，它也要毁灭爱；有时候，爱的敌意就在爱本身，就像我们的排泄物恶心我们，就像我们的疾病折磨我们……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便有这个意思，任何一个存在都是对另一个存在的威胁。

这一年是我想“死”想得最少的一年。也不是想，是体察。很奇怪，为什么突然就不想了？五十岁，难道真的知天命了？知天命，就是不再有对死亡的体察？

我自然还清楚地记得那样的体察，一两年前还时有发生，半夜或清晨睡醒，清楚地看见、听见、触摸到，它有一个自己的难以描摹的空間，很像断崖，跌落便是虚无——原油一般。我总是把虚无想成原油或者沥青，不知是不是取其浓稠。或许虚无是清澈的，如我们看见的缀满繁星的夜空。一年前住在老城的老房子，冬天起夜要穿过修长的客厅和一个阳台，这段时间正是我体察死亡的时间——也不是我要体察，是死亡要从我后腰肾脏的部位浮出，每一根线条都异常清晰。这个修长有着转角的空间，亦是我体察到的死亡的空间。我懵里懵懂，一边撒尿一边把手放在后背肾脏的部位，看见断崖就在马桶背后，而原油是灰白的，酷似我在峨眉山金顶看见的云海。我不是在触摸死亡，我是在抚慰自己。距离天亮还早，世界是懵懂的，开化仅仅是手电光照到的地方。

更早时候，还在少年甚至童年，这样的体察就开始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也不是一种纯感觉，而是一种冰水混合物：有理性的东西，有感官的东西，也有超验的东西。在1970年代夏日的午后我体验最多、最深。眼前是现实的世界——蚊帐、棉被、主席像、泥窗、樱桃树的枝条，以及咯咯咯的鸡叫……但自己还在梦魇中，梦魇与现实世界重叠在一起，孤独和无助不是来自幼小而是来自对死亡的意识。

死亡是不解之谜，人类永远无解，那些偶得的解答不过是此岸机灵。那爱呢？性呢？爱可以有解，也只是半解，不管我们今天是否背离爱。我们生来身体里就有一个虚无，像海子，只是我们难以察觉。这个虚无是作为个体的我们自带的，在母体里被再造，有羊水的色泽与海腥味。这个虚无在我们的身体里，也在我们的灵魂里，有自身的重量，身体往往感觉不到，是灵魂在承受重量。爱是意义——而非价值，也是个体对付虚无的本能。性让我们迷恋身体，特别是女性的身体——身体里荡漾着灵魂。当白昼消失，山河隐去，身体便成了我们唯一的现实，就像海难中供我们栖身的舢板。这是上帝的审美，让我们做它的传媒，正如歌德那一声轻唤：“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人生虚无，一宿长于百年，站在男人的角度，世间万物最美莫过女人——长发、额头、下颌、后颈、锁骨、脚踝、乳房……栖身其间，都会变回婴孩，不愿再有选择。性让人对抗虚无又回到虚无，性让人或有或无。爱不是让理想光辉，而是让身体光辉。爱着，身体不再是血肉，身体里装的也不再是腑脏，还有翠绿、靛蓝和鹅黄的美，还有天鹅绒，还有深金色的燕麦和洁白的茉莉花，还有液态的灵魂。

“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2016年2月19日，青年学者江绪林自缢身亡，写下这句遗言。

死无解，但死有一条野径，从生过来，穿过那扇门。至于去向，仍是谜，或者荒芜黑暗，或者繁花似锦。江出生湖北红安农村，早年父母双亡，靠姐姐江寿娥供吃供书，之前有两个姐姐自杀。有人不接受江死于病理或者抑郁症，说江死于理想主义，我不便评说，但事实是江死于早春寒夜。无论是病理还是理想主义，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死因。小时候冷，失去了母亲的怀抱；长大了冷，没有女人愿意为他张开怀抱……文字教条，书里的光芒炫目，鲜有真实的温度，投身基督的怀抱总显得格格不入。

回到江写下的最后一个句子——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如果说这个时代和社会有失人道，那么，这个句子显示出了人道。恐惧是人的体验，恐惧把江留在了人的定义上，喝点白酒更是一个人的举动，一个人对付恐惧的举动（让自己赴死的过程不那么痛苦）。

关掉微信，坐在沙发上发憨。江的死转移了我个人的疼痛，遮蔽了我个人的黑暗，让我注意到了窗外的朝晖。从2月4日立春到2月19日雨水，一直都是早春，时不时的晴朗与升温给了人一种错觉，感觉春暖花开了，哪知转眼又春寒料峭，让天生怕冷的江选择了死。

放下自己，又捧起舒尔茨的《肉桂色铺子》。有的小说是广场，或者长廊，阅读就是走过，几乎什么都能看见。有的小说则是密室，正如舒尔茨。有门，阅读就是把门打开，看见一些光影、人影，闻到一些气味，或者爱上室内的某件东西、某个人。有时门开了，照进的光线很好，里面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头发丝丝都看得一清二楚。然而读过，门随即关闭，密室里的东西又看不见了，刚才看见的也不记得了，阅读很快被收复。这时候，阅读只是一种光的照进，而不是占有，黑暗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