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坦 李迎新

(1.河北农业大学 文管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2.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英华书院英语教育活动刍议

王 坦1李迎新2

(1.河北农业大学 文管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1；2.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英华书院是马礼逊和米怜按首先在海外以华人为对象开办的一所新式学校。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它是一种游离于传统教育体制之外的新式教育，但其在学生和教师的选聘、课程设置与考察方式、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具有先进理念，成为近代英语教学活动的圭臬。它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会讲英语的人才，对我国近代的英语教学起到了催化作用，是我国英语教学的先声，但也有强制灌输基督教教义、损害国家尊严和形象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

英华书院；英语；教育活动

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式开始于京师同文馆，[1]外语学界和教育史学界对此达成了共识。而在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前，英、美传教士在我国香港、澳门甚至华人聚集的马六甲地区设立教会学校，企图通过学校这种隐蔽方式传播基督教进而影响中国文化。英华书院是第一所在海外为华人开办的新式学校，奏响了中国英语教学的序曲，为我国英语教学的先声。虽然前期教会学校规模不大，教学水平不高(大体相当于小学和中学水平),但英华书院首次将近代西方教学模式引入中国，且其英语教学活动颇具特色。

一、发展脉络：英华书院的创建、搬迁与消亡

从18世纪开始，伴随着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福音复兴运动”的展开，基督教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起。1807年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受伦敦会的选派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2]

嘉庆十年(1805年)，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禁教政策：“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禁止旗人习天主教，并严令广东督抚，饬知地方官在澳门严查西洋人”。[3]嘉庆十六年(1811年)，刑部出台政策：“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教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证据，为首者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不多，亦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候；其仅只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4]从此，传教士与华人来往被全面禁止。

马礼逊来华后，由于无法进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不得不隐藏于广州的美国商馆(American Factory)，一边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一边了解内地情况，伺机为进入内地传教做准备。然而，内地的禁教政策一直没有松动，1812年他写信给伦敦会首次表达了在马六甲设立传教基地的愿望：“鉴于在中国境内从事翻译、印刷、传教等工作之困难以及居无定所之事实，因而设中国差会本部于附近之基督教国家的领土内，以作将来中国开放之后加倍努力之准备，实系必要，而最适当之地点，无过于马六甲”。[5]

1813年，米怜也受伦敦会的委派来到澳门协助马礼逊工作，但当时葡澳当局奉天主教为国教，排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因此，米怜不得不前往离澳门相对较近、华人众多的南洋，希望建立一个以马六甲为中心辐射伦敦传教会在恒河以东所有布道站的基地。之所以选择马六甲作为传教基地的原因有三：

一是马六甲位于交趾支那和槟榔屿之间，离中国内地较近且交通便利，随时可与印度、广州和澳门联络。

二是华人众多且信仰中国的儒、释混合的宗教，继承了拜祖先等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传教士可以直接向马六甲的华侨传教，再通过华侨间接向国内传教布道，播撒福音。

三是1803年欧洲战争爆发后，荷兰无暇东顾，马六甲被英国实际掌控，当地的英属政府对基督教新教传教活动给予支持。

1815年，伦敦会正式批准了马礼逊和米怜共同起草的《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该书首页指出，在马六甲设立传教基地的背景是“因为我们无法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基地，那必须到恒河以东任何国家寻找一个地方，建造属于我们的耶路撒冷”。[6]该书的第二章指出其目的是“在上帝的祝福下，在那个新建的基地创办一所学校，向中国青年教授英语和基督教原理，训练来自当地和欧洲的青年成为传教士，特别是为传教士和其他人提供语言和文学方面的教育……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基督教的国度，文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7]英华书院的建立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马礼逊本人率先捐款1 000英镑，并认捐每年100英镑，以5年为期限。伦敦会出资500英镑，东印度公司出1 200英镑，即使在其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后，由英国政府继续支持此项捐款。在当地政府的斡旋下，米怜得到了在马六甲城西面靠近海边的一块空地。

在土地、资金齐备的情况下，英华书院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举行奠基大典。1820年，英华书院正式建成并开始招生。米怜任首任校长，马礼逊任校监。此后，校长一职先后由传教士汉弗莱(James Humrey)、科利(Collie)、基德(Kidd)、 汤姆林(Tomlin)、伊万斯(Evans)和理雅各(Legge)等人继任。

1842年中英双方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岛被迫割让给英国。条约附则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首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8]这为传教士在香港传教打开了方便之门。

时任书院校长的理雅各(Legge)认为，把英华书院设立在远离中国本土的马六甲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不利于对华传教事业的进行和书院的长远发展。他建议趁着《南京条约》签订的有利时机将英华书院迁往香港，从而更好地向中国内地居民传播福音。1843年，伦敦会同意“决定把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往香港”，[9]次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但由于后续各方支持力度不够，于1856年停办。

二、场景再现：英华书院的英语教育活动

英华书院是按照英国公学模式、以海外华人为对象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其设立的目标是“在神的福佑下，让科学之光与上帝的意志和平地、循序渐进地洒向远东国家及太阳升起的岛屿”。[10]通过培养传教士向海外传教，为广大民众播撒福音是该书院的根本性任务。因此，书院的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英语教学活动，并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的全过程。

(一)师生的来源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缺乏同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加上严格禁教政策的限制，中国人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感到未知与恐惧。“我们的传道，几乎没有人听，很多人加以嘲笑，大多数人不予理睬。”[11]甚至有民众认为，传教士会把他们的孩子煮了当作鸦片卖给中国人，或者把孩子的眼睛挖出来做成望远镜。起初英华书院对学生的入学资格有着严格的限制：“凡属欧洲、美洲各方面而属教会教友者，揣具得力荐函，保证其道德习惯及有关意见，方可申请入学。凡属欧洲大学允予游历奖助者、传教士、商行人员或附有领事介绍者，方可申请入学”。[12]首届原本计划招收12名学生，洋人和华人各半，而实际只招收了7名学生。1821年放宽了学生的入学资格，不管是否出生在本土，是否信教都可以进入书院学习。随着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洋行、商贸都需要懂英语的人才，来此求学的人日渐增多。“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员或洋务委员之优缺”。[13]从此揭开了英华书院新的历史一页，学生人数从当年的7人增加到1856年的70多人。[7]124

英华书院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教理”为宗旨。书院教师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水平。“凡受聘任英华书院的教师，必须受到当地人的认可是道德高尚的人，方可到英华书院任职。”[14]教师大都是精通英汉双语且道德高尚的人。校长米怜主办了中文月刊报纸《察世俗》，并且担任英文季刊《印中搜闻》的重要撰稿人。马礼逊主持了《华英词典》的编纂工作，还首次将《圣经》翻译介绍到中国。第三任校长科利(Collie)是一位中国通，“中国官话讲的与中国人一样好，能够流利地使用汉语布道演讲，汉语写作完美无缺。”[15]他首先完成了对《四书》的英译，并且出色地完成了《天堂的镜子》《论基督教的存在》的翻译，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基德(Kidd)是一位汉学的饱学之士，在卸任校长返回英国后成为杰出的伦敦大学汉语教授，积极从事推广汉语言文化的工作，培养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方文化交流影响至深。[16]

(二)课程设置与考察方式

英华书院的人才培养以“传播西方基督教和东方文化，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即让素习中文的中国、印度及中国东南诸藩属之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皆能以英语从事西欧文学及科学的学习”为目标。[17]因此，书院采用英汉双语教学，并将英语语言的学习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开设的英文课程有英文读音、英语写作以及英汉互译等。西学课程则陆续开设哲学、物理、地理、算学、机械、化学等课程。马礼逊一直认为“中国的文学作品丰富，可以与古希腊、罗马和现代欧洲综合相媲美”，[18]传教士可以通过阅读中国经典著作及对当地进行深入了解等方式，更好地进行传教活动。学院开设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课程，如《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等传统儒学经典和中国道德哲学。此外，学生在学习之余可以去图书馆借阅相关资料以丰富相关英文知识。图书馆位于书院底部，藏有欧洲、美洲等英语国家的图书与期刊，内容包括外国文学、语言学、英美民俗与文化等。据统计，1823年馆藏图书共有3 380册，其中2 850册为英文书籍。[14]85在当时，该馆可以称为海外最大研究欧美国家的资料中心。随着馆藏图书的丰富与完善，这给英华书院学生扩大对欧美世界的了解、加深对英文知识的掌握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和条件。

有效的考察方式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学校考试委员会定期举行考试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据《马礼逊回忆录》记载，学生首先用英语朗读《圣经》，接着将指定内容翻译为汉语，随后标记出句子的成分。同时，学生也成立了自我管理委员会，由学生轮流担任会长，负责检查和监督学生学习英语的情况。根据书院章程规定，学生在校期间的日常对话只能使用英语，如果学生违规将上缴罚款。随着学生英语思维能力的提高，学生在校逐渐不讲汉语，罚款也越来越少。书院每个学期最后都会根据学生的成绩进行评判，优等生给予物质奖励用于购买英语书籍，差等生则扣发津贴甚至退学。[14]89

(三)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形式

中国的传统学堂教学模式单一，过于强调教师的权威，忽视了学生的独立个性。传统的教育目标“仅仅是为了征服培养勤勤恳恳且又墨守成规的奴仆，教育并未有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19]传统学堂的学生从最基本的《三字经》开始就一直强调大声地朗读与背诵，而老师却不对书中的知识与内容进行任何讲解与评价，只是反复不断地督促学生朗读与背诵，如果背诵错误还要受到相应的体罚。英华书院将近代兴起于西方的教学模式引进来，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倡导师生间的互动与交流。米怜引入当时西方盛行的“导生制”，通过培养高级班的学生来指导初级班的学生，这样一方面提高了教学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夯实了高级班学生的基础知识。校长科利(Collie)在英语教学期间就积极推崇启发式教学，倡导师生互动模式，与学生打成一片，通过启发诱导的方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在自然科学课程中，倡导从做中学，注重运用实物授课，强调动手与动脑相结合。以地理课为例，教师将地球仪拿到课堂之中，一边用英文讲解五大洲四大洋，一边用手指出其所在的位置。这样教师通过实物培养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

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传统学堂往往实行个人授课制度，这不利于课堂效率的提升和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英华书院根据学生年龄大小和认知能力的差异，实行分班、分级授课制度。基础班，注重单词字母的辨析和英文发音的训练。中级班，培养学生的阅读与写作能力。高级班则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教学，注重英汉互译和英文写作。初级班表现优异者可以升入中、高级班继续学习。《马六甲英华书院第九次年度报告》对英华书院分班的英语教学情况做了详细的记录：“高级班的学生目前正专心于将乔伊斯(Joyes)的《科技对话》中的部分章节译成汉语，学生已经习惯于口头进行英汉互译。他们在词法分析方面还受到严格的训练，并且被要求说出每个单词或者词组相对应的汉语意思，同时还要对句子做出适当的语法分析……他们已经能够背诵默里(Murray Lindly)的《简要英语语法》，正在认真地做书中有关句子分析方面的语法规则练习题。……初级班的学生主要学习中英文基础知识，他们每天都要练习英汉互译，还要背诵带有汉语译文的简单英语句型……所有学生都已被教授如何区别英语中不同类型的单词和理解每个单词在汉语中特定的意义。”[20]这种分班、分级授课制度是书院英语教学活动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缓解了教师短缺弊端，提高了教学效率，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掌握。

(四)精英人才辈出

从1818年首次招生到1843年迁往香港之前，英华书院共培养学生232人。广州商馆委员会主席盛赞英华书院：“整个英语教学过程令人非常满意，随处可以听到每一位学生用熟练的中、英文朗读《圣经》。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写得一手漂亮的中、英文，并对算术、地理、地球仪的使用以及历史常识身为精通”[10]244凭借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优秀的师资队伍，英华书院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近代接受西学训练且会讲英语的知识分子。如被称为“大麻子中国人”的袁德辉，其“专供英语，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深入研究”。1839年他为林则徐翻译了给英国女皇的照会，是林在广州禁烟时的随同翻译、主要助手及其翻译班子中最重要的成员。他还首次将《国际法》译介到中国，为中国积极利用国际法律为争取外交权益做出了贡献。中国第一个传教士梁发于1820年至1821在书院修习神学，他将《圣经》中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编译成《劝世良言》，成为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重要理论读物。何进善是中国第一位接受过完整新教神学训练的华人牧师，从1840年至1843年在英华书院学习。他从书院毕业后，成为理雅各的高足，并协助他翻译儒家经典，在英国广受赞扬。

在此学习的欧美学者也大都成了“中国通”。比较著名的学者有马礼逊之子马儒翰，他曾经在中英《南京条约》谈判中担任英方翻译，利用精通中文之便，为英国从华攫取更多利益提供了帮助；他子承父业重新翻译修订了《圣经》译本；英国外务大臣巴马尊给予他很高评价“他在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可以信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没有其他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有任何知识”。[21]亨特曾在《广州记事报》《中国丛报》撰写有关中国的报道，为列强侵华提供了重要情报。还有一度担任中英交涉时的英方译员、写过《广州番鬼录》的摩雅。

三、价值认可：英华书院英语教育活动的评价

尽管英华书院并没有设立在中国本土，办学规模有限，层级不高，其办学目的也偏离了培养“以和平方式传播基督教与东方一般文化”的传教人才这一目标，但在中国英语教学史上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英华书院成立距今约有200年，回溯近现代英语教学的历史，其英语教学活动在当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首创了英语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英华书院采用英语教学，并与西方近代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机械等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开创了“英语语言+技能”的培养模式，成为以后教会学校及官办洋务学堂培养外语人才的样板。这一教学模式有利于夯实学生的英语基础，同时也扩大了学生的专业知识。

这一点与当前南京大学王守仁先生所提倡的“通用英语+”一体两翼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即“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的观点相仿。[22]不同办学层次、性质的高校应该根据本校的教学特色合理安排英语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改变单一僵化的教学模式，由单一的基础英语学习转变为跨文化、比较文学、比较教育、英汉翻译、外语贸易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把基础的英语知识同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培养既精通英语，又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二)开辟了英语同中国传统儒家经典相结合的教学内容

晚清以降，在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保护下，欧美国家强势地输出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及习俗，大力宣扬“西方中心论”，造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和不对等。英华书院的学生不仅要学习英文，还要研究以《三字经》《诗经》《易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这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了解祖国内地的情况，保留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阅读经典著作提高汉语水平，从而提升英文的运用能力。

在当今英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中，除了开设与英文相关的课程以提升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外，还开设中国的传统儒家课程如《四书》《五经》等，让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思维的同时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

(三)培养的学生成为联系中西方的纽带与桥梁

当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缺少同西方的交流与联系。英华书院虽然设立在海外，但汇集了英美传教士、华人华侨等在此学习与生活，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会讲英语的人才，他们学业完成后又回到当地，给当地带去了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当地民众以他们为纽带了解世界，拉近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诚然，英华书院作为第一所设立在海外的教会学校仍有局限性和消极影响。例如，在课程设置中大量开设基督教教义课程，教师对学生进行基督教教义的灌输并伺机进行奴化教育活动，甚至有侮辱中国人人格的行为；不管信教与否，都强制学生每天必须祷告；大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材，对学生宣扬“西方中心论”，贬低中国，损害国家尊严与形象。但是，其英语语言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相结合教学模式，分班、分级教学组织形式，以及英语语言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内容，至今仍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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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邓 颖)

English Education of Anglo-Chinese College

Wang Tan1Li Yingxi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Hebei 071001;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nglo-Chinese College is a novel school run by Morrison and Mickey for overseas Chinese. It is a church school which adopts a brand-new education mechanism free from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However, it is advanced in the concepts regarding the selection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curriculum setting-up and observation, the teaching modes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s, thereby becoming the standard-bearer of English education. As a forerunner of English teaching in China, it has turn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English-speaking talents for our country, thus playing a catalytic role in modern English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its restrictions and negative effects cannot be ignored, for it has the power to instill Christian doctrine in people, accordingly damaging the dignity and image of China.

Anglo-Chinese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activity

10.16169/j.issn.1008-293x.j.2017.11.015

G529

A

1008-293X(2017)11-0082-06

2017-04-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高校外语教育批判性思维培养的影响因素和本土化路径研究”(BIA160135)

王 坦(1989- )，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农业大学文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史与英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