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与交往异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政治哲学解读

臧峰宇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论述并作评注，深入阐述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及交往异化，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路的批判。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认可穆勒基于最大幸福原则的研究，同时以处于生成途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运思确认超越异化的人性复归之路，从而彰显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底蕴。马克思开启了研究异化问题的新视域，力图摆脱交往异化与资本逻辑的束缚，使劳动者走上为承认而斗争的自我实现之路。

物象化；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哲学；交往异化；巴黎手稿

1844年夏秋之际，马克思阅读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法文版并摘要其中论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部分内容，这些摘要分别写在《巴黎笔记》第四笔记本和第五笔记本中。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内容只有两段摘抄，关于“分配”的内容包括地租、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他在这两部分摘抄的文字间鲜有评论。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和交往异化，着墨甚重的“交换”和“消费”这两部分，主要阐述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货币、信贷等问题，这些内容显然与《巴黎手稿》密切相关，不乏学者认为它就是《巴黎手稿》笔记本Ⅱ遗失的内容。*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0～131页。马克思如此行文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巴黎手稿》中充分阐释了“生产”，对“分配”也作了必要论述，当他深思“交换”和“消费”而感到困惑时，开始阅读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就此问题作深度解析，这些内容深化了《巴黎手稿》笔记本Ⅰ的理论主题，开启了马克思研究异化问题的新视域。

一、社会生产与国家资源分配的政治哲学审视

马克思摘录“生产”的两段话主要论及劳动和分工。在穆勒看来，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使劳动存在的前提。鉴于人的操作能力的有限性，在生产中应当限制工人的操作种类，使其以娴熟的技巧和合理的速度从事熟练工种。这种分工有利于生产，对生产更有利的是在大规模操作中更好地分配人力和机器力，由此“大批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创造业产生的原因”。*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马克思以此概观穆勒的生产观念，凸显工业生产的规模、劳动力以及分工的原因和方式，从中呈现了大创造业的运转过程及其结果。马克思对此未作只字评论，但从中可见他肯定了劳动和分工之于生产的重要意义。财富是劳动者通过分工在劳动中创造的，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合理的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摘录“分配”的段落由“关于土地租金或地租”“关于工资”和“关于资本的利润”三部分组成，这些段落是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述顺序摘抄的。在论地租的部分，穆勒强调土地肥力和投入的劳动量对产出的作用，合理配置不同质量的土地和劳动量会提高投入产出比。什么也不生产的土地没有价值，土地只有在被开垦之后才有价值，地租是在土地一次产出的基础上追加资本投入的结果。在穆勒看来，“地租是对土地投资效力最小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同所有其他投资效力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之间的差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用公式来表示就是：地租=投入资本的总产品-资本利息和利润。当然，有时租地农场主只能以投入资本获得利润，而支付不出地租。由于市场竞争普遍存在，资本家无论将资本投入同一块土地还是投入不同肥力的土地，资本收益差额总会体现为“公平的报酬”。

关于工资的部分在马克思摘录“分配”的段落中所占比重最大，因为穆勒在这里论述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以及工资的形式。在穆勒看来，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工人分配产品分额的形式是工资，在这两类不同的人之间分配产品的比例是由竞争来调节的。在资本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工人，就意味着原有的工资水平将会降低；在资本量增加的情况下工人总数不变，就意味着原有的工资水平将会增长或有可能吸引更优秀的工人，这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普遍规律。穆勒以这个经济规律分析政治现象：“如果人民的处境安逸、舒适，那么只要促使资本像人口一样快速地增长或者阻止人口比资本增长得快，就足以保持这种状况。如果人民的处境恶劣，那就只有加速资本的增长或者减少人口，才能改善这种处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从中体现了人口、人民的处境和资本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在比例适度的情况下，将会维持或改善人民的处境，在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将造成人类的普遍贫困。

穆勒进而分析了人口和资本增长趋势，其结论是人口在增长，资本增长的趋势较小。他从妇女生理构造和官方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对比来说明人口增长问题，看到贫困和人们限制家庭人口数量的主观愿望造成生育率降低，却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止人口增长趋势。他认为资本增长的来源是储蓄，年产品或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分配给人民群众，另外少量部分用于提高富人收入，由于穷人和富人都不喜欢节约，所以资本增长的来源有限。至于穆勒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资本增长的速度，这导致工资降低，部分人口因贫困而死亡，在马克思看来，是重复说明的无聊话。马克思不满于穆勒将资本增长趋势较小的原因归咎于人类不节约的习惯以及人口的增长趋势，又将此视为社会贫困的根源的看法。

在关于工资的部分，马克思最后摘抄了穆勒关于运用立法的权力惩罚或奖励以改变人类活动进程的论述。穆勒希望以立法的方式倡导人们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以免陷于贫困和堕落。穆勒还倡议以所得税的形式“把每年的纯产品的一定部分提出来，使它变成资本”，“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它借给能够保证偿还的资本家和工厂主。每年由这些债款获得的利息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在下一年当作资本使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工资的浮动与所得税的浮动成反比例关系，当工资的增长超出保持工人温饱的程度，可以考虑降低所得税，反之则要提高所得税。结果是人口迅速增加，将资本越来越多地投向土地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最后可能造成资本家的贫穷，只有因地租获益的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富有。如果土地被切割为各个小份出售给多数居民，人们获得的土地收成比工人也好不了多少，当遇到自然灾害，就会面临无法补救的危机；只有当国民经济的来源主要是多于工资收入人群的国家，才能靠富人的资金储备来减轻亏空。

穆勒将这个人群定位为追求完善化的能力的阶级，他们是“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教师、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人类赖以扩大对自然力的控制的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程的领导者”，“他们是自己时代的主人”，“他们相当富有”，能够传播知识，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准备担任最重要的和最美好的社会职务”，总之，是为自由主义所认可的精英。他进一步指出：“最幸福的人是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中等财产的人应当成为社会大多数，资本收益应当考虑用于人们享受闲暇，为此要限制人口数量，培育更多的中产阶级，以更多的剩余产品储备来提升社会幸福感。

在论资本利润的部分，穆勒认为，工资可调节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产品的比例，他将人口增长视为这种比例变化的“能动的本原”。在穆勒看来，资本利润与工资成反比，农业资本利润与工业资本利润成正比。他以谷物生产为例说明，当人们对谷物的需求增长时，投资者犹豫不决的结果是，谷物的交换价值增大，“劳动价值也随之增大。工人必须消费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不论它们的价钱是高还是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这将直接导致资本家和农场主的利润降低，由此证明资本利润与工资成反比，劳动价值增大也将导致工业产品的交换价值增大。

尽管马克思并未充分评论穆勒关于“生产”和“分配”的观点，但在《巴黎笔记》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对穆勒这些论述的评价。穆勒将人口和工资增长视为资本利润降低的主要因素，他看到导致国民经济衰退的客观原因，却并未提出改变社会贫困的合理方案。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角度看，资本家获益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增殖，社会贫困的主要根源是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分配持续失衡，避免社会贫困并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不是通过立法倡导节约或控制工资增长，而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工人越劳动越贫穷的异化现象，这在他评注穆勒论“交换”和“消费”的部分得到更深刻的反映。

二、透过货币的面纱：谋生劳动与交往异化的政治哲学批判

马克思在评注穆勒论“交换”的部分着力最重，因为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人们在谋生劳动中遭遇的交往异化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果。作为在市场上以自己产品的剩余换取自己实际需要的行为，交换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即资本。在穆勒看来，劳动和资本参与生产的过程不同，其中体现为三种情况：没有资本参加的直接劳动生产、直接劳动生产和资本生产参半、没有直接劳动生产参加的资本生产。生产通常不是上述第一种或第三种情况，而往往包括直接劳动生产和资本生产。在这里“首要的和唯一的问题”是：“如果工资提高，利润以什么样的比例下降。”*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8页。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中，工资提高的比例就是利润下降的比例，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中，利润下降率是工资提高率的一半，而在上述第三种情况中，利润率不受工资的影响。其中最可能发生的显然是第二种情况。

由于生产的环境和生产资料的来源不同，各国互相交换产品是双赢之举，其结果是提高了生产效率。交换的一方从中获益的来源是其所需求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体现为进口商品。穆勒将货币视为交换的中介，他认为，不与这个中介交换的部分产品“对于货币来说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3页。货币的价值由金和银的价值决定，金和银的价值由生产费用调节；流通的货币量要么自行调节，要么由政府调节。马克思在这里做了充分评注，他认为，穆勒和李嘉图学派一样错误地忽视了抽象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市场经济中的规律在现实的运动中得到反映。“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4～165页。马克思在这里关注“人的、社会的行动”，而不是货币的流通属性，这种思路凸显了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性及其人格化。

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在此过程中成为支配人的现实权力，对这个中介的崇拜在资本逻辑的演绎中蔚然成风。“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是人的生产与人的生产之间的外化的中介作用，是人的外化的类活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私有财产和人的异化的现实，货币拜物教使交换乃至人的活动不再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体现为私有财产之间的抽象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国民经济学和货币主义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为，“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货币本质的，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当人们将货币视为真正的价值并对此盲目信仰的时候，只是体现了对货币的粗陋的感性理解，而没有意识到物的价值实际上体现了生产费用与社会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它在市场运转过程中并非一种抽象价值形式，而是一个变量。

在信用业特别是银行业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圣西门主义者视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在马克思看来则是一种假象。“何况这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货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马克思在这里分析了信贷的本质，它是以货币来估量的信贷双方的关系，信贷关系通常只是体现在“夏洛克”之间。穷人的美德、生命只有与货币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信贷中体现价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被强化了，借贷关系不仅需要道德担保，更重要的是法律担保，甚至还需要债务人实际担保，担保是现代信贷制度的通则，它固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一出场便是以异化的方式存在的，“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人的美德、生命和个性是可以被估价和买卖的，这深刻地体现了资本逻辑的悖谬。

马克思进而分析信用业造成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一是加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及大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二是“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三是人在这种关系中将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四是在银行业中体现信贷“这种道德的不道德的卑劣行为”。*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9～170页。因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交换中不再体现为原有的社会联系，而体现为实际利益的关系，人为物所役，围绕利益旋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背离了人的本质，为此需要批判国民经济学对上述逻辑的合理性论证。“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私有者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的代名词，每个或多或少占有私有财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联系，而每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外化体现了人的需要的满足，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彼此的需要，就必须实际地交换彼此的占有物。

在现实的交换过程中，作为私有者的个人将私有财产让渡给他人，从而造成了私有财产和人的外化。也就是说，个人的私有财产与人相分离。究其根由，国民经济学家的回答是，贫困和需要是私有财产外化的渊薮。“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为与生存模式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安排设定了限制条件”，*[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第44页。这种限制条件在交换领域具体体现为，两个私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作为私有财产的物质的特殊性质，这向每个私有者表明，“他同物除了有私有权关系以外，还有另一种本质的关系，即他并不是他自认为的那种特殊的存在物，而是总体的存在物，它的需要也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产品有内在的所有权关系，因为对某物的需要最明显地、最无可争辩地证明：这种物属于我的本质，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马克思由此强调，交换体现在物与物之间，它是外化的类的行为，物与物之间的等价交换使物的价值成为交换价值，这种交换是与社会关系相对立的。

当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行为，它就失去了自身的使命感，因而构成了异己的社会关系。对处于交换关系中的私有者而言，彼此以剩余的劳动产品换取实际需要的物品。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产生了价值，它们使交换者获得生活来源。交换关系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强化，主要原因是劳动愈加单向度化，为了交换而谋生的劳动不能反映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享受，也无法彰显劳动者的天资禀赋和精神目的，因而体现了劳动异化。马克思指出，谋生劳动反映了劳动对劳动主体、劳动对象、社会需要和工人生活的异化和偶然联系，“因此，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不同的谋生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体现为分工，分工使统一的劳动遭到领域分离，使劳动产品成为交换的等价物，当然也在专业化生产中提高了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是交换的中介，这种异化的存在方式在现代社会伴随文明而发展。

由此，马克思看到在货币中体现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而这种本质性的存在却被国民经济学视为偶然的事实。马克思在这里再次强调劳动的异化及其结果，他认为“一旦私有财产获得政治结构，这就是垄断的结构。完成了的垄断是竞争。”垄断造成的直接事实是，“劳动、资本和地产彼此的分离，以及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一种资本同另一种资本、一种地产同另一种地产的分离，最后，劳动同劳动报酬、资本同利润、利润同利息以至地产同地租的分离使得自我异化不仅以自我异化的形式而且以相互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6页。从马克思摘录的穆勒有关货币及其价值属性的有关论述来看，作为中介的货币既能把人们联系起来，也能把人们分离开来，人们以货币为中介的交往关系是异己的社会权力的对象化。解决这个困扰人们的现实问题，必然要扬弃构成垄断的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自我复归。

三、供给与需求的内部关系与主奴辩证法

马克思在论“消费”的部分伊始，援引穆勒将生产、分配和交换视为手段，而将消费视为目的的观点，强调消费在这四部分中的重要意义。穆勒将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认为前者转化为资本，后者才是目的或消费前一切活动的动机。在穆勒看来，供给和需求是研究消费的关键要素，消费者的需求包括购买目的和购买手段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消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同生产者彼此交换产品的过程。马克思肯定了穆勒关于消费的基本思路，并就此作进一步分析。他认为以私有制为前提的人的生产目的是拥有，这个目的是功利的也是利己的，而这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直接需要，“一旦有了交换，就有了超过占有的直接界限的剩余产品。……生产成为收入的来源，成为谋生的劳动。”这时，“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的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换言之，这时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而是围绕着私有制和资本逻辑来旋转的。

自称最早提出“功利主义”概念的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主要致力于解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英]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问题，这种分析路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框架缺乏对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的总体性认识。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消费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往异化。交换本来体现了人的需要的彼此满足，但在实际的市场交换中，出售商品的人承认的并非消费者的自然需要、合理愿望和自由意志，并非人的本质或人的权利，而体现为支配消费者的权力的手段，当这样的消费者在另一个场域作为出售商品的人存在的时候，情况亦然。总之，人们的交换并不体现为理想的社会交往关系，而体现为以逐利为目的的相互掠夺和欺骗。这种交换因而成为一种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2页。自由市场交换鼓励以最小的代价占有最多物品的行为，狡猾的商人不必体现真正的交往关系或社会关系，只要他能占有更多的产品，支配更多的社会物品，就是为人们所羡慕的赢家，从中可见在现代社会中最为通行的商品拜物教原则。

在这里，彼此需要的物品成为市场交换的唯一语言，体现合理的社会关系的人的语言竟然失效了。它被轻薄地视为请求、哀诉甚或屈辱，原本体现人格的语言因不能直接逐利而被矮视，异化语言倒大行其道，因为它可以使商人直接获利。人们将自己变成他者需要的物品的生产者，进而使自己的物品成为他者物品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像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恩赐”。*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3页。这使得人与人之间再次陷入统治与被奴役的关系中，人在劳动中本来可以实现“主奴辩证法”，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逻辑使劳动不再是自由的生命表现，而单向度化为获取生活资料的生存过程，人的本质从而在产品中得到映现，异化的交往形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常态。

马克思在这里深化了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理解，人的生命是在劳动中得到肯定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性存在样态，它应体现为“为承认而斗争”，但在资本逻辑的笼罩中，它被视为令人憎恨的苦役，因为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是一种不能反映人的本质的假象，它是被强加的，而不体现内在的必然的需要。在这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看到，劳动不仅体现在功利主义方面，而且也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因此他们看到，是奴隶而不是主人体现了人类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轨迹”。*[英]克里斯托弗·亚瑟：《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思学的神话》，臧峰宇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当然，这种交往形式也在生产过程中双重地肯定了交换双方的价值：人在劳动中将个性对象化为产品，使之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而使自己的劳动及其产品成为消费者实现自我的中介，正是在促使对方实现自己生命本质的过程中，劳动者实现了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即社会的本质。但是，私有制使生产劳动单向度化为牟取生活资料的利己行为，只能体现为物品本身，“它只是我的自我丧失和我的无权的表现，而这种表现是对象性的、可以感性地直观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这正是人在资本逻辑中的无奈，本将在劳动中成为“主人”的劳动者却丧失自我，限于某种无意义的境地。

接着，马克思摘抄了穆勒关于交换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的大量论述，评价了其中有关政府与税收的问题。在穆勒看来，需求与供给在交换中等值，当两者不一致就会产生价值失衡，而生产是需求的唯一原因，至于政府和个人的消费乃是没有再生产作为补偿的，只是构成生产的必要性，如果消费的形式与政府这种纯粹消费不同，就没有产品可言了。马克思在这里进一步指出，“那时也就根本没有政府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7页。他随后摘抄了穆勒关于税收问题的论述，穆勒指出国家收入包括地租、资本利润等，体现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地租是国家收入的直接来源，资本家向国家支付地租与以往向土地所有者如君主支付地租无异，“地租税从国民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是惟一无害的，因而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唯一公正的税收”。穆勒与李嘉图都认为，地租不应是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因为这对单个人阶级说来是偏颇不公的负担”。*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于是，必须考虑国家收入的间接来源。这种间接来源主要是资本利润，这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在土地上大量使用资本带来的变化，这种收入的适应程度颇为可观，马克思认同穆勒关于资本利润的直接税只应由资本家负担的看法。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深刻阐述了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以及资本增殖过程中体现的交往异化。他指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均造成了劳动者的自我丧失，这些“为承认而斗争”的现实导致个人陷入交往异化的境遇，他们在资本和商品的漩涡中为物所役。作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穆勒对上述社会生产各环节的分析着眼于建设一个经济繁荣、道德昌明的良序社会，但他在功利主义的阐述中并未论及工人陷入交往异化的漩涡而丧失自我的严峻问题，这正是启蒙未能实现对象化的困境所在。马克思对穆勒的评注表明，他“从经济学远航归来时已是一位十分成熟的专家了”，*[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273页。正是通过探究谋生劳动与社会生产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超越了穆勒的功利主义或曰“最大幸福原则”，力图呈现摆脱交往异化与资本逻辑的劳动境况，以处于生成途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运思确认超越异化的人性复归之路，从而彰显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底蕴。

(责任编辑 张 健)

The Internal Logic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Criticisms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A summary on James Miller ’s Polit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ZANG Fengyu

In Paris Notes Marx commented on James Mill’s expositions on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which he extracted from 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elaborat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providing a critique of utilitarianism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While Marx recognized to some extent Mill’s stud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he confirmed the way to transcend alienation and return to human nature with the emergent idea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monstrating its value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Marx opened up new horizons for the study of alienation in an attempt to throw off the shackles of the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 logic and helped the workers embark on the self-realization road of fighting for recognition.

versachlichung,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al philosophy, 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Paris manuscripts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暨中央高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问题：对话与研究”阶段性成果(13XNJ048)

臧峰宇，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支持计划”青年学者，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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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778X(2017)05-008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