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清，王 雨，李 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会计学院， 济南 250103)

企业：技术耦合而成的组织

靳 清，王 雨，李 阳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会计学院， 济南 250103)

新古典理论把企业视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原子式的存在，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把企业看作一种能够替代市场的功能性组织。两者都“醉心于理性”，而缺少经验观察的基础。企业作为晚近出现的经济组织，自有它的来踪去迹。它是早期生产组织逐步发展而来的，是由技术耦合起来并随着技术进步而规模不断扩大的经济组织形式。

企业；技术；耦合，

现代企业或许是人类心灵最伟大的胜利和人类劳动最伟大的成就，但是，历史中人们对企业的起源却知之甚少。虽然经济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主题，近代企业更是“创造了神话没有想象过的世界”，但是，由于历史学家更偏好于战争与政治(他们认为战争与政治才是人类生活中的支配现象)，由于经济学家惯于“假定”与对“市场”的偏执，以至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只是被看作一个“原子”式的存在，或者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

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出版，经济学开始告别哲学而“专注”于自己的问题。不过，1751—1752年间有位在爱丁堡听过斯密道德哲学课程的约翰·米勒(John Millar)说：“大学的智识圈非常受到弗朗西斯·培根和牛顿著作的影响”[1]，“牛顿体系的对称性、条理性和系统性，立刻给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社会调研人员力求达到的完美的典型。”[2]因此，斯密在研究人的社会行为时不免“套用”了牛顿体系，使用了“法则”概念，并且仿造牛顿提出的天体运动的链接原理(principle of connection)——万有引力，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在斯密体系中，企业和个人也被视作牛顿体系中类似的原子尺度之上的“质点”。

“市场的出现是一个转变”，沿着这一转变，经济学家“可以把序列一直延伸到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市场的反应”[3]。“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4]因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被企业所替代。

不过，把企业看作一个原子式的存在，经济学将无法理解企业的“核能量”；把企业看作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这实际上“完全是精神性的”，就像“由星体而来的一条光线，……当意识领悟到它的明亮、色彩和感受到它的美的时候，视觉的感觉及对美的认识肯定是存在着的，然而它们却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物理的。”[5]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述评

目前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描述方式是所谓的生产函数法，企业经理人从一组生产函数中优选一个函数，最大化地实现企业的业绩[6]。该理论声称不需要“经验论”的内容，比如它仅仅满足于描述确定最大产出的生产函数的过程，而对这一组生产函数实质性的知识却置之不理[7]。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存在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也没有谈到企业的边界和内部组织”[8]，它对“为什么存在企业沉默不语”[9]，因为新古典学派“假定一个经济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纯消费者，他们不作生产决策，另一部分是纯生产者，他们不作消费决策，……按照这个假定，纯消费者如果没有企业就不能生存(因为他们不生产)，因而企业必须预先给定。因此经济学就不能解释从何而来的问题了。”[10]

新古典学派虽然发现了企业是一个多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的组合体以及企业要素聚合的原因，即规模经济，但是它仅仅把资本和劳动“堆放”在一个没有尺度的空间里，“看不见的手”对这个空间内部则不予理会，而是交付给“边际技术”进行处理，而技术只是这个空间的“守门人”。一定技术条件下的等产量曲线是企业在要素价格比例下调整要素投入(比例和总量)的所有的选择可能，“长期调整”和“短期调整”是企业所能做的内部努力。

新古典经济学努力把企业简化为一个生产者或者生产函数，一是方便了数学演算；二是避免了斯密《国富论》中就已存在的技术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或者熊彼特的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矛盾。但是，它也屏蔽了企业的内在本质。不能立足于企业本质的数学分析只能通向空泛的推演；另一方面，新古典企业理论虽然绕开了斯密或熊彼特的矛盾，实际却是给自己遗留了问题。技术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或者是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的矛盾，非但不会瘫痪企业理论的研究，反而能够带着这对矛盾继续前行，从沙盘推演转移到解剖研究上来。

“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就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主题和方法，都是被该学科的逻辑所规定的。”[11]“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物理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也是一门具有相同的普遍目的的科学。”[12]在这种逻辑规定下，斯密是抽象演绎法和历史描述法并用，因为斯密是精于道德哲学、伦理学、历史学及天文学等学科的大方之家，而“李嘉图的道行不高，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便受到广泛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是难以容忍的。”[13]不巧的是，“在马歇尔之后，李嘉图的方法论则成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14]。经济学也因此裸奔在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双轨道路上。其实，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J.N.凯恩斯早就表达过一种态度：在经济学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材料，而不去花时间研究属于纯粹历史学家的领域的问题，更不用说科学史和技术史领域了。

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的结合是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转变，这种转变让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数理化的倾向。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语”[15]。企业理论缩减为生产理论，企业被设定成“古典环境”中的一个市场的条件反射者。人成了市场环境中被设定了程序的“计算器”，计算更是成了科斯“交易费用说”的重要基础。

二、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述评

科斯(1937)是第一个按照市场价格机制下交易费用的方法研究企业(以权力为特征)存在合理性的人[16]。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市场价格机制和企业内部的计划协调机制是两种配置资源(或劳动分工)[17]的手段，而理论不能把两者放在一个统一框架内来说明彼此相互转化的机制，也即不能说明“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科斯提出了一个概念装置(交易费用)解决了两种机制的通约性问题，而且交易费用概念可以方便地“运行”新古典经济学的“计算程序”，比如边际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当企业机制比市场机制运行的交易费用更低，企业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

不过，在哈耶克(1945)那里，市场的美德正是它作为一种灵动协调机制的存在，相反，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更大范围内的中央计划协调机制却在信息、决策方面落在下风[18]，对此，Richard N. Langlois争辩到哈耶克与科斯实际上是在阐述同一个问题：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是什么，只不过哈耶克的集中管理成本没有分解成市场成本和企业管理费用，哈耶克的“自发的治理”被科斯的“有意的治理”所取代，因而科斯的理论看上去更漂亮一些。[19]但是，“有意的治理”，亦即“权威”又来自于哪里？人们为什么要在企业里屈从于“权威”，而在市场里可以享受交易的自由？生产不是企业出现以后才有的人类活动，但是这种生产活动凭什么取得了自己存在的社会形式——企业？对此，交易费用实在无法担负起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使命，所以交易费用只是理解企业“黑屋子”的一双明亮的眼睛，是一种启示，但它不是企业出现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对于完整理解企业的性质，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差别也是重要的。比如，知识的传播、应用，更为明显的是知识积累，在企业和市场中就很不相同。”[20]Randall G. Holcombe(2013)则直接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知识库[21]。技术知识是一种权力。如罗素(1991)在他的《权力论》中说：“科学赋予白种人支配世界的权力，只是在日本人有了技术之后，这种权力才开始丧失。”[22]技术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威权，甚而霸权；对一个企业而言也是一样，资本只是威权的表象，技术才是威权的意志。技术是企业得以萌芽的种子，也是企业资本积累的生长素。“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部门重现。”[23]利润是技术权力实现的结果，是权力的一个代理变量。

再一方面，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明显地矫枉过正，其一，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本内核”——生产性被抹掉了。当交易费用趋小，企业规模缩减，市场规模扩大，但市场并不能因此而分担生产任务。新制度经济学出现这样的困难，原因在于企业理论的逻辑起点并非它的历史起点。生产应该先于交换，而且“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24]。生产组织早于市场的观点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支持：“所有现代新古典文献讨论企业时都将其当作市场的替代物，对经济史学家来说，这种观点是有用的。然而，由于对历史重大事实——科层组织形式和契约安排早于市场定价——的忽视，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是有限的。”[25]企业的起源还必须从生产端找到它的源头。不妨使用一个粗鄙的例子作个类比：家庭(权威机制)和青楼(市场机制)在“特殊功能”上具有可替代性，但是家庭的出现决非因为青楼的嫖资太高了，而且家庭的人口生产也决不是青楼所能替代的；青楼的生意倒是那些大家庭的“爷们”支持起来的。其二，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无法得到贯彻，企业取代市场节约了交易费用(逆指标)，但收益才是企业真正的“正指标”。按照科斯逻辑，兴企办厂首要的是计算交易费用，它需要更宽广的、更精深的理性。且不说行为人的计算能力如何，依据Geoffrey .M Hodgson(1988)的研究：企业是一种社会制度，它创造了一套不同于价格机制的习惯和规则(如忠诚等)，这使得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难以得到精确计量[26]。其三，新古典理论主张技术决定规模经济，亦即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相等的那一点，规模经济与企业规模是个正相关的现象。新制度主义不满意新古典对企业组织形式的漠视，却同样排斥了技术的因素。Stefano Brusoni认为，企业边界的传统解释，尤其依赖交易费用的分析，仅仅提供了部分原因。现代企业拥有的技术能力领域比他们从事生产的领域要广阔的多[27]。其四，企业是生产性的，技术是它的种子基因；市场是交换性的，货币是它的种子基因。“许多正统的经济学思想都致力于节省(经济学一词的本义)，然而这不是生产问题的核心。”[28]

三、技术是耦合企业的基因链

萨繆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有句名言：“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途径。生物的主要功能不是生产出另一个生物，而是它的基因。”人类社会也有它的“基因”，这就是生产技术。历史兴亡人事更替之中，今天社会所能继承下来的不是别的什么，仅是一份技术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地借鉴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思想，却特别强调了财产产生于技术的理论，人类社会依次产生了各种功能性变化：技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29]。没有技术也就没有经济，同时经济是逐渐被技术组织起来的。“任何一种技术，就像人的生活本身一样，包含着人的群体甚至社会成员之间常规的、经常的合作”，“现代人种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各种令人费解的技术，更为我们展示了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30]如《诗经·周颂·载芟》篇中曰：“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西周时期，农业耕作尚未使用畜力和铁制农具，必须二人并耕，即一人拉(木)犁一人扶(木)犁，于是当时便出现千对奴隶同耕于田野的宏大场景。简单的(工具)技术“耦合”出了简单的生产组织。那个时代的囚犯或俘虏被当作奴隶组织起来服务于一个农业家庭是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重大结果，因为在习惯上他们本应该被吃掉或受折磨的。

“一个个历史时代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通常总需要有预先的准备。所以，要确定它们的开端是困难的。”[31]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为一个新时代作了准备，摩尔根就特别强调“铁器”对于文明的意义，甚至认为“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32]。及至铁制农具和畜力普遍使用起来，乡村耕地得到扩充，男耕女织的家庭作为一个新的经济组织广泛地兴起了，这种“男耕女织”的耦合较“千耦其耘”的耦合也更加高级。

随后在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欧洲完成了整个劳动史上若干最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这又为一个更加非凡的时代做好了准备。“为什么工厂在这个时候兴起呢？我要指出的是，这种兴起与有关制造的知识基础增长是不可分割的。”[33]随着制造业中连续生产工艺变得流行起来，工厂体系始露峥嵘。新兴的资本和自由劳动被技术“耦合”成新式资本主义企业，英国乡村的家庭工业渐渐没落了。乡村手艺人、家庭制造者和专业工匠的消失都是由工厂体系的发展引起的，而新的制造技术又促进工厂体系的发展。1750年，英国那时还是一个农业和商业国家，拿破仑(Napoleon)就将英格兰称为“一个小商人的国度”，但是到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工场”了。

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知识的专业化，创新产生了对劳动分工的需求并进一步诱导更大规模工厂的出现。所以说那些主张企业起源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回溯到它的源头，而是停在了半路上。技术不是可以“按需购买”的产品。那种“所有的建议和知识都是按需购买的”之设想是单纯的。古时候很多手艺因不外传而失传，今天很多技术因独占而封锁。如果企业活动是一幕现代剧，资本和劳动只是幕上的男女主角，而技术才是演绎故事的导演。

那么，技术是怎样把资本和劳动耦合起来的呢？

四、技术耦合资本和劳动的过程

《辞海》关于“耦合”的解释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金观涛(1988)认为，“任何有组织的整体都可以用功能耦合系统来研究。实际上，在近几十年兴起的种种边缘学科中，科学家们早就在运用这种方法了。”[34]一切生命体或类生命体组织都是一个复杂的功能耦合网络和调适这个网络的运行机制。普利高津(1986)指出：即使在最简单的细胞中，新陈代谢功能也包括几千个耦合的化学反应，并需要一个精巧的机制来加以控制[35]。

塞尔兹尼克(Selznick, 1949)说：“关于组织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它们是一种工具，而是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生命。”[36]仿生学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生物功能源自生物的耦合作用。生物耦合功能的实现类似函数中的号。如果将生物功能看作因变量，将耦元看作自变量，将耦联看作中的函数关系，其作用是把耦元与耦元联系起来，将生物耦合看作，则生物耦合功能的实现就类似中的号[37]。耦元之间通过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而彼此约束和选择、协同和放大。约束和选择意味着耦元原有自由度的减少甚而部分属性的丧失；协同和放大则意味着耦元在新系统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属性得到拓展，系统功能得以放大。“千耦其耘”中的奴隶需要步调一致的行动，“自由”被限制了，但生产效率提高了；“男耕女织”的耕织技术使“两性”关系从“群”关系中分离出来并以家庭(专偶制)的形式巩固下来，家庭也即成为社会当中最基本、能动的要素。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说，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但是这个经济原因不是财产继承的要求，而是大多数两情相悦、渴望从“群婚制”中独立出来的私情有了组成家庭的技术保证，男耕女织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

技术的发展在经历了“非主流”的家庭手工业阶段之后到达产业技术阶段。自此，产业技术开始改造社会财富而让它们成为资本，同时改造手工业者或农业劳动者而让他们成为工人。虽然借贷资本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它不具有生产性，它不是通过生产过程创造财富。当货币财富企图借助一个“组织”(或生产过程)来谋取财富或者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它需要技术把自己“武装”成资本——生产设备和生产知识。这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每一个熊彼特式的企业家都可以发现这种因果关系，因而资本耦元与技术之间建立起关系而形成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个系统称作“capital-tech”子系统。

每一个以劳动谋生的人都需一技之长，要用其所长就要寻找“志同道合”的资本，也即用武之地。“隔行如隔山”事实上就是技术对资本和劳动的隔膜。每一个人经过自省都可以发现这种因果性，第二个子系统“tech-labour”也成立了。这两个子系统就自然地耦联起来，形成一个“稳态”，进而耦合出强大的生产功能。企业的成长也就遵循“通过功能耦合导致稳态稳态促进功能耦合扩大……这样一个组织生长链。”[38]

于是，两个子系统组成了企业，“资本逐渐具有新的意义，它是增殖新价值的价值，……财富不再像以前那样固定不变，而成为流动的、易变的。因此说，货币成为一种生产手段。从货币价值方面说，生产被视为取得更大价值的手段。”[39]这是因为生产过程产生了巨大的“技术红利”。另一方面，进步中的技术给了年轻人一种向往和吸引。文艺复兴就“包括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一种对教育方针的要求，以及进行产业和技术训练的愿望。”[40]莫尔的《乌托邦》、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培根的《新工具》都有同样的主张。农村工匠和接受产业和技术训练的年轻人成为身怀一技之长的自由劳动者。他们受雇于企业，商业契约关系也就取代了旧的封建联系和庄园关系。

历史上，经济是被技术逐渐组织起来的。在企业中，耦合机制更加密实。“技术像一块吸附资本与劳动的磁石，磁力的大小决定了它所能耦联的‘同心圆环’的大小。”[41]亦即企业的边界决定于技术权力的大小。这也是一个重要史实。

五、历史的观察

“目前的时代，……也许真是人们对理性的信念长期衰退的开端，……从17世纪起到19世纪将近终了的时候，西方世界日益抱有一种信念，认为它能够实行科学方法所包含的那种推理工作，以解决涉及经验甚或道德的社会问题。” “在实际应用上，研究社会问题的工作却由于人们对那种方法的性质产生了不可思议的误解而没有反映出物理学的方法。”[42]这种方法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不定期观察逐步建立起精心论述的学说。

公元前3000年，火烤法已经使用在西奈半岛等地的铜矿开采了，约公元前1900年，埃及第十二王朝、第十三王朝时期，就出现了两人操作的亚麻卧式织机；公元前1400年，提炼金属的发现，逐渐推动新石器文化走向终结。铁匠的到来把世界引入了新纪元，此时位于大河流域的城市文明迅速发展起来。制铁已经具备熔、铸、锻等工序。公元1-3世纪出现了生产武器或其他军需用品的大规模的作坊，使用进步技术的工业化工场(16个制造作坊)出现在阿尔勒附近的巴格贝格尔，由政府控制的分配和工业生产体系取代了罗马帝国早期的家庭经济和自由劳动系统。而且，在罗马的所有城镇中，众多重要的企业体现了因机械化引起的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

15世纪，在意大利，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知识体系在形成。……她最完全地显示出了所拥有的技术工艺(technological skill)。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第一批工程师，接着他们组织并培养了各方面的技术人员，许多不同领域都显示出饶有成效的机械化进展。及至18世纪，工业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了，就是最终将毁掉大多数普通手艺人和家庭生产者生计的技术变革，因为专业工匠的“夺天”的技巧永远无法推广到大众中去，结果就演化成技术均一(technological homogeneity)状态,如此，技术变得高效并拥有广泛的市场。

19世纪，英国作为许多新发明和一系列技术革新的摇篮，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世界工业领袖。一些发明家用自己的发明(专利)而兴办自己的企业是一个新的社会转变。如果说18世纪很多制造工厂还是由较有魄力和进取心的行会组织发展而来，而18世纪末19世纪初，很多发明家开始转变成商人(企业主)。1785年，在诺威奇一家铸造厂工作的兰塞姆(Robert Ransome)取得了淬硬铸铁犁铧的专利。4年后，他在伊普斯威奇开办了自己的工厂。1802年，瑞士工业家费希尔(Johann Conrad Fischer)在沙夫豪森首次制出铸钢，不久，就将他的产业扩展到瑞士以外，在奥地利和法国建立了钢厂和加工车间。这种“技术→企业”的模式逐步成为工业社会的“显性基因”。20世纪以来，开耳芬、爱迪生(Edison)、西门子(Siemens)、白鲁纳(Brunner)等，他们不是变成科学家的商人，而是变成商人的科学家。

技术设备和操作工人供应了“工厂制度整个结构”的需求，“科学家”比其他财富所有者更有条件变成商人。

技术决定能生产什么而规定了市场；技术决定怎样生产而组织起企业。技术的方向性否决了企业与市场之间可能的“转换”，尤其是复杂、尖端的技术。“新古典派模型没有办法说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大量变革”[44]。如戴维·伊斯顿说，亚里斯多德是西方第一位认真处理各种事实的学者，在他以后的两千年期间，没有几位伟大的社会思想家致力于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当他们最后确实感到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人们的行为时，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成了一种模式。当代的社会科学是为了响应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特别是牛顿的工作而开始产生的。新古典派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程序，设定基本原理，确立基本法则，主体微粒化，关系函数化，却没能与自然科学一样投入那种细致、费力的探索劳动，从而失去了经验基础。新制度主义学派对企业的解释同样没有经验观察基础，而是沿用着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思辨推理。

六、结束语

“技术耦合资本与劳动而成企业”具有经验观察的基础，今天人们的经验似乎更能印证这一点。其一，兴企办厂首要论证的是技术的可行性，技术的优劣绝大程度地决定了它的成败，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其二，历史上，资本曾经为技术发展给予过“过分”的支持(如“圈地运动”)，也曾过度地压榨过技术的潜力(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疯狂投资铁路技术)；今天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经济低潮，其原因也是“技术供给不足”(或技术紧缺)。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变慢，变慢的原因虽还有待论证，但变慢的结果却实实在在地造成资本或劳动的过剩，在房产、股市泛聚着泡沫的同时是产业的空心化。其三，历史上，“技术的不足(technological inadequacy)”至少是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经济崩溃的部分原因，罗马人过多地依赖人力劳动，而轻慢了希腊人的(技艺)精巧。今天中国人也偏爱贸易性公司，一方面可能受科斯学说的影响，贸易无非是把市场部分地组织起来而节约了交易费用。但是，国内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与过多的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贸易型公司)看上去因果相互锁定了。更重要的方面是技术供给不足，资金无法被耦合进生产性企业中来而成为生产性资本。其四，技术供给不足的再一个表现就是技术层次简单，耦合而成的产业雷同，结果是产能过剩。其五，技术是一种有差别的力量。不同的技术对资本和劳动的耦合力不同，企业的规模也就不同。技术变量如果可以赋值，则企业的规模也是可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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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靳清，齐建国，贾全星. 技术的耦合功能及企业的起源与规模[J]，科学学研究，2013，(7)：970-975.

[4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7-8.

[43]【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2.

(责任编辑：翟瑞青)

Firm: The Organization Coupled by Technology

JIN Qing, WANG Yu, LI Yang

( Account School,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250103, China )

Neoclassical theory treats the firm as a productive atomic-like existence of an economic system, whil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reats the firm as a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which replaces the market. Both are "obsessed with rationality", but short of basis of empirical observation. The firm, as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recent, has its own evolutionary track. It is a kind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at gradually evolved from early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coupled up by technology and continues to expand its scale with th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firm; technology; coupling

2016-12-28

靳清(1966-)，男，山东嘉祥人，管理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理论和新政治经济瞠研究；王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在读本科生；李阳，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在读本科生。

F062.4

A

1008-7605(2017)01-008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