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毛泽东曾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五星红旗上，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杨林就是一位杰出的朝鲜籍红军指挥员。杨林，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州平、杨宁、毕士悌等，189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19年春入吉林通化哈尼河新兴武官学校学习，1920年底考入云南讲武堂，1924年初考取黄埔军校，1925年6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夏后，杨林陆续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1932年7月后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下属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二方五千里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杨林在渡河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8岁。

步行千里考入云南讲武堂，走上进步之路

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一个爱国人士家庭。1919年，朝鲜爆发了争取独立的“三·一”起义，遭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杨林的父亲遇害，杨林本人也遭缉捕，被迫流亡中国延边。在那里，他进入朝鲜反日团体所办的新兴武官学校，学习几个月后又担任了教员。1920年2月，杨林调任吉林省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教官。1920年秋，驻朝日军万余人入侵中国延边，清剿当地朝鲜反日武装。面对气势汹汹的日军，杨林决心给敌以沉重打击。青山里一仗击毙日本加纳联队长，在满洲轰动一时。此役是杨林来中国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进一步增长了他指挥作战的经验和才干。但因为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反日武装领导人在危急关头离开中国，前往俄国远东地区避难，反日部队因此瓦解。数以千计的无辜群众惨遭日军的屠杀，许许多多的村庄遭到日军的毁灭。日军开始通缉杨林。为了复仇，杨林决心再认真学习军事知识。

1921年4月，杨林化名杨州平，经上海、越南进入云南，徒步行走上千里，在1921年6月到达昆明。随后，杨林以“华侨”身份考入云南讲武堂第16期，攻读炮兵专业。杨林进入讲武堂后，严格要求自己，废寝忘食地学习军事课程，苦练杀敌本领。据周保中回忆：“云南军校教务长经常举杨林的例子，说高丽学生杨州平每天早晨背十块砖头跑十多里路。他是有志的青年，大家应该学习他的精神。”由于杨林刻苦努力，无论在学科和术科上，成绩都是全校第一名。一天，一个日本教官给学员上刺杀课。他讲完课后，十分漫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对学生们说：“你们当中，有谁敢出来跟我拼一下？”全场一时沉寂。那个日本教官又说：“5分钟也可以。”杨林随即迈着稳健有力的步子走出队列，两人立刻刺杀起来。十多分钟过后，那个日本教官招架不住了，只好低着头，伸出右手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样的！”杨林以自己的勇气和平时苦练的高超技术，灭了日本教官的威风，长了中朝人民的志气，在场的教职员和学员们均报以热烈的掌声。

杨林在云南讲武学校学习期间非常关心政治，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他经常帮助学友提高政治觉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当时云南讲武规定，军人不许过问政治，更不许谈论国家大事，杨林不顾“军纪校规”，在背地里经常给要好的学友讲述革命道理。他针对当时不少学生“上军校为的是讨碗饭吃”的思想，对大家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现在却受日本、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的欺负，我们要立志把他们赶出去！”他还对那些讲究吃喝玩乐的学友说：“我们要多想国家大事，要多想革命。”当学友们问他什么叫革命、怎么才算革命时，他回答说：“孙中山先生做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走孙中山先生的路就是干革命。”杨林的这些话，在当时启发了不少人的觉悟。

黄埔军校的优秀学员和主任教员

1924年，杨林从讲武堂毕业后，谢绝了校方留其任职的邀请，来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学生队上尉队长、技术助教等职务。在黄埔军校，杨林经常聆听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报告。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并加入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1925年夏，杨林被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一支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杨林从黄埔军校调到独立团任第三营营长。他到职后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仅注意对战士进行军事技术方面的训练，而且十分注意对战士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独立团成立后不久，杨林在三营发现了一些士兵有报假名，假籍贯的现象，便和营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一起，按照独立团党支部的决议，对战士耐心地进行启发教育，使他们弄通了思想，自觉自愿地重新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籍贯，增强了官兵的团结。

杨林在独立团任职时，对广东的农民运动十分关心。当时，高要县的反动地主武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盘踞在罗建地区，对抗农民革命运动，到处破坏农民协会，屠杀革命农民，焚烧农民房屋，抢掠农民的耕牛和财产。杨林率第三营随独立团开赴到伍村一带，参加了镇压反动地主武装的战斗。他还发动农民迫使地主接受“赔偿农民损失，实行减租减息”的要求。杨林每到一地，都向农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主动深入到农民中去，教农民唱国民革命军的军歌，对农民的鼓舞很大。当地农民知道杨林是一位朝鲜人时，都无不感动，纷纷给他送鸡蛋、鸭蛋吃，表示对他的敬重。

半年后，杨林调回黄埔军校工作，被任命为讲授军事技术的主任教官。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黄埔军校内部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的斗争更加激烈。部分革命师生曾向蒋介石发表公开信，表示要掀起一个“救校长运动”，要求蒋介石收敛其反共气焰，并采取多种形式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杨林同其他共产党员一道，在党组织领导下，始终积极地支持连队左派学生掀起的反对黑暗专制的风潮。

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组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相继发出了《黄埔学生不可妄有发言和越轨行动令》、《黄埔学生停止开会令》等文告，密令广州反动当局举行“四一五”反共大屠杀。黄埔军校当局于4月18日在校部和各个学生驻地逮捕共产党。1927年8月，杨林和朝鲜籍的妻子李秋月根据组织的派遣前往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夏，杨林从苏联回国。8月，党中央派杨林到满洲省委工作，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他在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先后建立了三个大队的工农赤卫队，打击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同年12月，杨林在延边地区组织发动了1.5万余群众参加的反日大会，有1.5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和游行示威，镇压了30多名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此后，杨林又指挥东满地区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在浑春以北地区攻打了一家反动地主，缴获了一些武器，武装了赤卫队，并且没收了大量财产，烧毁了地契，把粮食和一些财产分给了贫苦的农民。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曾经要求满洲省委将杨林调回中央军委工作。满洲省委因工作迫切需要，请求中央免调。

杨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觊觎我国东北，收罗一些叛徒、汉奸，一手导演建立伪满洲国丑剧。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关于领导东北人民实行武装抗日的根本方针，从1932年起开始广泛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杨林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主动积极地协助省委书记罗登贤研究制定军事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大力武装人民群众，广泛团结抗日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满洲省委将杨林调回省委，再任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4月，杨林到磐石地区巡视，传达省委关于武装抗日的指示，并协助磐石县委开展反日群众斗争。他与李红光、李东光等在一起，组织和领导了磐石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4月3日，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发动了蛤蚂河子农民反日大暴动。接着又举行了“四三”、“五七”等反日示威。5月7日，有四千多名朝鲜族、汉族农民参加了反日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汉奸走狗”等口号，当场处决了50多名罪大恶极的日本走狗，并把吉海铁路老岭段的铁轨拆毁达数里之长，迫使敵人十几天不能通车。

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以原县委“打狗队”为基础，1932年6月4日，杨林协助县委正式创立了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简称磐石工农义勇军），以磐石县玻璃河套一带为活动中心，分别在磐东、磐北、伊通3个地区组成3个小队，积极开展活动。这支武装队伍建立后的短短两个月里，就发动农民群众进行了6次分粮斗争，处决了3个恶霸地主，打散了百家长的地主会兵，缴获了大排队的枪支弹药。到7月间，工农义勇军发展到4个中队，成为南满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杨林是这支武装队伍的创始人之一。杨林可谓是东北抗联的创始人之一，杨林与周保中、崔庸健一起被誉为“三位从云南讲武堂走出来的抗联将军”、“十五位从黄埔走出的抗联将军”之一。

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之一

1932年夏，中央安排杨林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与战争动员委员会参谋长。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杨林作为周恩来后方工作的助手，主要负责训练和补充新兵。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杨林动员广大群众投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凡是扩大到主力红军中去的工农战士，统要经过补充团的集中训练，以便整队地送往前方”的训令，他协助周恩来成立了10个补充团，并亲自负责训练，把训练过的新战士输送到主力红军中去。苏区青年热烈地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踊跃当红军，单是江西14个县就扩大红军两万多名。为了向前方输送粮食和军用品，杨林和其他“劳战”委员会同志一起，协助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迅速修好道路、桥梁。“劳战”委员会在此期间还募集了革命战争短期公费六十余万元，解决了经费的困难。1933年春，敌人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杨林和“劳战”委员会其他领导同志一道，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做出了贡献。

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杨林坚决拥护和支持《宣言》。7月22日，杨林通过红色中华社发表《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指出：“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了大半个中国，现在进而要出卖整个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亡国的耻辱，降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谬论，杨林明确提出：“只有苏维埃及其红军才是武装中国民众的统帅，抗日的唯一正确代表。”他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响应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号召，紧急动员起来，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杨林发表文章，公开声明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主张，同时号召各界民众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支持中央的决策，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张，这对维护团结、动员各界坚决拥护中央决策、反对国民党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央苏区时期，杨林还陆续担任了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会（昌）寻（乌）安（远）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第23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等职。1933年4月，江西军区第三、第五军分区合并组成粤赣军区，杨林任军区司令员，并负责指挥红23军、独立第2、第3师和各独立团。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朝鲜籍的杨林和越南籍的洪水以少数民族中的京族代表的身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成为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中仅有的两名外籍委员。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满洲省委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何成湘，非常关心地询问杨林妻子李秋岳的近况，并决定调她到中央苏区工作。何成湘会后返回中共满洲省委驻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省委随即准备送她到中央苏区。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正对苏区发动围剿，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也非常严峻。李秋岳毅然放弃了同杨林团聚的机会。她在铁北一带，与当时著名的抗日女英雄——铁北区委书记赵一曼共同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配合抗日联军同日寇作战，李秋岳和赵一曼成为珠河一带威震敌胆的巾帼英豪。1935年春，李秋岳按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来到延寿、方正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担任中共延方特支书记。她到任后，便成立“反日会”组织，发展党员，积极为抗联传递情报、筹措弹药、枪支和给养。她走到哪里，哪里的抗日斗争烽火就被点燃，而且越烧越旺。8月27日，李秋岳被捕，9月3日英勇就义，年仅35岁，一代巾帼英雄把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伟大的解放事业。

长征战斗中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春，中央军委拟考虑调杨林到红军大学担任总教官。有的同志私下讲，杨林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老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而杨林却从不计较这些，默默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军大学改为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钟伟剑任参谋长，杨林随干部团行军。1935年1月28日，杨林参加了著名的土城战斗。2月下旬，在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中，干部团参谋长钟伟剑牺牲，杨林被任命为干部团参谋长。杨林就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不久，就参与指挥了三渡赤水的战役。1935年3月16日，朱德签署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明确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16日晚和17日12日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为了确保渡河顺利进行，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分别担任全军渡河司令及政委，并对各军团的渡河顺序及其行动作了明确规定。杨林参与指挥的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和掩护任务。工兵连迅速架好浮桥之后，干部团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进抵河西，掩护中央军委渡河之后的行动安全。随后，中央领导快速通过浮桥，他们对工兵连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毛泽东说：“工兵连有办法。”他同时指出：“好！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四渡赤水时，由于红军减员太大，全由干部组成、原准备尽量保护的干部团也参加了战斗，杨林又同基层指挥员一样亲自在火线拼杀。1935年4月末，党中央决定从滇北绞平渡抢渡金沙江。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把夺取绞平渡的任务交给干部团，并派刘伯承亲自指挥。周恩来亲自向干部团下达任务，并着重强调：夺取绞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一定要快速行动，出敌不意，确保成功。张闻天也前往干部团进行战斗动员，明确提出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完成奇袭占领绞平渡这一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5月1日凌晨，楊林率领前卫侦察排，踏着崎岖险要的羊肠小路，迅速赶到山下。他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全排战士一阵冲锋，把守山的一连敌军冲垮，夺取了山顶隘口。接着，又一鼓作气，尾追逃敌到通安镇，趁敌人措手不及，迅速地冲进街头，缴获了两门迫击炮，并同敌人展开激战。不久，干部团的后续部队赶到，终将敌人打垮，顺利地占领了通安镇。干部团以牺牲4人、伤8人的代价，消灭了数百敌人，仅俘虏的就有六百余人，其中还有一个团长。这一胜利，巩固了渡江点，保证了全军渡过天险金沙江。中央军委下令嘉奖，干部团的威名震四方。

干部团夺取了绞平渡后，中央军委命令他们马不停蹄，立即抢渡金沙江，过江后强行军20公里，奔袭通安州。从金沙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的半山腰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个人通过，小路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敌人占据着山顶的有利地形射击，负隅顽抗。在这个紧急关头，杨林率领干部团前卫营，担负起夺取通安州这一十分艰险的重大任务。杨林亲率侦察排冲杀在前卫营的最前面，他的表率作用激励着战士们的斗志，一举攻占由一个连的敌人扼守的火焰山隘口，继而乘胜直奔通安州。干部团以牺牲4人、伤8人的微小代价，消灭了敌之大部分兵力，生俘了敌之部分官兵，取得了占领通安州的重大胜利。干部团占领通安州，有效地巩固了金沙江绞平渡口，保障了整个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任务的胜利完成，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干部团同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学校。由于张国焘不喜欢干部团团长陈赓，中央军委便调他到红一军团任师长，并由倪志亮担任新的红军学校校长。合并后，干部团被改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韦国清担任代理团长，杨林继续任参谋长。

东征战役中壮烈牺牲

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指挥的红十五军团向中央要干部，杨林便被中央军委派到红十五军团第75师任参谋长。杨林一面把中央红军的训练和作战方法介绍到来自鄂豫皖的这支红军队伍，一面在战斗中身前士卒，深受官兵爱戴。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准备东征。毛泽东、周恩来冒着严寒，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杨林率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第一营为先锋营，一营根据中央军委“先头营绝对隐蔽深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侧翼的掩蔽阵地，以保证后续部队渡河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人发觉，立即改为强渡”。杨林遵照这一指示，一面积极筹备船只，秘密运往渡口；一面化装前往黄河岸边侦察地形，计算渡船往返时间，选择登船和攻击地点以及登船后的前进道路。

2月22日夜10时，中央军委命令先锋营渡河。杨林向上级领导郑重表示：“只要有一个连登岸，渡河就有保证。”同时，杨林向先锋营战士进行动员，讲明完成渡河任务的重要意义。他说：“毛主席从这里渡河，我们一定要保证渡河成功”。先锋营开始登船偷渡，但渡船还未到达对岸，就被敌人发现，遭到了猛烈炮火的攻击。杨林果断下令强渡，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似的射来，一些同志倒下去了。但全营战士在杨林指挥下毫不畏缩，一边划船疾进，一边还击敌人，终于在贺家凹西北登岸，并立即向敌人展开了进攻。

敌人依据碉堡抵抗，并以碉堡群的强大的火力封锁先锋营前进的道路。杨林指挥先锋营，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勇猛冲锋。他们攻破了贺家凹路口的一个碉堡，接着又突破了敌纵深阵地，最后占领了贺家凹村，消灭了守敌，掩护第二二三团、第七十五师以及军团直属队和第七十八师顺利渡河。

在战斗中，杨林不幸腹部中弹，负了重伤。他强忍伤痛，一再催促大家不要耽搁时间，一定要消灭敌人。昏迷之中，他也在喃喃自语：“前方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了没有？”当得知大部队都胜利地渡过黄河之后，杨林的脸上露出了微笑。1936年2月22日，杨林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38岁。时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回忆说：“过河后，我去贺家凹看望杨林同志。专门照顾他的医生、护士告诉我，子弹打着肠子，伤势严重，正在用一切方法抢救。我看到杨林同志躺在一个宽大的炕上，脸上苍白。他看到我时显出喜悦的笑容，问我‘前方的情况怎样？我说：‘七十五师正向义牒镇的敌人进攻，估计今晚可以打下来。军团部及七十八师今晚也进到义牒镇附近，明天全部可以进到石楼附近，留一个连在贺家凹担任警戒。我刚说完，他就要我走。我本想多看他一会儿，可是他又接着说：‘你快走。他伤势很重，但总是关心革命事业，我不愿违反他的心意，使他不愉快。我紧紧地握过他的手后，两人分手了。后来他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