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菲

王新兰，原名心兰，萧华将军夫人，长征路上最小的女红军。1924年6月出生于四川宣汉，6岁送过情报，9岁参加红军，11岁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中央军委三局五十五分队报务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新闻电台台长、一一五师政治部秘书处机要秘书、东北南满司令部秘书兼电台台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司令部秘书处秘书、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总政治部专家工作室主任、交通部干部局干部科科长、交通部外事处处长、总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兰州军区后勤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5年12月离休（正军职）。

小小通信员的红色启蒙教育和红星情结

“哥哥当红军，弟弟要同行。莫说我年纪小，当个通讯兵……”当年红军打下四川宣汉城时，一个小女孩一脸雅气，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第一次看见穿着军装、腰上别着盒子枪的女兵，十分羡慕。看到女兵们向群众领唱这些革命歌谣的场面，这个小女孩十分激动：女兵好威武、好漂亮，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该多好。

当年这个小女孩就是王新兰。王新兰原名心兰，参加革命后改为“新兰”。1926年6月，她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

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是个地下党员，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宏文小学。5岁那年，父亲送王新兰到这里读书。在这里，王新兰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当时，王维舟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

1932年底，为配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川东游击军加紧了对敌斗争，努力扩大游击根据地。到1933年10月，在红四方面军发动的宣（汉）达（县）战役中，王维舟配合红军主力前后夹击军阀刘存厚，使其溃不成军。

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此前，王新兰还没有看见过那么多的人聚会，十分兴奋。她远远地看见站在操场土台子上的叔叔王维舟第一次穿上了正规的军装，刮了脸，显得很精神。

几天后，王新兰的姐姐王心国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宣传委员会。看到姐姐戴上了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王新兰又高兴又羡慕，整天蹦蹦跳跳跟着姐姐她们后面，一会儿跟着学歌谣，一会儿帮着刷标语。

这时，王新兰也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队伍上的人说她太小不行。姐姐把王新兰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的妹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孩子，你太小了——个头还没有步枪高，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一听，王新兰眼泪扑簌簌地流。

忽然，王新兰停下哭泣，大着嗓门说：“你别把我看小了，我什么都能干！”徐立清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你就收下我妹妹吧！你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

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王新兰破涕为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一年，王新兰9岁。如今，王新兰还庆幸当年红军接收了她。

很快，王新兰被分到红四军宣传委员会，和姐姐住在一起。王新兰回忆说：“穿上专门为我做的一套小军装，戴上红五星八角帽，别提心里多高兴。”

后来，红四军成立宣传队，王新兰就成了一名小宣传员，“天天跟着老同志学识简谱、吹笛子、吹箫、打洋鼓”，成了宣传队里的多面手，经常参加演出自编的戏剧或舞蹈，给部队鼓劲。

红军娃“跑”在长征路上挑战生存极限

“同志们，加劲走，赶快穿过大风口。莫歇劲，莫逗留，‘三不准要求记心头。……”当年在寒冷的风口上，王新兰打着小竹板，向路过的部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烂熟的顺口溜。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亲历者越来越少，记得有幸采访到王新兰这位铁流小巾帼，她以一名参与者的特殊身份和女人特有细腻，对长征这深远影响中国革命的行动有自己客观的而不失翔实的描述。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这年3月30日晚，在这望不到头的队伍里，不到11岁的“红军娃”王新兰迈着稚嫩的小腿，被宣传队的大姐姐们搀扶着，登上了渡江的木船。

王新兰不知道这条船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去，她只知道自己必须跟着这支队伍走，因为除了这支队伍，她什么也没有了。说到对长征的感觉，王新兰说：“最深的感觉就是走路，没完没了的走路，整天整天地走，整夜整夜地走。”

部队打仗时，王新兰她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年纪小，抬不動重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长征路上，有爱讲笑话的王新兰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可是过江半个多月，有人发现听不到她的笑声了。原来，王新兰染上了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了。

王新兰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走了个把月。渐渐地，王新兰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了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能勉强坐起来了。死神最终与王新兰擦身而过。

6月，部队到达懋功，一、四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草鞋、羊毛什么的。王新兰回忆说，当时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

部队在懋功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筹到多少粮食。8月上旬，部队在毛泽东的直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草地。

一天、两天、三天……她们在草地上走啊走啊，前方终于出现了树木，草地走到了尽头。王新兰抑制不住泪水，与同伴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回望草地，已经有多少战友倒下了，留在了草地上。如今，王新兰说：“过雪山草地，印象最深，永远也忘不了，因为那是在整个长征的两年历程当中，最艰难最苦的，而且说是挑战极限——那真是，每一个战士每一个红军都在向极限挑战，什么极限，死亡极限、生存极限。”

刚走出草地，张国焘公开和党中央搞分裂，下令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南下。9月中旬，王新兰跟着部队二过草地。时值深秋，无衣无食，加上部队刚过一次草地，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了。茫茫草地，似乎没有尽头，路旁不断增添新隆起的坟头。王新兰和几个小队员谁也不说话，她们闷闷不乐地跟着部队走，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为什么不跟中央北上，为什么又要过草地南下？”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走到草地边缘时，战士们已经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终于又走出了草地……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与国民党军十数旅激战，毙伤其1.5万余人，但因自身伤亡过重，众寡悬殊，撤出百丈，被迫转入守势。

1936年2月下旬，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于3月中旬到达道孚、炉霍、瞻化、甘孜一带。此时，全军已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在官兵中蔓延……

7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会师那天，洪学智组织宣传队敲锣打鼓列队欢迎，王新兰第一次看到了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就这样，王新兰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了草地。王新兰说：“第三次过草地是最艰苦的一次，走到草地时，部队带的粮食都快吃光了。经过前两次草地行军，草地上能吃的野菜、草根也都挖光了。进入草地不久，不少人已饿得上气不接下气，有时走着走着就看到前边一个同志倒下了……”

10月10日，走过万水千山的一、二、四3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庆祝胜利会师。至此，震惊中外的长征宣告结束。采访时，当记者说“您是徒步走完长征全程的年龄最小的红军”时，王新兰笑了笑：“当时我的年龄小，步子小，别人走一步，我得跑两三步，一天到晚总在不停地跑。别人走完了长征，我是跑完了长征。”

传奇而浪漫的“红色恋歌”

1937年春，由于王新兰的出色表现，她由团员直接转为中共党员。这时，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新兰长高了，长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

7月，组织上送王新兰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她来到驻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八路军总部，换过介绍信后就准备由此去延安了。不巧的是，由于暴雨冲垮了通往延安的道路，王新兰只好住在云阳镇等道路修好再去延安。当时，村子里住着即将改编的红军，萧华也住在这里。

第二天，王新兰和两个一同要去延安学习的女友到村外散步。村外清新的空气，勃勃的生机勾起了姑娘们的舞兴。3个曾当过宣传队员的姑娘以草地为舞台跳起了欢快的苏联马刀舞。沉浸在舞兴中的姑娘们的优美舞姿，吸引了许多红军战士围观。一曲跳定，一声叫好声传来，同时传来给王新兰的打招呼声。王新兰一看，原来是陈赓。接下来，陈赓向王新兰介绍起身边的战友来：李天佑、杨勇、萧华……

介绍完，萧华提议让姑娘们再跳一曲，再唱一曲。大方的姑娘们高兴地同意了这个倡议，几乎演了一台小晚会。鼓掌最热烈的要数萧华。就这样，王新兰认识了萧华。

一位是年轻有为的将领，一位是漂亮活泼的姑娘，人们称赞他们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两人关系确定的当天，萧华就以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身份奔赴抗战前线。临别之际，萧华送给王新兰一床丝棉被，嘱咐她：“新兰，见物思人呵，你可不要忘了我！”王新兰有些心酸：“嗯，你放心吧，我永远会想着你！”王新兰捧着萧华送的红底子碎花绿棉被，立在村口，目送着萧华飞马离去的身影，一股以往从未体验过的柔情在心中涌动……

抗大毕业后，王新兰又被安排进军委通讯学校学习。这是一所为红军和地下党培训无线电技术人才的通讯学校。学习内容主要是发报知识、机械原理和英语。在通讯学校，王新兰半年就学完了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学业，而且理论、操作都名列前茅。

直到1939年底，王新兰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一一五师师部。接着由罗荣桓亲自安排，将王新兰送往萧华的挺进纵队。

不巧，萧华下部队去了，王新兰只好在纵队部等待。一个身挎盒子枪的小战士向秘书耳语，冲她一笑，王新兰问：“为何笑我？”秘书说：“他认识你！”“奇怪，我在延安，他怎么会认识我？”“我们萧司令员经常看你的照片，司令部的同志都知道你。”“啊哟，真想不到他还如此痴情！”王新兰心里欣喜万分。

这年11月21日，成了王新兰和萧华心中最甜蜜的纪念日。从那天起，他们便携起手，不再分开，共同去迎接未来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丈夫近8年神秘“失踪”期间真情守望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軍委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几位老帅和三总部、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由于会议主要研究部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头头也来了。会上，陈伯达、江青将矛头突然指向了萧华。

江青说：“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化革命指示不彻底，是萧华在打马虎眼。”陈伯达紧接着说：“萧华已经把人民解放军拖到资产阶级军队的边缘了。其实他本人就像个绅士，而不像是个战士。”陈伯达发言之后，江青、叶群等人的火力猛了起来。

江青说：“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与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当着几位老帅的面念起来，说萧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甩给了萧华。萧华几次要求发言，都被陈伯达、江青粗暴地制止了。

晚上，萧华回到家里，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疲惫。王新兰很快就察觉到了，关切地问：“不舒服吗？”萧华摇了摇头。

王新兰心里紧张，问：“会上有什么事吗？”萧华脸色沉重地说：“我和你说几句话，今天的会是冲着我来的，说我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代表，说我把军队带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还让我今晚去工人体育场参加批斗会。”

王新兰说：“谁开的会？”萧华说：“江青。”王新兰担心地问：“你打算去吗？”“去。”萧华说，看了王新兰一阵，又说，“我估计回不来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要坚强些，几个孩子都还小。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王新兰握着萧华的手，含着眼泪说：“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一定把孩子带大。”

王新兰回忆说：当晚，周恩来总理给陈伯达、江青分别打了电话，传达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说体育场批判萧华的会不能开。然而，陈伯达、江青一伙并不甘心，当晚12点刚过，又挑动一些造反派冲击萧华所景山东街附近的寓所。所幸的是，萧华立即转移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

造反派没有找到萧华，于是围攻王新兰，质问：“萧华在哪里？”王新兰故意说：“他不是到工人体育场参加你们的大会去了吗？”最后，造反派抄家也没找到萧华，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只好把王新兰抓起来，推上汽车，关在一间小房子里，连夜轮番审问。很快，周总理知道了，对造反派头头进行了了严厉批评，并要求立即放人。

7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萧华参加。林彪一伙得知后，布置人截住萧华的车，致使萧华未能参加。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示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萧华又被连续批斗。8月，一大批造反派疯狂地冲进总政大院，把标语贴满墙壁。其中一则标语尤令人注意：“毛主席说，萧华是扶不起的天子。”粉碎“四人帮”后，王新兰曾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主席是否说过此话，工作人员都未听说。

12月20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萧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份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萧华的“六大罪状”，对于“总政阎王殿”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总政治部长期被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萧华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分店。”

1968年初的一天，当时被软禁在京西宾馆的萧华刚起床，就有四五个军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30多岁的军官对萧华说：“你跟我们走一趟，有些问题要问问你。”萧华已经习惯了这种“提审”，他像往常一样，戴上帽子，便跟着那个人走出了屋子。萧华这一走，再没有回来。从此，萧华在北京“失踪”了。

其实，萧华并没有走远。他被造反派带到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关了起来。

在一个小院里，萧华被关押在一间只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小屋的窗户被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大灯泡，一个枪口还从门上的小孔里伸进来。造反派规定萧华睡觉脸必须朝外迎着灯光和枪口，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格的监视。

7年之间，天天如此。萧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怆然。

林彪、江青也没有放过萧华的夫人王新兰。当萧华被软禁到京西宾馆时，江青就在群众大会上公开点王新兰的名，说：“萧华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他的老婆也不是个好东西。她自称是干部子弟、将军夫人、长征干部。她算什么长征干部？是让人背过来的，你们应该触及一下她的灵魂。王新兰傲得很，要杀杀她的威风！”

王新兰被关在黄寺的那间小屋里，没完没了的审讯的批斗是日复一日的“功课”。除了逼王新兰交代自己和萧华的问题外，还要她交代罗瑞卿等人的问题。王新兰说自己和丈夫有缺点有错误，但没有“三反”问题；对于其他人，她一概说不知道。最后，经江青授意，造反派给王新兰加了一顶“假党员”帽子。他们气势汹汹地说：“13岁就没有入党的。”王新兰对他们的无知感到好笑，說：“你们就不懂共产党的历史。”造反派恼羞成怒，将王新兰拳打脚踢了一顿。

林彪、江青成立了8个人的专案组，不分昼夜对王新兰进行监视。如今，王新兰回忆这段苦涩的岁月时，感慨地说：“那时候，死去要比活着容易得多，痛快得多。我在死亡边缘徘徊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活下去。我还有一个下落不明的丈夫和5个需要我呵护的孩子。我要等看他们。”王新兰在黄寺被关了3年，未做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放了。

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萧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萧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萧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申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萧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当时在这里被拘禁的萧华一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一线希望。她觉得该是丈夫回来的时候了。可是，萧华依旧没有消息。

1973年，心力交瘁的王新兰心脏病突然发作，经过抢救后病情才稳定。病床上的王新兰对围在病床边的孩子们说：“我活下去的可能性不大，你们也大了，要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我要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我口授，你们记下来。”王新兰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死之前，我只有一个愿望，见萧华一面，问一问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

儿子萧云想方设法，将信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5月的一天，专案组的人找到王新兰，说：“你的信上面批了，能见面，让孩子们都回来吧。”

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进了一间会议室。面容疲倦的萧华坐在一张椅子上，神情有些呆滞。看到王新兰和孩子们，他的目光中微微闪过了一丝惊异，但又立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女孩子看到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

临来之前，王新兰和孩子们商量好了，一定要将林彪摔死的消息告诉丈夫。考虑到专案组的“约法三章”，萧云事先在自己手心写上了“林彪死了”4个字。

会见时间在一秒秒的过去，但什么话也还没有说。由于一直处于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之下，萧云也无法把写在手心的字拿给父亲看。忽然，萧云急中生智，对父亲说：“爸爸，你该上厕所了。”

没想到萧华漠然地看着儿子，没有任何反应。这位当年红军中最聪明、最年轻的师政委，这位建国后驾繁若简的总政治部主任，此刻，却连儿子一个简单的暗示也理解不了了。萧云强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又对父亲说了一遍：“爸爸，你该上厕所了。”这次萧华似乎明白了些什么，点了点头。

萧云搀着父亲走出了屋子。他长得比父亲都高了，搀着父亲，觉得父亲又瘦又轻。专案组的人紧紧跟着他们，快进厕所了，专案组的人说：“快点，不能谈社会上的事！”

在厕所里，还是不能说话。萧云伸开自己的掌心，让父亲看了写在掌心的“林彪死了”那4个字。萧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显然，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消息，萧华一点都不知道。萧云又使劲地握了握父亲的手。然后，搀扶着父亲，走出了厕所。

一个半钟头的会见结束了。在王新兰和孩子正要出门的时候，萧华忽然喊了一声：“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萧华一句话没有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又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了下来……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踪”了7年多的萧华，终于引起了暮年的毛泽东主席的注意。

197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北京派专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往长沙，请住在那里的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半天，亲手添上了萧华、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此时，离国庆节仅有两天。

江青一伙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把萧华放了，并通知为他赶制军装。当通知萧华说要放他出去时，萧华摇摇头：“我不出去！我一个总政主任，你们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哪有这么容易，我要一个文字结论。”

国庆观礼在即，专案组担心毛泽东过问，于是慌了手脚。无奈之中，他们开车接来了王新兰。

王新兰是第一次来到萧华的拘所。她进屋时，萧华正面朝外躺在一张窄木板床上，见到王新兰，他坐了起来。一套穿了8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了一条一条的。王新兰走过去，扶着丈夫的肩膀，落泪了。萧华用一只手揽着王新兰的腰，低声说：“不要哭，不要哭……”

9月30日，萧华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现场。在近8年之后见到萧华，周恩来感慨万分，走过来，拉着萧华的手，摇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10月1日，“失踪”了近8年的萧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一切如梦，王新兰和她的孩子不堪回首！

强装笑颜的日子让人心碎

1985年4月11日，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刚结束，萧华就住进了三O一医院。第二天，被确诊为晚期胃癌。

早在这年春，萧华在山东、广东、湖南等地作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的时候，病魔就已在悄悄吞噬着他的生命。起先的感觉是胃部不适，吃不下东西，常伴有隐痛。萧华一向不注意身体，只要不发烧，他不会躺下休息。3月，萧华从外地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王新兰看他脸色不好，明显消瘦了，劝他赶快住院检查治疗。萧华却不在意地说：“没事，不急，等开完会再说。”

一纸“癌症晚期，癌细胞已从胃扩散到肝”的诊断书，犹如一个无情的判决，将王新兰和子女震蒙了。王新蘭一听就昏了过去，醒过来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失声痛哭起来。痛定思痛，王新兰和子女们商定，为了稳定萧华的情绪，争取一线生机，暂时向他隐瞒真实病情。

晚年，王新兰说，眼看着丈夫在一天天走向死亡，她却要强装笑颜和他一起煞有介事地计划未来，她觉得那滋味很难受。直到萧华去世，关于他的病，在他与家人之间一直隔着一张纸，没有被捅破。王新兰的儿子萧云说：“父亲不会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很快消瘦下去的身体，不能进食的疼痛的肠胃，母亲强装的笑容，孩子们故作的轻松，医生护士的窃窃私语，还有中央领导人的不断探视、久违了的昔日战友的问候和远道而来的年轻部下的探望……破译这些，并不复杂。但对进入病房的每一个人，父亲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同一句话——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胃溃疡。”

8月11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得知萧华病危的消息后，于9时左右赶到三O一医院萧华的病房。胡耀邦望着这个为党、为人民奋斗几十年的老党员，心情沉重而又庄重地俯身在萧华的耳边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萧华用微弱的声音说：“谢谢总书记……谢谢你……”王新兰一旁边只是偷偷地抹泪。

1985年8月12日，是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对王新兰是一个最痛苦最难以承受的日子。这天上午8时15分，陪伴她已46年的萧华离她而去。在王新兰守护中逝去的萧华安详、平静，犹如长途跋涉之后的沉睡。

人不能选择时代，总是成长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王新兰一生经历了战争、建国初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浩劫及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在每一阶段，她眼前都有不同的道路等着她选择，都有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等着她弃留。是追求富贵、显赫，还是坚持自己的追求和做人的准则？王新兰这些年的经历对“信仰”二字作出了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