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

“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和给红七军的任务

1930年5月，红军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在中原大战这一有利时机打了一些胜仗，但这却致使党内一些人却滋长了骄傲情绪，特别是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随后李立三等人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一、二、三军团和红一军分别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等大城市，与此同时也命令红七军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幻想在短期内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6月16日，中共中央发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根据中央的攻略路线，积极用群众的路线扩大红军组织，充实红军的内容，加强其战斗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

与此同时，1930年5月下旬，红七军前委书记邓小平、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根据河池全军党员大会关于回师右江进行土地革命和休整部队的决定，率领红七军第一、二纵队从河池出发，取道大山塘、金洞、长老、三旺、侧山顶直奔东兰，沿途民团武装闻风而逃，部队顺利进入东兰县城。随后红七军召开前委会议，会议做出了收复百色的决议和作战计划。6月上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第一、二纵队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会合后向百色进军，并成功收复百色城。收复百色城后，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命令各纵队乘胜作战，相继收复了沿右江的8座县城和数十个圩镇，迅速恢复了右江沿岸的苏维埃区域。在随后的3个月里，红七军在右江大力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红七军主力集中在恩隆县平马镇进行整训。经过整训，到了9月中上旬，红七军的政治、军事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已经具备了向中心区域发展的条件。因此，9月底红七军前委，根据红七军1929年12月在《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第四条中提出的“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 ”及1930年3月20日中央军委要红七军向湘粤边界发展，造成朱、毛、彭、黄会合的要求指示，决定命令四个纵队加紧做好准备，拟于10月1日分别从平马、田州和东兰北上出发向湘粤边游击发展。此间为了部署好红七军主力远征后的右江苏区斗争，前委先后于9月9日颁发了题为《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的第六號通告，通告中指出：“红七军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无疑的是要很快的向中心区域发展，实现其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主要任务”，要求“加紧秘密党的创造”，“秘密的农民协会……的组织”，“加紧对红军改造与扩大的工作，这一工作要红军党和地方党都用极大的努力来作”。

9月19日，颁发了题为《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的第七号通告，通告一开头就说明“全国政治形势之发展，是革命高潮日益逼近，党在这一时期中工作，加重了夺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共右江特委也于9月14日发出了《反对富农的策略路线》的通告。9月下旬，红七军前委在平马镇召开了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动员北上。前委书记邓小平作了报告，指出红军北上后，右江各县可能被敌人占领，根据地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他要求各部队和各县县委、工农民主政府抓紧时间，在红军撤离根据地以前，做好以下几项工作：1、整顿和加强赤卫军，加紧备战；2、抓紧秋收，储备粮食；3、清洗不纯分子，处理匪特案件，纯洁内部；4、整顿党的组织，建立适应斗争形势的领导机构，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同时会议还开展了反富农路线斗争，决定撤销雷经天的职务，改选陈洪涛为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黄松坚、陆浩仁、李绍础等为委员。

就在红七军即将出发前，9月30日，中共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从香港经北海、邕宁、镇结辗转来到右江的平马镇，由于邓岗也不知道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批判结束了“立三路线”和停止“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其仍继续向红七军前委传达“立三路线”，于是前委决定部队暂停行动，并于10月2日在平马镇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会议上邓岗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和南方局9月3日给红七军前委和右江特委的指示信：“目前应立即到柳州、桂林创建工作，迅速的组织柳州、桂林的地方暴动，组织士兵暴动，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组织，建立新的红军。运用党的新组织路线派选大批同志和群众投到张桂军中去，到柳州、桂林去进行工作。右江的党只有坚决的实行这一路线。”，并命令红七军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沿途创造地方暴动，夺取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七军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虽然红七军原来有北上江西汇合朱毛红军的计划，但不是去攻打大城市。因此，会议对邓岗的传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的同志，认为在俞作柏、李明瑞军事反蒋失败后，李宗仁、白崇禧等趁机收拢旧部，恢复了对广西的统治，红七军不足一万人，力量不强，根据地也未巩固，执行打下柳州、桂林那样大的任务是有困难的，所以不赞成现在去打大城市，而主张首先团结内部，壮大力量，巩固根据地。而以中央代表邓岗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的同志，认为右江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极力主张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并扬言，“谁不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谁就是反对中央”。张云逸分析当时的事态，感到如果坚决反对执行任务的话，势必引起分裂，于是就与邓小平商量，为了顾全大局，暂时还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待到走不通再说。邓小平同意了张云逸的意见，没有再进行争论。于是，会议通过了执行中央指示，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并决定：一、改编部队为三个师，前委和军部率第十九、二十师（每个师辖两个团）出发执行中央任务，第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红七军的基础，由韦拔群任师长重组部队，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二、为了巩固部队，同时与在桂黔边的红八军余部联络，红七军的大部出凌云转向河池；由邓岗和邓小平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并率领第三纵队出河池。三、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阅兵礼，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会议考虑到大部分战士和基层干部都是右江地区的农民，乡土观念较重，为避免引起思想波动，决定暂不宣布北上的决定。

平马前委会议之后，各部队即加紧做好离开前的准备工作，扩编部队、疏散部队中的女同志和家属，进行外线作战动员，部署主力离开后的各项善后工作。10月4日，邓小平、邓岗率领红七军政治部及特务营从平马出发，到达恩隆县北部的燕洞乡，并于10月6日至10日在燕洞召开了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右江特委、右江苏维埃政府和右江沿岸的百色、奉议、恩隆、恩阳、思林、果德等县的70余名党委、苏维埃政府的负责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洪涛主持，邓岗作了讲话，会议还对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热烈讨论，最后邓小平做了会议总结讲话，指出红七军北上后，右江各县城将被敌人占领，右江特委和各级政权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斗争，强调右江党委、各级苏维埃政府要抓紧时间做好以下几项工作：整顿党和政府等组织，纯洁内部；整顿和扩大赤卫队，迅速建立县常备军，加强军事训练；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坚定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燕洞会议使根据地军民进一步认清了红军北上后的斗争形势，恰当地指出了思想、党政、军事建设三大任务，给根据地的军民指明了新的出路，为坚持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后邓小平、邓岗带领红军队伍经所略向到达第三纵队驻地武篆，并于10月底与韦拔群一起率领第三纵队2000余人，从东兰出发，前往河池。

与此同时，10月4日至6日，红七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分别由平马、田州出发，一路经百色、凌云、凤山、南丹到达河池，经过凌云县的同乐镇（今乐业）时，曾休息一个星期。部队在同乐休息期间，李明瑞、张云逸指示部队派出人员去黔桂边境寻找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下落。

1930年2月1日，在中共广西前委和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中共左江军委策动俞作豫率国民政府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发动龙州起义，所部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部下辖两个纵队，军部直属部队有特务营、山炮营、辎重营、通讯连。1930年3月18日，敌人进攻龙州，由于红八军警惕性不够，仓促应战，致使军部及第二纵队遭受重创，左江苏区沦陷。而南宁敌人进攻龙州的时候，何家荣、潘思文、袁也烈等同志正率领第一纵队在靖西剿匪，围攻靖西县城，突然与龙州联系中断，当得知龙州危急，一纵立即放弃攻城，率队回救龙州。部队赶到雷平时，龙州早已失陷，军部与第二纵队已经转移，去向不明，这时第一纵队与军部会合已不可能。同时敌人的注意力又集中在第一纵队，不断缩小包围圈，妄图消灭这支革命力量。当时处于四面受敌的第—縱队，摆脱危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冲过右江，前往百色，与红七军会合”，这个决定得到了全体官兵的拥护。但从雷平至百色，要经过敌占区几个县的辖区，又隔山隔水，要从正面冲过去与红七军会合，困难将更多，牺牲会更大。第一纵队分析了当时情况，决定沿中越、滇桂边境游击前进向右江地区转移。3月23日，一纵队便从雷平出发沿中越、滇桂边境急行军，途中打退了中越两国的地方反动武装的多次袭击。十几天后，一纵队走出山区，到达云南富宁县的剥隘镇。一纵队在剥隘，得知百色己为敌占领，红七军不知去向，便决定绕过百色向北挺进前往东兰。红军即渡剥隘河，并于4月进入广西田林县，经八桂到逻里，向东进到凌云县的利周圩，突破桂军团长岑建英部的围堵后转向西北，经板干到田林边的百乐。百乐隔南盘江就是贵州西路游击司令王海平的地盘。王海平与国民党政府素有矛盾，又想收编这支武装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故多方拉拢。为了求得休整的时间，一纵便于4月中旬渡过南盘江，集中在蔗香圩整训，并不断派人去打听红七军的消息。但此时何家荣感到在这里没有出路，便于9月7日离队去了香港。10月中旬，袁也烈得到红七军到达凌云的消息，使率领这四百多人的红军队伍渡南盘江进入凌云北部（即今乐业县）。当时，红七军军部已到河池，也听说红八军有一支部队在黄草坝，便派何莽、黄启滔率队往贵州方向寻找接应。何莽、黄启滔等在凌云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与袁也烈的队伍汇合，红七军在同乐召开大会，热烈欢庆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随后两支队伍共同开往河池。

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与河池整编

11月初，红七军各部队及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全部集结到河池。为了加强和巩固部队，部署执行中央指示的各项措施，前委决定召开部队党代会。遂于11月7日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召开中国共产党红七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主要议程是：南方局代表邓岗作政治报告，传达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红七军前委作过去工作报告；讨论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七军党的任务；选举前委。大会经过讨论通过如下决议：1.执行中央命令，部队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2.红七军四个纵队及红八军一纵队整编为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第十九、二十师北上执行中央命令。授予第二十一师番号，由韦拔群等回右江重新组建部队，坚持和发展右江根据地的斗争；3.改选前委，选举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也烈、许卓、许进、李朝纲、黄一平为前委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为候补委员。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为兵委书记，前委在中央代表邓岗的领导下工作。当时李明瑞作为部队首长被邀请列席了党代会，因其还是候补党员，没有被选举权，所以没有被选为前委委员。

前委认为，韦拔群、陈洪涛是本地人，群众基础较好，领导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比较有利。所以决定留韦拔群、陈洪涛在右江坚持斗争，并给一个师的番号，由他们回右江组织部队，原第三纵队的部队编入其他各师，参加北上。韦拔群从革命的大局出发，愉快地同意了前委决议。

红七军整编后的编制序列及领导人组成如下：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军直机构：参谋处长陈叔度，经理处长叶季壮，总务处长袁任远，军医处长吴清培。军部直属队：炮兵营营长邓荣光，特务营长冯玉雪，宣传队长李干辉，以及教导大队、宣传队、运输队等。下辖三个师：第十九师（由原第一、三纵队合编）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许进，下辖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政委黄一平，第五十六团团长章健、政委魏伯刚，每团下辖三个营。第二十师（由原第二、四纵队及红八军第一纵队合编）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副师长黄治峰、政治部主任李朴。下辖第五十八团团长冯达飞、政委罗少彦，第五十九团团长袁振武、政委徐卓，每团下辖三个营。第二十一师（当时末编成，仅任命了负责人）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松坚、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参谋长黄晖。另李明瑞总指挥附设一个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整编后全军（不包括二十一师）共七千多人。

大会以后，红七军前委和军部即按照党代会决议着手进行整编部队和北上的准备工作。在部队整编中，韦拔群坚决执行前委的决定，挑选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好的武器拨发给北上部队，毫不犹豫地将第三纵队的全部主力编入第十九师，而其领导的二十一师仅仅留下70多名体弱多病的战士和一些旧武器编成一个特务连，充分体现了其大公无私的革命风格。

11月9日上午，红七军7000指战员集合在三里亭前（今河池旧飞机场下面的田垌）举行整编誓师大会。附近各界3000多群众闻讯也赶来参加大会，部队按新编序列列队。会场上红旗招展，群情振奋，“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邓岗代表中央南方局宣读训令，并授予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及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的旗职。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陈豪人等军首长出席大会检阅了部队。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张云逸在出征动员讲话时，号召全军将士学习韦拔群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红七军北上的全体官兵深为韦拔群这种精神所感动。最后，军首长骑马检阅了部队。

整编后的当夜韦拔群就率队返回东兰，组建二十一师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张云逸怀着深厚的情谊，带一连官兵亲自为他送行，并鼓励他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工作，坚持到最后胜利，一直送韦拔群至20多里以外的宜龙屯，张云逸才返回。

11月10日，红七军军部率第十九师、第二十师从河池出发，踏上了漫长而艰苦的北上征程，开始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红七军北上后，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共同维护全军的团结统一，在实践中逐步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挽救了红七军，在今后长达9个月时间里红七军行程7000多里，历经桂、黔、湘、鄂、赣5省，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最终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931年7月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虽然河池整编因接受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左”倾错误指令，給红七军的前途带来了很大危害，也使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整个河池整编及其召开的系列会议，全面总结了红七军的经验教训，使根据地军民进一步认清了红军北上后的斗争形势，把在战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地方武装力量吸纳到红军主力及群众革命力量当中，既有效扩大了红七军自身的力量，调动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有效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在部队整编的同时，红七军驻河池期间，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帮助群众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压迫和剥削，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使整个河池冲满了革命的气氛，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也给根据地的群众指明了新的出路，为坚持和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