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203次会议，听取父亲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政务院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大桥工程局政委。

“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

政务院决议公布后，父亲带领铁道部有关人员到武汉向中南局汇报，并主持召开与省委、市委的协调会。会后，父亲分别与王任重、彭敏二同志谈话，嘱咐交待工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彭敏同志回忆说：“武汉长江大桥一开始主要是滕代远同志，滕部长他比较积极，他主张修个桥，他跟总理汇报后，总理支持，总理同意修这个桥，叫他筹划这个事情。……从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中，可以体察到他对大桥建设贯注了多少心血，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要求是严格的，鼓励是亲切的。既使人感到责任重大，兢兢业业，不敢怠乎；又感到毫无顾虑，心情舒畅，敢于放手工作。”

我们现在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应该称“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它不单是长江上修建一座桥，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若干工程与建筑物的结合，按现在的说法该叫“系统工程”吧。整个工程包括一座横跨长江的铁路、公路两用桥；汉阳岸引桥和武昌岸引桥；还包括跨越汉水的长300米的铁路桥一座，长322米的公路桥一座，以及跨越武汉三镇市区总长480米的跨线桥十座，它还包括一条长12.9公里的铁路联络线和一条长4.5公里的公路联络线，一个新建的汉阳火车站。正是这些项目有机结合而成，使武汉成为一个重要的铁路网枢纽。

在得到总理批准后，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建桥全部图纸、资料赴苏联首都莫斯科，请他们帮助进行最后的鉴定。临行前，父亲对代表团负责人彭敏交待说：“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我国第一个大工程，绝不能出差错。”接着，父亲又嘱咐道：“你们出去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有情况随时向使馆和国内报告。我已告诉使馆，帮助联系参觀他们一些建桥工地，多学多看些东西充实自己。”彭敏同志说：“部长的这次谈话就像嘱咐一个没出过远门的游子那样细致周详。”

“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

苏联政府对大桥设计文件的鉴定十分重视，指定了25位最优秀的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交通部副部长、时任桥梁工程总局局长的古拉梁夫同志任主席。对我们的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详细对比，反复研究。1953年8月7日，召开鉴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际，父亲正在莫斯科率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也抽出时间到会听取意见并讲了话。最后，终于通过了这次鉴定，苏方对我们的设计文件给予高度赞扬和评价。

铁道部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总理迅速予以批准。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陆续抵达大桥工程局并开始工作。西林是中国铁路职工的老朋友，早在1948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曾来到我国东北，帮助修建第二松花江大桥，支援解放大军入关。时任四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同西林开始了首次合作。以后在修复陇海线洛河桥工程中再度合作。现在西林是第三次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建设武汉长江大桥，也是与彭敏的第三次合作。父亲见到彭敏对他说：“西林是你的老朋友，年轻有才华，相信你们一定能合作好。”彭敏说：“请滕部长放心。”“还要要求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配合好，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父亲又嘱咐了一句。

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党和政府极端重视与关怀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作为“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开工了。

“这个方法是由苏联年轻的桥梁专家创意的”

父亲在1968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大桥的基础工程是采用最新的‘管柱钻孔法进行施工的。这个方法是由苏联年轻的桥梁专家创意的，经过我国政务院批准的，经过我国工人、桥梁技术人员共同研究，共同试验，共同完成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林见到彭敏的第一次谈话竟然如此出乎意料。西林开门见山的说：“在莫斯科开的鉴定会我是参加了的，设计文件我也研究过，我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我有个新的想法，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老头子是技术权威，我不好说话。”彭敏听翻译讲完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西林继续说：“这个新办法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们暂时先不说出去，只和你一个人谈谈。”随后，西林用几天时间详细给彭敏讲述了他的“管柱钻孔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以及优越性。

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前一种方法的下沉速度是用每昼夜几公分计算，而后一种方法（后又改称为大直径管柱钻孔法）的下沉速度则是用每分钟若干公分计算的。仅凭这一点，就能明显看出两种方法的区别了。以上情况是后期实践出来的成果，在当时没干之前是否能成功，谁也不敢打保票啊！

彭敏听西林介绍之后，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发动群众来讨论。随即组织了有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此会开的十分严肃，也很热闹。中方人员提出许多问题和疑点，但是对新方法抱有极大的兴趣。与西林同来的几位苏联桥梁专家却提出相反的意见，理由是：施工方案已经苏联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没有必要大改动；其次，这种新方法谁也没干过，试验也来不及。这位专家还讲了一个笑话，说：“一个人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一抬手就摸到了；但是现在，你们却要把手绕到脖子后面再去摸，还能摸到吗？”只见西林站起来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讨论的是桥梁基础的施工方法，不是摸耳朵！”

“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败”

彭敏局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带上有关资料十万火急赶到北京，直接向父亲汇报。当时父亲没有给以答复，只是交待秘书安排彭敏休息。次日下午，父亲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彭敏同志，明确表示支持西林的建议。彭敏回忆说：“滕部长认为，西林不是一个轻率的人，有关他自己国家的声誉，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提出来的。此事我已经向总理报告过了。”

大桥局立即组织人员在岸上和江心进行了多种试验，提出有些建筑桥墩基础的大型机械设备也要重新设计制造，包括钻头都需要有新的图纸和样式，还有钻机、震动打桩机都需制造和改进。我们的施工队伍从汉水桥工地胜利完工后，嗷嗷叫的开赴长江大桥工地，开始热情很高，但是看到缺少设备，困难重重，干不出成绩又十分着急。在试验进入最困难的时候，大桥局党委曾向铁道部党组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有一句写到：试验工作是成败的关键。而几天后收到铁道部党组的批复却是：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败！这几句批示给了大桥局党委一班人极大的震动，他们明白：前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创造性地实现新方法。1955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对新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并将新旧方案进行比较”。

一系列的试验工作在局党委坚强领导下，中苏双方技术人员团结一致，以“只许成，不许败”的干劲，坚韧地克服一切困难，反复试验，终于达到预期效果。工人们又开始嗷嗷叫的投入到施工中去。彭敏事后回忆说：“一看文件批复的毛笔字，就知道是滕部长写的。”苏联专家西林当时知道后感慨万分的说：“做这样的事，人的神经需要坚强些。”

“没有那么多假如”

风波到此并没有停息的意思。国内发生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国外，苏联政府也知道了。为了调查事情的原因，苏联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哥热夫尼柯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主要是参观长江大桥的施工，随团还来了桥梁专家葛洛葛洛夫、金果连柯、沙格洛夫等一大批工程界权威。西林知道后，內心也很紧张，强作笑脸对老朋友彭敏说：“我就准备接受审判吧。”

得知前苏联代表团要来，父亲立即报告总理。父亲回忆说：“总理指示：热情接待好他们。”父亲放下手里工作，向几位副部长通报情况后，亲自陪同苏联客人抵达武汉。途中，父亲让彭敏给西林带话说：“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采用的，你不要紧张。”西林特意找到彭敏说：“请您正式向滕部长转达：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长达十多天的“参观”，实际上是审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专家们看文件、图纸资料，到现场看施工，听取西林的“答辩”。这期间，彭敏感到事态很严重，心中惴惴不安，找到父亲说：“假如结果是不同意这个方案，把西林撤回国去怎么办？”父亲坚定地说：“还按西林的方案干！”，“假如¨¨¨。”父亲严厉批评道：“没有那么多假如！”。

1955年6月，父亲在北京木樨地铁道部二楼办公室亲切接见了西林，告知中苏两国政府已批准建桥技术文件，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从当时的新闻照片中可以看出滕代远与西林高兴的表情（几年后西林回国后因此还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列宁奖金，那是后话了。）彭敏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全部责任就会落到滕部长身上，后果不可想象。”据当时铁道部工程总局副总工程师陈志坚回忆说：“对于新方案，滕部长明察善断，敢于开世界深水桥基施工之先河，并在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上试验成功，其胆识令人敬佩。”

一个世界桥梁工程史上崭新的创造，出现在中国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之中了！

“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一百年”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全国关心，举世瞩目。其中倾注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同时也凝聚着父亲大量心血，体现出他在困难条件下敢于支持革新创造的胆略与魄力。父亲在回忆里写到：“我认为武汉长江大桥又经济，又坚固，又美观，又迅速，又安全。这个桥的质量至少保证一百年。”他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质量非常重视，举两个例子证明我们的工人在施工中是如何保证工程质量的吧。

铆合质量问题：1956年10月，两岸架设桥梁的工作开始了，两条钢铁巨龙向江心日日接近，新的桥墩从水中一个个站立起来，迎接着钢梁的到来。当汉阳的钢梁向江心伸出第一孔时，有人报告：铆合质量发现问题。这样大的钢梁，在工地进行铆合是个复杂的技术工作。每孔钢梁跨度为128米，最厚的部分达到170厘米，而使用的铆钉直径是26厘米，施工现场将铆钉烧热后，人工甩递到作业平台，趁热用跳动风顶式联合铆钉枪铆接。要确保质量，就必须让每一个铆钉与孔眼填充密实，这样才能使铆钉永不松动。开始时，铆合速度不慢，当一孔钢梁完成10万颗铆钉的铆合工作后，质检人员用铲掉铆钉头的办法发现钉孔填充密实度不合标准。这会造成铆接松动现象，当场叫停所有铆合工作，专门集中技术人员研究解决。恰有苏联专家从国内休假返回，反映了在苏联也发生了同样问题，正在研究改进。我们从未遇到铆合这么厚的钢梁，这样长，这般粗的铆钉。在大桥局宋大振和其他铆工及技术人员、苏联专家的共同钻研下，逐渐获得了一套完整的铆合长铆钉和提高钉孔密实度的经验。同时，将不合格的铆钉全部铲下来，重新铆合，不仅铆钉全部填满钉孔，而且高出国标5%，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铆合工作停工一个月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另一个是水泥事件。

大桥工程所需的水泥分别由水路和铁路运到现场。华新水泥厂负责供应部分水泥，经水路由船运至施工现场。据彭敏同志回忆：1955年的一天，我们接到华新水泥厂党委的来信，信中说：最近生产的一批水泥经职工检查，发现质量有些问题，当他们知道这批水泥已有部分运到长江大桥工地，工人们心急如焚，他们向工厂党委反映，无论如何也要迅速通知大桥局，千万不要用到工程上，马上给予调换。不久，合格的水泥就运到工地。

看！这就是我们可敬可爱的中国工人。充满了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

大桥局“同时也是一所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的桥梁大学”

随后，父亲利用到武汉检查工作之际，又召集了大桥局干部大会，郑重提出“建成，学会”的号召。他指出：大桥建设好了，可以培养我国建桥的大批人才，训练出更多的工人修桥队伍。学习不仅是学技术，主要学习那种敢于拼搏的创新精神和无私无畏的优良品质。

父亲的秘书卜占稳同志在日记里回忆到：“震动打桩机原来是苏联专家发明的，拿到中国大桥局来做试验。武汉大桥局经租站对这个机器进行改进，增加了换挡（功能），当下管柱时遇到土质坚硬时可以换挡。开始是200吨的力量，换二挡是250吨，换三挡就是320吨的力量。

他们（指苏联专家）见到后，感觉很不错，将图纸复制一份带走了。”

1957年4月，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主席来华访问时，也十分关注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情况，他指示驻华大使尤金打电报告诉苏共中央，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建成，你们还在那里争论不休。望速派技术人员来华学习。”

大桥局在施工中涌现出众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多人荣获全国、全路先进工作者，培养和提拔了153名技术人员，90名工程师，使得3724名优秀工人掌握了先进技术。执行落实铁道部“建成、学会”的指示要求，达到父亲当年所希望的：“大桥局不仅是一个领导长江大桥工程施工的组织，同时也是一所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的桥梁大学。”昔日的铁道部大桥局已成为中国唯一一家集桥梁科学研究、勘测设计、工程施工、机械制造四位一体的大型工程公司，具备了在各种江河湖海及恶劣地质环境条件下修建各种类型桥梁的能力，已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700余座大桥，取得骄人的成绩，当之无愧是中国的“桥王”。

大桥通车一年之后，1958年7月1日，父亲才欣然提笔为大桥局题词：“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我国社会主建设的又一次光辉胜利。是世界桥梁科学上的一面鲜艳的红旗。”曾有一段时间我不明白，父亲为何在一年之后题词？现在才知道：是在检验大桥的各项质量是否过关。

当时54岁的父亲，在我们孩子的眼中，已明显感到憔悴与疲惫，头发也白了，身体也不如以前。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一个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会议上突发高血压，报经部党组同意并呈报党中央和国务院，获得周恩来批准，滕代远暂时离开铁道部到外地治病。铁道部党组书记和部长一职由副部长吕正操代理。

毛泽东在1956年6月首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后（当时大桥正在建设中），作的一首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写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浪漫豪情的人民领袖，用短短的十一个字，称颂了这座桥的雄伟与壮丽。今天看来，这座桥横跨60载的年华，虽然历经沧桑，依然是坚固无比。没有一座桥，能像武汉长江大桥这样厚重地记载了如此多的光荣与梦想。在人民的眼中，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美轮美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