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在兴+湛风涛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并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后，学界针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大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问世。系统梳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成果，并进行相应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党、全社会更好地学习理解。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背景研究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背景有利于对其内涵和意义进行更准确的理解，学界对背景的研究虽然数量上不是太多，但内容比较深入透彻。

周金堂、廖进球、舒前毅认为，从国际背景看，尽管由单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未变，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合作与共赢仍是基本路径，然而不同宗教、民族和国家间冲突和对抗依然存在；金融危机诱发世界经济普遍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际政治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迭出；文化软实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空前激烈等，综上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形成的世情背景。王政堂认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两个一百年”目标，特别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能否实现，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无疑是关键所在。因此，这就需要党员干部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自觉肩负起历史重任，面对问题不回避、面对困难不退缩，以“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的勇气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决心，大力推进改革发展任务的落实。周金堂、廖进球、舒前毅认为，眼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经济换挡期，人民群众热切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要求和执政党郑重兑现承诺的期限，使得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紧迫，更为重要。周金堂、廖进球、舒前毅认为，这是因应新时期党情形势变化而与时俱进推动党的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管党治党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这是我们党祛病强身，增强免疫力，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需要。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内涵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丰富，覆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领域。学界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

思想建设是党为保持自己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在思想理论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郑又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加强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基本观点、思想方法和理想信念教育，并在狠抓落实和提高实效上下功夫。刘宁宁、江海燕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通过思想建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培育我们的精神家园，为从严治党练就看家本领。刘炳香认为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要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主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任务。郑又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求党员权力运作从严。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不但应该有受权于人民和为人民用权的自觉意识，而且严格遵循用权程序，坚持阳光操作以接受群众监督。耿丽珍认为组织建设从严，关键是从严治吏。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党风建设，是指端正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树立与党的性质和宗旨相适应的良好风尚的工作。郑又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作风从严。既要继续深化纠正“四风”问题，又要由工作作风而推进到组织作风、政治作风和思想作风领域，而且“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不断提升作风建设的层次和水平。王政堂认为抓作風树形象，把作风建设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刘宁宁、江海燕认为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狠抓作风建设，根治“亚健康”。耿丽珍认为作风建设从严，关键是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主要指的是执政党以预防和惩治权力滥用为中心内容、以防止和反对腐败，保持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廉洁为主要目标的党的建设实践活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关系着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郑又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一要将干部管理从严，二要从严惩处腐败，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耿丽珍认为反腐倡廉建设从严，关键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刘炳香认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党的制度建设就是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形成党的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党的制度，并狠抓贯彻落实。郑又贤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制度执行从严。刘宁宁、汪海燕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突出制度的执行力。耿丽珍认为制度建设从严，关键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意义研究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指导和基本遵循，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学界对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意义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面从严治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的政党理论。张国清、俞珊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吸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华，立足现实，注重实践，认真考察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党员作风问题、腐败问题等，一如既往强调党员的作风建设，努力改善党群关系，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刘宁宁、汪海燕认为，第一，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而且把从严治党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第二，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从严治党”上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将党建的内容从“虚”转到“实”位的高度。第三，实现了政绩观的新飞跃。赵付科认为，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原则的基础上，首次将“从严治党”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在从严治党的内容、责任、时态、路径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从严治党的认识。

二是形成治党治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张国清、俞珊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共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战略布局。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谋划，赋予全面从严治党以新的历史地位。赵凌云、李景友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形成的四个全面开启了党和国家发展战略布局的重大创新，将党的建设方略与治国理政方略有机结合起来，初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升治国理政能力、避免“能力退化陷阱”的问题。

三是创新建党治党的理论。张国清、俞珊认为，全面从严治党通过颁布中央“八项规定”，聚焦“四风”问题，提出“三严三实”要求，以及一系列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开展中央巡视组的多轮巡视工作，强调从思想与制度两方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刘宁宁、汪海燕认为，习近平的从思想上建党、靠制度治党的思想，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是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结论。

深化研究的思考

以上研究表明，学界从不同侧面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同要把该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还需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内容。一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历史研究比较欠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多处于描述性的介绍，未有深入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进行研究，探究其形成的逻辑。二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与其他治党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党的发展历程与各阶段的治党理论进行对比和逻辑关系进行阐述和论证，可以从中探索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产生的一贯性和必然性。

第二，进一步增加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一是全面看待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要与其他学科进行科学合理的结合，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从管理、社会、经济、法学和逻辑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突破研究思维的限制。二是增加实证研究，从新闻报导、实际工作中提取案例，从实践中总结升华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意义。三是现阶段存在比较性研究不够丰富的情况，包括与党的治理历史的纵向比较以及与世界其他执政党治党理念的横向比较基本未见。

第三，进一步深入阐述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地位和作用。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时期、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虽然学者已经从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高度论述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仅仅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应进一步从“四个全面”提出的背景、原因和理论基础来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地位和作用，将四者进行全面的辩证统一论述，阐明其统一的内在联系。

第四，进一步提升研究高度，形成系统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提出了新时期的治党治国理念，将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一部分，党的历史上也不同阶段都实施了相应的治党措施。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党的发展历程基础之上的，适当地论述党的发展历程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关系，对党长期执政所需要的理论进行论证。（注：本文为2016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赶考”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批准号：MYZX20162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