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尧

民国时期是豫剧走向成熟、繁荣的时期，在豫剧得到发展的同时，豫剧演员的生存状况也得到很大改善，主要表现在其收入开支、社会地位和情感婚姻三个方面。

收入开支状况

民国时期豫剧演员的收入处于社会中游水平。演员们生活朴素，开支较少，生活大体上还过得去，但演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通过20世纪30年代对开封3个戏院68位有明确包银收入的豫剧演员的调查，我们可以大略知悉他们的收入状况。

所谓包银就是艺员的薪金，一般为按期议额，定期发放。包银无论营业优劣，均不得缩减，可见当时豫剧演员的收入还是相当稳定的。各艺员于包银之外，至结账时，尚可分取红利，每份红利之多寡，则视赚钱多寡而定。那么演員的这些收入能够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我们从民国时期豫剧艺人马双枝的日常生活一窥究竟。马双枝家有十七八口人共同居住，他们每天在一起吃饭，每天的饭食为大笼的馍馍、大锅的面汤、大碗的素菜，三五成席，就地而食，每月所费不过四五十元。就此调查中的68名演员来看，包银最少者每季亦可拿到十元左右，加之尚有分红收入和艺员们生活较为朴素等原因，一个艺人的收入维持一个五口之家还是过得去的。

民国时期豫剧演员收入的另一个特点是演员收入差距较大，这是由其名气大小决定的。豫剧演员的名气大小关键在于演员的唱功和表演功底，有拿手好戏的艺人自然能够唱红唱响，拿到可观的收入。如在《抱琵琶》中饰演赵五娘的金玉美，他在表演请陈世美认她那一段时，能够引得台下观众为之落泪，而在该戏中饰演陈世美的张新田那欲认而不可的矛盾行为则使观众纠结不已，他们都因精湛的表演技艺成为豫剧名角而拿到高昂的包银收入。名角收入较多的另一个原因是，名角名气大，慕名拜师学艺者不在少数，戏院也会把徒弟每季收入的一部分分给他们，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如马双枝的丈夫杨金玉每月除包银外，尚可得到由徒弟收入分配而来的七八十元。民国时期豫剧艺人由于出身贫苦，大多生活朴素，纵使名角亦是如此，其稍有盛名者，其行头亦不过四五件颜色鲜亮、质料精美的衣服而已。不错的收入和较为俭省的开销使得民国时期豫剧演员的生活还是比较宽裕的。

社会地位状况

民国以前，豫剧演员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社会对于豫剧伶人普遍鄙视，豫剧演员成家立业者不足百分之五十。

进入民国后，一方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社会开始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去对待豫剧演员；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时期豫剧由乡村俚俗小戏一步步发展成熟，改良后的豫剧格调趋向高雅、形式规范多样，艺术水平空前提高，豫剧演员也凭借自身在改良豫剧中的努力赢得了社会的青睐和好评。民国时期豫剧演员社会地位的提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政界扶持

民国之前，豫剧就内容而言，情节单一，较为粗俗，游历于乡村草市，难登大雅之堂；就其表演形式而言，大抵以唱为主，缺乏编剧、导演、布景、舞美等，而原有的弦乐、唱词、服装、化妆也较为落后。民国以后，豫剧艺人与文化学者不断探索改良，豫剧的唱腔更加优美，内容更为充实健康，舞台表演渐趋成熟。豫剧通俗易懂的特点，使得豫剧在弥补通俗教育不足、丰富大众文化精神生活方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点引起了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政府人士开始大力发展豫剧团，培植豫剧演员。如王光临在郑州任第一行政区专员时，对豫剧艺人周海水的戏班就颇为赏识，经常给予支持和关照，在其影响下，当时郑州女子学戏之风颇盛。抗战初期，国民党上蔡县党部书记长李云轩曾亲身组织剧团，培养新进。抗战中期，汤恩伯率部驻豫，对豫剧颇为欣赏，收容流亡男女青少年成立剧团或剧队，对豫剧之提倡，也是不遗余力。

政界人士的追捧也提高了豫剧演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省政府委员常子箴（豫西卢氏人）十分欣赏以常香玉为代表的豫剧洛阳调，曾组织“闻香社”，大加追捧。省政府委员齐真如（豫东睢县人）则以陈素真为代表的豫剧开封调为最爱，与之相应地组织“捧狗团”，经常包厢欣赏，且该团与该社还各为所好争论不休。豫剧艺人马双枝在开封相国寺演唱时，当地驻军上自长官，下至士兵，每日到相国寺去给她捧场的人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社会上各群体对豫剧演员的成见大为降低，政界人士也不再以惯有的鄙薄眼光来打量豫剧演员，一些豫剧演员在成名后开始与政界人士确立起私人关系。常香玉在成名后曾拜某政府委员为干爸爸。豫剧坤伶毛兰花在成为名角后与郑县国大代表朱振家结为夫妻。官府士绅向来在社会中地位较高，豫剧演员在与政界的频频交往中，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二、文人携助

文人对豫剧演员的携助表现在对豫剧的改良和豫剧剧团的建设上。他们使豫剧的内容更为积极向上，表演体系渐趋完备，艺术水平更为高深，协助豫剧摆脱内容粗俗、形式单一的弊病，获得新生。

这一时期从事豫剧改良的学者主要有樊粹庭、王镇南、黄自芳、张价陶、李令吾、蒋文质等。戏曲的内容决定其品位的高低，形式决定其是否能吸引大众的眼球，面对旧豫剧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缺陷，这些文人一方面大力改革旧戏，使其脱去庸俗，另一方面又大力编排新戏以充实豫剧剧目。他们对于旧戏的改革比较全面，不仅改内容，连化妆、做派、唱白及武物场面都一并要改。据当年曾参与戏改的王镇南先生回忆，当时戏改的标准有两个：1.审查旧的——诲淫诲盗及迷信戏，或改或禁；2，创作新的——以洗去国耻，宣扬革命为主。这样的改革使得豫剧在内容、技艺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进步，豫剧演员以这些编排新颖、内容富有时代气息、思想健康向上的剧目为表演对象，给观众耳目一新之感，继而赢得观众的认可与尊重。

樊粹庭先生是民国时期极具盛名的豫剧改革家，他在戏曲编剧、导演、布景和音乐方面有独到见解，对豫剧的科白、词句、腔调、做工、化妆、行头进行改良，取法京剧，革除陋习。在樊粹庭先生的努力下，豫剧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除了对豫剧的改良，樊先生在豫剧的教育事业上也出力甚多。身为河南大学教育系高材生的他，毕业后组织“豫声剧团”并自任团长，招考少年男女，严格训练，组织公开演出，礼聘名师教导后来被称为“豫剧皇后”的陈素真，他先后编写了《柳绿云》《霄壤恨》《克敌荣归》《凌云志》《义烈风》《三拂袖》等优秀豫剧剧目。抗战期间，樊粹庭又到西安组织“狮吼剧团”，一班一班地训练学生，编写了《无敌楼》《羽巾误》《楚红玉》《孙悟空闹花灯》等戏。樊粹庭先生专业从事戏剧工作二十余年，对于豫剧的改革和教育传承竭尽所能。其他如王镇南、黄自芳、张价陶、李令吾、蒋文质分别编演了《桃花庵》《蝴蝶杯》《秦雪梅》《破天门》《兰桥会》《孔雀东南飞》《双训子》《陈园园》《庚娘传》《落霞孤鹜》《守湖州》等戏，大大推动了豫剧的发展，提升了豫剧的社会形象。

三、艺人努力

艺人自身对于提高群体形象的努力，是其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豫剧演员在人格上的自觉自省。民国时期豫西梆子著名旦角燕小庚（男），作风正派，讲究戏品、人品，唱乡村戏时，常对管饭的村民说：“俺这一行身份低，要再唱脏戏、出丑相，就更叫人看不起了。唱正戏是高台教化，能顾住自己的身份名誉，也对看家（观众）有好处。”常香玉在被匪徒逼得走投无路时，曾以喝煤油、吞金子的方式以死相争，其人格的不屈可见一斑。艺人的这些行为在维护自身尊严的同时获得了社会的敬仰尊重。

另一方面，豫剧演员热心公益活动也提升了其公众形象。常香玉是热心公益的一个突出典型，曾为赈济河南灾民、帮助教育团体以及其他慈善事业举行公演。1943年，她更是把在陕西汉中一带演戏的全部收入拿出来设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中学。1938年，国民党军队掘黄河大堤堵截日军，酿成巨大水灾，郑、洛一带难民云集，豫剧艺人周海水为解决难民子女生活问题，在郑州募集青少年，组织“太乙新班”，传授技艺，拯救灾民。他们的这些举动为豫剧演员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无形中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情感婚姻状况

民国时期豫剧演员在情感婚姻方面的特點是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真爱，并且他们在自由恋爱后大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豫剧演员尤其是旦行名角，由于相貌出众，声名远播，成为一些达官显贵追逐的目标。豫剧艺人马双枝在十六七岁时就有好几个师长、旅长向其求婚。豫剧演员崔兰田也曾被当时在某部任职并兼营汽车运输业的王某看中，并受到无休止的纠缠。这些官僚富商看中的只是演员的相貌和声名，他们并不能也不想与演员们结为平等的夫妻继而给其幸福，他们的追求往往招致演员的反感和拒绝。由于生活贫苦，这些演员的父母往往罔顾女儿的意愿和幸福。崔兰田的母亲就因贪恋王某的五百万元现金和两部汽车，在金钱和物质的双重诱惑下，执意要求女儿放弃心头之好与王某结婚。常香玉的父亲一直想把她嫁给有钱有势的高官显贵而阻挠她与志同道合的穷公务员陈宪章结婚。面对婚姻方面的束缚，这些豫剧演员追求情感自由、婚姻自主时的态度坚决，行为果断。崔兰田在王某与家庭的双重逼迫下，愤然委托律师登报与王某解除婚约并与情投意合的周某结婚生子。常香玉在父亲不给半点嫁妆的情况下与心爱的陈宪章订下终身。

由于工作中长期相处，豫剧演员间自由结合的也比比皆是，马双枝就与其搭档杨金玉结合，婚后夫妻感情极佳，引得不少戏迷羡慕。陈素真的妹妹陈素花则与同台唱小生的黄儒秀结婚，这些都是民国时期豫剧演员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