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凤

摘要：骈文无论作为一种文体，还是表达方式，在古文复兴的同时地位每况愈下。但在文学史的坐标轴上，骈文确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初是骈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这里初浅地谈谈骈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改变，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意义。

关键词：骈文 发展 自赎

一、骈文的发展

骈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文体。这种文体的基本特点在于：全篇以使用对偶句为主，注重辞采，句法整齐，好用典故，讲究声律，多用四、六句。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发展的全盛时代。这种文体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相当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中国古代散文中，讲求偶句对称，如“满招损，谦受益”“言忠信，行笃敬”之类，甚至还有许许多多长短不齐的偶句，在经子书籍中屡见不鲜。这是因为汉字是独音体，因此在行文中可以构成字数相等的并列偶句，而且在这种整齐、对称美中，于文章的关键处，可以精炼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往往能收到警世动人的效果。但是，此种句法在文章中，毕竟是偶然出现。

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两汉辞赋，成熟于南北朝时期。但是，作为骈文几个重要因素同时集中于文章之中，那是经过了一番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讲，文章骈化的趋势，在东汉的文人创作中已经形成，不过一直到魏末时期，文章的骈化，辞句偶对来说，还是很自然的，很少有人工雕琢的痕迹。像曹植的《求自试表》中的语言：“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读起来，自然流畅，毫不费解。

从西晋开始，文章骈化的形式走上更加凝练的道路。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一篇之中，句子几乎都是排偶的，建安前后那种以散文的气度带动骈句的特色逐渐消失。其次一个重要变化是，文章中使用的词语均力求从典籍中提取来阐述事理。比如陆机的《豪士赋序》就是典型代表。

到了刘宋时代，骈文进一步表现出的特征就是使用典故繁多，钟嵘《诗品序》中说：“放大明（宋孝武帝）、泰始（明帝）中，文章殆同书抄”，说的就是这种弊端，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句无虚语，语无虚字”，使人读起来非常滞涩。

到了齐梁间，由于声律说的兴起，文人们更有意地调节声音，使文章具有抑扬顿挫之美。其具体要求就是两句为一联，每联句末的音平仄互异；同时在句法上力求匀称，大体趋于四、六。至此，可以说骈文这种形体不仅完全具备，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境地。

南北朝时期，文人很看重骈文，当时那些说理、议论，甚至诏奏书札，几乎都用骈体文。恰因如此。这一时期的骈文、骈赋，大都是过分追求形式、过分用典、“有辞无情”之作。

随着骈文创作的繁盛，其弊端日渐暴露，初唐骈文创作者在反骈思想的影响下，加之初唐士子们面对大唐开国以来的雄壮气象、所特有的昂扬精神，使初唐骈文在内容上更加充实，气势上更加宏大。文体形式上也发生了相应的一些变化，受散文的启发，这一时期的骈文在行文中间或穿插单行散句，或者打破四六对仗的句法。故而初唐骈文绝不是六朝骈文的简单重复，刘麟生论唐骈文曰：“试取唐代骈文，作为鸟瞰之观察，则博肆宏丽之作风，实由于六朝文字植其基，渐进以上窥汉魏之作品。初唐纤丽，踵接六朝，流利由于，简重不足。迨夫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为黄帝神明之胄，吐气扬辉，于是作风亦博大昌明……今述骈文，自四杰始。”在刘氏眼中，初唐骈文继承六朝骈文余绪，又有新时代的特点，而“四杰”是初唐骈文史上的第一支生力军。

二、骈文的自赎

就文体而言，四六骈文，易流于小道，而且衰落过早，这是事实。但其在文学史的发展洪流中也会做出与时代相契合的积极的改变。唐初四杰就是这个文学思想转变时期的典范。虽然骈文死了，但在后来的诗体律化，文赋发展，宋诗风貌等表现上，这些是有意义的，其价值不应该被忽略。

闻一多写过《宫体诗的自赎》，他说“四杰”对宫体诗的改造，“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有着“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背面有着厚积的力量支撑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到来，能使人们麻痹了百馀年的心灵复活。”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这是“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这“气势”，正是齐梁文学所没有的，也是初唐第一个三十年所缺乏的东西，而这又恰恰是盛唐文学的主要征象之一。这“气势”，其实不仅仅是指真实的感情，而且是指一种壮大昂扬的感情。盛唐文学主要特色之一正是它浓烈的、壮大的、高扬的感情。就自赎而言，骈文又何尝不是呢？

诚如历代评论家所言，“四杰”未能摆脱绮艳文风的影响，但是新的创作倾向的出现和壮大，确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便是唐初骈文的自赎，这便是“史”的意义。

这种自赎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反对绮艳文风；另一方面，提倡在作品中表现浓郁的感情和壮大的气势。

魏晋六朝时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重在抒情，且亦追求形式之美，而当其走向极端时，弊在流于淫放绮艳。救弊之法，苏绰、李谔倡明政教之用，而又流于否定文学之特征，有悖于文学自身之发展规律而收效甚微。“四杰”承初唐政治家之后，继承了他们既倡政教之用，而亦不否定文学特征的基本观点，重抒情，而于抒情中求昂扬壮大之气势。可以说，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为纠正绮艳文风之弊找到了一条出路，从文学自身的特征中导引出纠正绮艳文风之弊的办法。继承了刘勰等人“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思想，在《越州秋日宴山亭序》中王勃写到“五际飞文，时动缘情之作。”这是“缘情”的观点。“志之所之，用清文而销织恨。我之怀矣，能无情乎！”（《秋日游莲池序》，《王子安集》卷五）这种重在抒情的观点，在反对绮艳文风的过程中实有特别意义。缘情仍是缘情，而所缘之情的具体内涵不同，变柔弱淫放为昂扬壮大。这样做，既不至因否定文学的抒情特征而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否定，又使逐步清除绮艳文风的流弊成为可能。其特别意义就在于此。虽然这种思想不是明确和成熟的，但意义在于，捕捉住了强大的盛唐社会将要要求于文学反映出来的那种精神风貌的特质，把初唐政治家提倡的文質并重的一般原则，变为具体可感的美学要求。

然而，在这个文学风貌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并不是干净利落的，而是新倾向和旧影响并存。明王世贞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辞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艺苑卮言》卷四，《弇州山人四部稿》）这是公允的评价。“骨气翩翩”是其新倾向；“遣词华靡”是其旧影响。衡其得失，功不可没。杜甫亦有诗赞曰：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总之，对待骈文在文学史上形成与发展这一现象，应该全面观照。骈体文注重形式美，限制严格，往往成为文章的桎梏，很少有佳篇佳作；然而骈文史中也为我们留有诸多优秀之作。《滕王阁序》既是六朝骈文之新变，也是唐朝骈文通俗化格律化之先声。连高举反骈旗帜的文学家韩愈读了该文之后也大为赞赏，称颂其“读之可以忘忧”也。谢朓常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好的诗文优美流利，有让人咀嚼再三也流连忘返的魔力。当文字以某种方式组合而成就不朽的姿态，历经千年间无数读者的击节而叹，这便是骈文的不朽，美的不朽。

参考文献：

[1]刘麟生.中国骈文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