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超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山西 太原 110036）

引言

在对清代骈文的研究中，学界的研究对象往往集中于清初以及乾嘉时期，对晚清骈文研究较为忽略，即使有些研究涉及晚清骈文也不够全面深入。这些研究或集中讨论晚清李慈铭、王闿运两位大家的骈文创作，或关注《皇朝骈文类苑》《骈文类纂》《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等几部著名的骈文选本，或从创作地域的角度出发，对常州、湖湘等地方的骈文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虽然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晚清骈文研究还处于较为单一的作家、选本分析或骈文理论阐释阶段，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拟按照时间顺序，对民国时期以及1980 年以后的晚清骈文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同时指出其不足之处，为晚清骈文研究提供一点浅薄的意见。

一、民国时期的晚清骈文研究

学者对于晚清骈文研究早在民国时期便已展开。民国时期的晚清骈文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民国初，学者主要围绕骈文存在的合理性展开研究，对晚清骈文关注很少；民国中后期，学者借助研究专著以及报刊媒介，开始对中国骈文的发展做整体性的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晚清骈文研究也开始得到重视。

（一）民国初：骈文存在合理性论争下的零散论述

民国初年，骈文研究出现过短暂的繁荣期。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刘师培、章太炎、田北湖等学者围绕《国粹学报》展开的关于骈文存在合理性的讨论，而且出现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骈文史著作《骈文指南》。

刘师培率先对骈文从理论层面进行关照。作为仪征人，他接受了清后期仪征派先贤阮元提出的“文笔论”的说法，强调“对偶”“藻饰”为“文”之重要标准。此外，他还在《广阮氏文言说》中进一步阐发了阮氏《文言说》中“文必尚偶”的观点，提出“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辞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故魏、晋、六朝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文选》亦以沉思翰藻为文也”，“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1]533的观点。刘师培在此时重提并发展阮氏“文笔论”的观点，一方面是为了继续与桐城古文相辩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骈文在文学转型时期存在的合理性。他在《文章源始》中对桐城后学的弊病进行了批评，他说：“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灭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563在批驳桐城后学将“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的基础上，刘师培还在《文章源始》一文中，从文章之缘起“造字”谈起，对骈文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一番梳理。此外，他从1905 年开始，先后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即后来《论文杂记》中的24 则“文话”。这些论述虽非专论骈文，但从“文”的演变角度讨论了骈文的发展，进而为骈文存在的合理性立论。

对于刘师培的观点，民国另一位国学大师章太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文学论略》中首先对阮元以来的以声偶为文之说进行了辩驳，指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文”[2]1。其次，章氏对刘师培《文章源始》中“文辞不同”观点持有异议，提出“韵文骈体，皆可称辞，无文辞之别也”[2]7，从而反对刘师培“骈文为文之正宗”的观点。

刘师培和章太炎在《国粹学报》上就“文”之标准所进行的讨论，引发了其他学者的积极参与。

田北湖在1905 年《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论文章源流》一文，其中对骈文也有讨论。他肯定骈文存在的意义，认为“文生于联珠之字，成于骈峙之体。舍兹排偶，是谓不文”[1]597-598。罗惇曧在1906年《国粹学报》第16 至20 期陆续发表了《文学源流》一文，该文分为“总论”“三代以上文学”“周秦诸子总论”三部分。其中在“总论”中，罗惇曧不仅从文章源头出发肯定了骈、散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对骈文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他说：“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初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综其分合，推迁可迹。”[1]622-623虽然罗惇曧的论述并没有涉及晚清骈文，但他对于骈文历史的梳理对后来骈文史的书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民国初，刘师培、章太炎、田北湖、罗惇曧等人围绕《国粹学报》展开的争论，其立足于骈文在新时期存在的合理性，对延续了近两千年的骈文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在这种宏观研究背景下，研究者往往缺少对某一时段骈文史的具体审视，晚清骈文更非他们的关注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1918 年出版的谢无量《骈文指南》。该书书名虽然类似于指导骈文写作的《四六金针》一类著作，但实际上该书是骈文研究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开端之作[3]。《骈文指南》分为“骈文通论”和“骈文体格及变迁论”两章。在第二章第六节“元明四六之不振及清代诸家略论”中，谢无量对晚清骈文的发展进行了简单梳理：“道光以来，常州作者最盛，而董方立造语极为近古，惟篇格未能悉称。此外以骈体雕集行世者，所在多有，此则耳目易遇，不烦悉为论列也。”[4]他不仅认为道光以来常州作家骈文创作风气最盛，并且对董祐诚的骈文创作进行简单点评，但对于道光以来的骈文选本并没有做过多评价。

总之，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骈文文体虽然正在逐步走向终结，但此时的骈文研究却并没有随之消失。相反，此时关于骈文存在合理性的讨论成为文人关注的焦点。当然，虽然有些学者的骈文研究已经涉及晚清，但这些论述多是只言片语。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文人在新旧文学交替之际对于传统文体态度的挣扎，他们关于骈文的有些观点可能不太成熟，甚至有些极端，但正是在新旧观点的碰撞、融合之下，具有现代意义的骈文研究才得以正式拉开序幕。

（二）民国中后期：点、线、面逐步铺开，深度、广度仍显不足

民国中后期是骈文研究兴盛期，同时也是学界给予晚清骈文研究更多关注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王文濡《骈体文作法》（1923）、钱基博《骈文通义》（1933）、金秬香《骈文概论》（1933）、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1934）、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1935）、刘麟生《中国骈文史》（1936）等多部骈文研究专著。另外，这一时期由于报刊这种新型载体的迅速发展，骈文研究成果也多利用这一公共平台进行发表。这些研究多围绕晚清骈文发展状况、骈文作家、骈文选本、朱一新骈文理论等方面进行，虽然这些探讨理论深度和研究广度仍显不足，但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国中后期对于晚清骈文从点到线再到面研究的逐步铺开。

第一，对晚清骈文发展状况的简单评价

1937 年梁长明在《讲坛月刊》发表《骈文沿革讲义》一文，在谈及晚清骈文时，他说：“光宣年间，巨作如林，实未让清初诸子。”[5]充分肯定了晚清骈文在清代骈文发展中的地位。同年，唐克浩在《正风文学院丛刊》上发表《清代骈文论略》一文，首先，他对晚清骈文变迁的外部因素进行了考察：“道咸而后，海疆多故，朝廷政事，渐谋革新，士夫濡染，文风亦变，降而同光，靡成兀傲”[6]16。他认为道咸以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骈文创作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其次，他也指出了晚清骈文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士夫习气，皆务识草玄之奇字，搜汲冢之佚书，在学术为创获，在词章为一病”[6]18。他认为晚清骈文创作上的这种弊病实际上是乾嘉汉学注重考据所带来的，这种认识可谓确论。

1949 年，梁广照在《骈文源流考例目》一文中将清代骈文分为清初、乾嘉、道咸、同光宣四期。其中评价晚清骈文：“道咸年间，方李刘董，精工熨帖，斐然可观。同光宣朝，湘绮越缦，负有时名，方之乾嘉诸公，未遑多让。”[7]112“同光运际中兴，文物迈进，骈散不分之说亦盛，此是湘绮、越缦，清华润雅，各负时名，樊山、实甫，记博才多，亦雄一世。”[7]114梁广照不仅对晚清道咸、同光宣朝方履篯、刘开、董基诚、王闿运、李慈铭、樊增祥、易顺鼎等代表性骈文作家及其风格进行了概述，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他们与乾嘉诸多骈文大家相比也不落下风，而且指出此时文坛发展状况，即骈散不分之说开始盛行。

第二，对晚清骈文作家做简单评价，尤其突出李慈铭、王闿运两位大家

晚清文坛骈文创作热情虽不似乾嘉时期那么高涨，但仍出现像王闿运、李慈铭这样的骈文大手笔。除二人外，仍有一大批作家进行骈文创作，其中包括董基诚、皮锡瑞、张之洞等人。民国时期学者在研究时也多围绕这些作家展开，尤其突出李慈铭、王闿运两位大家。

1924 年出版的王文濡《骈体文作法》一书对于晚清骈文的论述并不多。在第三章“骈文之变迁”中，王文濡对晚清骈文这样评价道：“咸、同以来，稍稍凌夷，而李慈铭、王闿运辈，犹能抗颜沈、谢，躡迹徐、庾，为有清一代之后劲。”[8]他尤其推崇晚清李慈铭和王闿运的骈文，将之称为“有清一代之后劲”。1933 年出版的金秬香《骈文概论》对于晚清骈文研究同样着墨不多，他论述晚清骈文发展状况时写道：“其后阳湖董祐诚、湘潭王闿运、会稽李慈铭皆气体清洁，词皆雅润，而张惠言为赋，独宗两汉，唯闿运差能相敌，但他文未能称是。”[9]金秬香在此处列举了董祐诚、王闿运、李慈铭、张惠言等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骈文大家，并对他们的骈文风格及优缺点进行了简单概括，其中尤其推崇王闿运。1936 年刘新鲁在《国立中央大学日刊》上发表《骈文之变迁论》一文，对于晚清骈文，他指出：“咸同以来，稍稍凌夷，而李慈铭王闿运辈，犹能抗颜沈谢，躡迹徐庾，为有清一代之后劲”[10]，这一观点与王文濡如出一辙。

1937 年，唐克浩在《清代骈文论略》对晚清时期的骈文名家进行了一次全面罗列：“道咸之间，作者有刘开、梅曾亮、陈文述、董基诚、黄安涛、龚自珍、曹堉、陈均、钱仪吉、黄金台、袁翼、方履篯、姚燮、洪齮孙、洪符孙、谭莹，后则董兆熊、何栻、谢质卿、刘履芬、王诒寿、赵铭、郭傅璞、周寿昌、王闿运、皮锡瑞、傅桐、李慈铭、谭献、张之洞、缪荃孙、张鸣珂、屠寄、樊增祥、易顺鼎、王先谦等。而孟塗、伯言、定庵、新梧、益吾诸公，皆以散文兼擅骈文者也，其中以孟塗恢肆，子诜方立渊雅，彦闻惇穆，玉笙清疏，梅伯警丽，荇农莼客博艳，湘绮腴色古情，桐孙、味琴揖让诸贤，自铸伟词，孝达壮采珊然，复堂精思若接，艺风实甫，宗法晚唐，句调稍弱，而鹿门之尽扫靡音，独弹古调，尤为近代所罕见，余子碌碌，以方附庸。”[6]18以上作者名单几乎涵盖晚清以来的所有骈文名家，但唐克浩并没有平均用力，而是对刘开、董基诚、姚燮、周荇农、王闿运等几位名家的骈文风格进行了重点且精当的概括。另外，唐克浩尤其推崇晚清王闿运和皮锡瑞的骈文，他说：“道咸以后作者，工于造句，而拙于谋篇，惟鹿门、湘绮，开阖自如，差足继古。”[6]18对于王闿运的骈文成就学界早已形成共识，但对于皮锡瑞骈文的评价尚属首次，这对于我们当下骈文研究极具借鉴意义。

1934 年出版的瞿兑之《骈文概论》对于晚清骈文叙述较多，在第十五节“清骈文”中，瞿兑之对清代骈文的发展做了简单论述，在谈及晚清骈文时，他着重对李慈铭和王闿运两位骈文大家的创作进行了论述。在评价李慈铭时，瞿兑之指出：“到了清末，李慈铭一班人便专学洪氏这一派，虽然写景尖新，无奈总不自然；骈文到此地步，也就无怪为人所轻视了。”[11]120-121他认为李慈铭骈文学自洪亮吉一派，在写景方面尖新但不自然，这种评价可谓有的放矢。在评价王闿运时，瞿兑之首先高度赞扬了王闿运学六朝文的做法，他说：“到了清的季年，方才有一种回复到六朝文体之运动。这种运动，可以说以湘潭王闿运为领袖。”[11]123-124他将王闿运标榜为晚清学六朝文的领袖，继而论述道：“作骈体的，没有不以六朝为依归的，然而别人尽管依傍六朝，并不免有些驳杂，惟有王氏简直是六朝人的脱胎，六朝人的返魂，而没有一些杂血搀和在内。在一方面说，模仿因袭，不能算文学的极则。然而取法乎上，力矫时弊，这不能认为极有勇气的运动。”[11]123-124其次，他将王闿运骈文创作成功的原因归为“他一生的经历，奇诡而丰富，他的学术，切实而渊博，是他的文学成功两大原因，其他纯粹文人所不易几及的”[11]124。最后，他还列举了王闿运名篇《嘲哈密瓜赋》与《吊朱生文》，并且将之评价为“最是他出神入化之作。面目是汉魏人的面目，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11]124-125。另外，还介绍了其名篇《哀江南赋》以及碑志之文《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之文《秋醒词序》，并且评价“这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骈文的正宗到了王氏，可云绝响了”[11]125-126。

相较于瞿兑之，刘麟生则更侧重于对晚清骈文大家王闿运进行研究，在1934 年至1936 年间他多次在报纸和著述中对王闿运及其骈文进行考察论述。

1934 年，刘麟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发表了《清代骈文作家》①刘麟生《清代骈文作家》原载于1934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新八十九号第113 页。一文，其中对晚清骈文大家王闿运进行了简单介绍。同年，他在其专著《骈文学》中也对王闿运及其《湘绮楼诗文集》进行了简单介绍，并摘录其《哀江南赋》以及《与曾侍郎言兵部事书》两篇文章中的警句[12]。1936 年，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一书出版，在该书第十章“清代骈文之复兴”中刘麟生对王闿运骈文学习对象以及骈文风格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公允评价。首先，刘麟生就王闿运学六朝文的作法进行了具体分析：“骈文之宜仿六朝文字，已成不刊之论。至清末王闿运出，遂专以模仿六朝文为能事，而尤侧重于庾子山，作品之多，撰仿之酷似，殆欲前无来者。其所作《哀江南赋》，全用庾子山原韵，以描写太平天国之乱，几于神韵逼真。”[13]132他在此处高度评价王闿运《哀江南赋》，认为其模仿庾信已达到逼真的境地。其次，他还对王闿运骈文风格进行了中肯评价：“王氏《湘绮楼集》，佳作如林，不胜枚举，可谓能发扬骈文之正轨，然模仿之作多，创造之意少，不能为贤者讳也。王氏为清代文学之殿军，其骈文亦可称为古今骈偶之结局，至其所为笺启小简，骈散兼行，自然工致，亦小品文字之雄矣。”[13]133刘麟生对王闿运骈文创作评价较为公允，既肯定了王氏模仿六朝而发扬骈文正轨之功，同时也指出缺乏创新的弊端，另外又对王氏笺启小简骈散兼行的行文风格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三，对晚清骈文选本的简单论述

清代中后期骈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尤其到了晚清光绪以后更是进入了骈文选本刊行的集中期，较为著名的有姚燮《皇朝骈文类苑》、张寿荣《后八家四六文钞》、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王先谦《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等。但是，民国中后期学者对于晚清骈文选本的关注度不高，只有少数几位学者对其进行了简单论述。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十章“清代骈文之复兴”涉及对晚清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的评述，他说：“王先谦之《十家四六文钞》选辑刘开、董基诚、董祐诚、方履篯、梅曾亮、傅桐、周寿昌、王闿运、赵铭、李慈铭诸人之文，以继八大家之后。此十人者，可称为清末骈文家，而文名之盛，则推王壬秋之《湘绮楼文集》焉。”[13]123-124刘麟生首先肯定了《十家四六文钞》在选人、选文方面之精审，同时，在这十家中他最为推崇王闿运。

唐克浩在《清代骈文论略》也对晚清出现的诸多骈文选本进行了评价。例如评价张鸣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著为续编，以继曾氏，而芜杂不尽可读，盖以人存文者也”[6]19。评价“若姚复庄之《皇朝骈文类苑》，迻录既富，自属瑕瑜互见……分类亦不及王氏类纂之精当……杂投玉石，不尽名家”[6]19。评价王先谦《十家四六文钞》“批沙捡金，英采迸露，胜于茅鹿门之选唐宋八大家也。”“《骈文类纂》……去舍之道，颇具义法……视姚氏类苑，已胜百倍……穷源探本，骈文星海也。”[6]20评价屠寄《常州骈体文录》：“屠寄之《常州骈文》，则搜一郡之文献，罗先哲之遗书，虽选理未精，亦蔚成大观。”[6]20这些评价有褒有贬相当中肯，可谓本色当行之语。

In conclusion,our study demonstrated an analgesic effect of Tuina which was manipulated at the middle point of gastrocnemius muscle in a rat model of pain.

第四，对晚清朱一新骈文理论的关注

民国中后期对于朱一新骈文理论给予重点关注的当属钱基博。他在《骈文通义·典型》中反复推崇晚清朱一新在《无邪堂问答》中提出的“潜气内转，上抗下坠”之说，他强调：“此体自以六朝为准；而‘潜气内转、上抗下坠’，斯尤片言居要，可谓一字千金，信足树斯文之典型，而以发六朝之秘响也！”[14]115将朱一新“潜气内转，上抗下坠”之说奉为典型。他还对朱一新提出的“文章未论工拙，先论雅俗”极为认同，“细籀三君之论，则于骈文之取径及雅俗，可以得其旨要；举一反三，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耳！”[14]124

此外，民国中后期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常州派骈文、张之洞《广雅堂骈文》的价值，但这方面的论述并不多。如梁广照在《骈文源流考例目》注意到了晚清常州骈文的发展：“道咸间，汉学方隆，骈文亦进……常州骈体极为当时所重，声光并茂，理法双清，允推此时作者。”[7]114这为后世学者从地域角度研究骈文提供了思路。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则对张之洞学宋人四六的作法进行了论述，他说：“清代骈文，刻意复古，故无取乎宋四六。惟张之洞《广雅堂骈文》，以宋人气息行之，尚不失为清切自然，前此作家夸靡繁缓之积习，颇能一扫而空之。清代章奏，本多用骈体文字，学陆宣公而不似，则流为宋之四六。文襄工章奏，固擅此体。”[13]134刘麟生认为张之洞骈文创作能够以宋人气息行之，做到了亲切自然，而这归功于张之洞为官善于书写章奏的缘故，看法十分新颖。钱基博也在《骈文通义·漫话》中对张之洞《广雅堂骈文》以及陈石遗为其所作《广雅堂骈文注叙》进行了摘句介绍。

民国中后期学者对于晚清骈文虽然已经从晚清骈文发展整体、骈文作家、骈文选本、骈文理论等方面进行探讨，实现了晚清骈文研究由点到线再到面的逐步铺开，但研究的深度、广度仍显不足。

综观民国时期的晚清骈文研究，可以看出先辈学者在骈文领域所进行的不断探索。他们或出于内心的骈文情结，或出于为骈文正名，或从纯学术的角度对中国骈文进行梳理，其通过书写专著、借助报刊发表成果的方式对骈文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关照。从总体上看，首先这一时期的研究整体上仍以骈文史为重心，晚清骈文研究只占整体骈文史研究的一小部分，因而更谈不上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次，这些研究虽然除了对王闿运、李慈铭等大家做重点关注之外，其对于董基诚、张惠言、张之洞的论述也有所涉及，但大都是吉光片羽，并未能进行深入分析。另外，对于诸如《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等骈文选本的论述也多是蜻蜓点水，并未深入。当然，民国时期的晚清骈文研究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不能与20 世纪80 年代后的研究相提并论，但民国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使得晚清骈文研究从点到线再到面逐步铺开，这也为1980 年以后的晚清骈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1980 年以后：切入角度丰富多样，全面研究仍待加强

新中国成立后到20 世纪70 年代，骈文研究经历了一段沉寂期。1980 年以后，骈文研究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晚清骈文研究也被纳入学者研究范围。此期涌现的大量专著和论文除了在民国诸多大家的基础上对晚清骈文研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外，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具体如下。

（一）对晚清骈文创作格局的整体评价

20 世纪80 年代后，学者在民国诸多研究大家的基础上对晚清骈文创作格局的整体开始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姜书阁的《骈文史论》对于整个清代骈文是持消极态度的，他认为清代骈文只是因袭前人的旧套，并没有取得新的成就，因而谈不上“复兴”二字。他在谈及晚清骈文时，仅举出了后世所共推的王闿运及其作品《哀江南赋》。王闿运一度被认为是六朝人的脱胎，其作品《哀江南赋》不仅形式上模仿庾信，而且在用韵上也追步庾赋，但姜书阁却认为这些评价只是后人“盲目的吹捧……王闿运的骈文并无如此高明，只不过在清末几十年中可算首屈一指而已”[15]534。至于《哀江南赋》一文，他则将其视为“堆砌典故，研磨丽靡的模拟之作”[15]535。这种评价与民国甚至当下的看法截然不同。于景祥的《中国骈文通史》将清代骈文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在对清后期骈文发展的论述中，他首先将此期文学创作的整体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认为从道光、咸丰开始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谋求改革救国的出路，这种新的救国思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此时的文学创作状况表现为“反对单纯的模拟与复古，强调文学应反映现实，为现实政治服务。由此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贴紧现实、打破陈规的重要趋向”[16]953。其次，具体到晚清骈文的发展，于景祥认为此期的骈文“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由于注入了现实生活的新鲜血液，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其突出特征：一是时代感、现实感强，二是形式上不重雕琢，更为自由灵活一些”[16]953。文中还引用金应麟、王闿运、王诒寿、李慈铭等几位晚清重要骈文作家的骈文创作作为佐证。这种从外到内、从整体到细节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于晚清骈文的认识。杨旭辉《清代骈文史》是较早研究清代骈文的专书。在晚清部分，他指出“晚清时期的骈文创作，无论其数量还是整体的水平自不能与乾嘉鼎兴比肩抗衡”[17]，但此际文坛不仅出现了“骈散互融”的倾向，而且骈文与小说、戏曲等文体也出现“互渗”现象，骈文作家的区域分布也更为广泛。以上除了姜书阁对晚清甚至整个清代骈文都持否定态度外，其他两位学者都对晚清时期骈文创作的基本格局和面貌进行了恰当的总结。

（二）对晚清重要骈文作家的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后学者对晚清骈文作家研究视野也开阔了起来，不再偏废于王、李两位名家，李详、王先谦、阎镇珩、高步瀛、易顺鼎等晚清骈文作家也纳入研究范围。

关于王闿运骈文的研究。吕双伟在《思兼单复与汉魏文风：王闿运骈文综论》中认为：“作为清代骈文、也可以说清代文学的殿军，湖湘文学界的翘楚，王闿运倡导和践行汉魏六朝文，特别是汉魏文，推崇淳雅的风格，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嘉道以来推崇六朝骈文的传统，另一方面，对现代中国文人的魏晋风度和六朝散文的流行，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18]

关于李慈铭骈文的研究。虽然李慈铭没有系统的骈文理论著作，但其文集与日记中有不少关于骈文以及骈散关系的零散论述。刘再华在论文《李慈铭的骈文理论与批评》中认为李慈铭既崇尚骈文，但也不排斥散文，但主张严格区分骈散之别，同时他的“骈文思想与其崇尚汉学、不废宋学的经学观念存在着异质同构的对应关系”[19]。杨雪在硕士论文《李慈铭的骈文理论及其创作研究》中从骈文观、骈文内容、艺术特色几方面对李慈铭骈文进行了考察[20]。进一步深化了李慈铭骈文作品研究。

关于李详骈文的研究。刘新风在《末代骈文作家李审言》一文中认为李详骈文“有所法但无所拘，因乎诚而及乎畅”[21]，并且在用典方面力避旧俗、追新逐奇，而这一骈文观的形成与李详作家兼学者的独特身份和经历息息相关。

关于王先谦骈文研究。孟伟在《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22]一文中不仅分析了王先谦“通达而平允”的骈散态度，而且梳理了王先谦在骈文文体和创作方面的理论主张，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提供了帮助。

关于阎镇珩骈文研究。吕双伟在《阎镇珩的骈文与学术思想析论》[23]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阎镇珩以古文为骈文、注重语气词和虚词的使用、以散行之气运排偶之文的写作风格，以及追求骈散交融的魏晋文风的骈文宗旨，同时分析了阎镇珩在历史性题材书写方面所表现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

此外，有关清末骈文名家高步瀛、易顺鼎等的研究虽非热门，但基本都有相关论文涉及，如莫山洪《论高步瀛不拘骈散的文章观念——以〈唐宋文举要〉为例》、陈松青《才子之文——论易顺鼎辞赋骈文的情感特质、风格及其成因》等等。

（三）对晚清重要骈文选本的研究

虽然民国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晚清出现的大量骈文选本，但对于它们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洪伟、曹虹《清代骈文总集编纂述要》一文认为：“直至晚清，骈体创作持续繁荣，骈体‘正宗’意识深入人心，选家也在更为平允的心态下，抽择经验，推广骈体。”[24]该文不仅对以上常见骈文选本的体例、编纂宗旨进行了阐释，而且列举了像《炼庵骈体文选》《骈体文林类钞》《同光骈文正轨》《吴郡骈体文征》等不常见的选本。孟伟著作《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25]对王先谦编选的《国朝十家四六文钞》《骈文类纂》进行了专业论述。另外，该书书后附录了“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知见录”一章，在该章中，孟伟对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按骈散标准进行了提要式分析。其中，更是将不常见的清末骈文选本罗列殆尽，如《汉魏六朝文绣》《八代文萃》《骈体文略》等等，文献搜罗可谓详备。

当然，时下研究者的眼光主要还是集中在光绪年间刊行的《骈文类纂》《皇朝骈文类苑》《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等几种重要的骈文选本。例如：

关于《骈文类纂》的研究论文先后有路海洋的《王先谦〈骈文类纂〉的文学批评建树》、莫道才的《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刊刻传播》、刘振乾的《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等等。这些论文分别从文学批评、传播以及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骈文类纂》进行了多侧面研究。此外，鑫鑫博士论文《〈骈文类纂〉研究》不仅介绍了《骈文类纂》的成书、版本及体类划分的基本情况，而且着重分析了《骈文类纂》的批评方法及理论主张，同时运用对比方式对《骈文类纂》在文学批评上的继承与创新之处进行了论述，是关于《骈文类纂》研究较为全面的论文。

关于《皇朝骈文类苑》的研究论文有路海洋的《〈皇朝骈文类苑〉编纂旨趣与文学史价值刍论》《〈皇朝骈文类苑〉对〈骈体文钞〉体例的承与变》，以及卞东波的《〈皇朝骈文类苑〉的编选特色与清代的骈文新风》。路海洋的两篇论文分别从《皇朝骈文类苑》的编纂目的、文学史价值以及选本体例入手，认为该选本体现了选者姚燮融合骈散的编纂旨趣，而且在文体选择、分类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该集在编选体例上对《骈体文钞》既有继承又有变通。卞东波则运用图表统计的方法，对《皇朝骈文类苑》所选文体类别、数量、作家地域进行了详细展示，得出了“所选骈文家以江浙两省作家为主，特别以江苏常州、浙江杭州两府的入选人数最多，所选多为清代骈文的名篇佳作”[26]的结论，并且认为《皇朝骈文类苑》所选骈文也有说理论学之作，体现了清代骈文发展的新气象，其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关于《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研究最早的论文当属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吴兴华运用西方文艺学理论对《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进行了“随感”式分析，对此后《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研究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后陆续出现关于该总集的研究论文，如陈曙雯在《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编纂特点与价值》中认为该书以保存乡邦文献为主旨，体现了选者融合骈散的理念，同时作为清代唯一刊行的地域性骈文选本，《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问世有着地域与文体的双重意义。路海洋《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编纂特点与价值》则认为屠寄该书除了编纂主旨明确和体例独特外，还具有文献保存与文学批评的双重价值。

关于《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的研究论文有胡家晋的《〈国朝骈体正宗续编〉的文献价值与文学史意义》，该论文通过对比《国朝骈体正宗续编》与《国朝骈体正宗》在立意、体例、收录文体、选者文体意识等方面的异同，突出《国朝骈体正宗续编》在编选上的独特之处。

此外，只有少数论文或文章章节涉及张寿荣的《后八家四六文钞》、王先谦的《十家四六文钞》，以及《炼庵骈体文选》《骈体文林类钞》《同光骈文正轨》《吴郡骈体文征》等选本，这也有待于学者继续挖掘研究。

（四）对晚清骈文创作的地域研究

近年来兴起了以地域视角研究文学的热潮，骈文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关于晚清骈文地域研究的论文层出不穷，而这些论文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晚清常州、湖湘、浙江等几个地方。

常州在清中期便出现了一大批骈文能手，其中最著名的当是洪亮吉与孙星衍。到了晚期，屠寄《国朝常州骈体文录》更是收录从清初至清末43位常州骈文家的作品，因而骈文研究中的常州派得到了学者的首肯。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有曹虹的《清代常州骈文研究》，该书以地域视野把握常州骈文，精心勾勒了常州骈文的流变，将常州骈文的成就与特色丰盈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其中晚清部分涉及对方履篯、屠寄等几位骈文殿军骈文创作的成就、风格以及骈文观念的探讨。另外还有路海洋的《社会·地域·家族：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研究》，该著将社会、地域、家族视为清代常州古文与骈文演进相互关联、三位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认为清代常州文体发展与该地独特的人文精神、学术氛围紧密关联。其中第六章列举了晚清常州骈文家刘嗣绾、方履篯以及二董（董基诚、董祐诚）在骈文的创作情况及文学成就。论文方面，除上文提到的吴兴华的《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之外，还有杨旭辉的《清代骈文的情感向度与认识难度——以常州骈文作家群为中心的考察》。该文从情感向度上对常州派骈文做了细致的考察和勾勒，使我们对清代常州骈文的文学史意义有了更公允的认识。另外还有倪惠颖的《论清代常州派骈古文互参之演进》、臧秀娟的《齐梁骈文对清代常州骈文兴盛的影响》等几篇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常州骈文进行解读。

湖湘骈文因为晚清受曾国藩的影响而兴起，关于湖湘骈文研究早在民国便已开始。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一文对湖南籍作家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阎镇珩等人的为学经历和师承授受做了简单介绍。近来对湖南骈文研究的论文有吕双伟《曾国藩与晚清湖湘骈文批评的崛起》《晚清湖湘骈文的崛起》、谭家健《晚清民国湖南骈文举隅》等几篇。这些论文或从曾国藩及其幕府对湖湘骈文崛起的影响入手，或对湖湘骈文兴起的原因进行探讨，或对湖湘骈文的代表作家如周寿昌、易顺鼎、阎镇珩、皮锡瑞等进行个案研究。

另外，对于晚清浙江派骈文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杨旭辉《清代骈文史》第八章第三节专门列举了张鸣珂、俞樾、李慈铭、赵铭、周星誉、刘履芬、冯可镛、谭献、朱一新、宋衡等数位晚清浙江籍骈文家，对他们的骈文创作特点和风格做了简单介绍。论文方面则有莫尚葭《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清代骈文研究——以“浙派”为中心的考察》，该文认为“浙派”学者的骈文理论批评论作及编选的骈文总集对推动骈文创作及骈文理论发展、保存骈文文献、总结历代骈文成就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之，此期关于晚清骈文地域性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常州和湖湘地区，也有部分文章章节涉及清末福建、广东籍的骈文作家，但数量不多，这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

综上所述，1980 年以后，学者在民国诸大家研究的基础上，不仅从骈文史、骈文理论的角度对晚清骈文进行深入考察，而且从作家、选本、地域等角度对此期的骈文进行系统观照，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来看对于晚清骈文的研究仍较薄弱。例如关于晚清骈文作家、作品的研究基本围绕李慈铭、王闿运、王先谦、李详等人展开，其余像董基诚、陈均、钱仪吉、黄金台、袁翼、方履篯、姚燮、谭莹、王诒寿、赵铭、周寿昌、皮锡瑞等人研究鲜有涉及。此外，其研究方式也较为单一，多数都是作品举例加艺术特征的分析，这也阻碍了晚清骈文深入研究的空间。

总之，从民国时期和1980 年至今，学界对于晚清骈文研究虽然取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仍旧比较薄弱。首先专门从事晚清骈文研究的学者并不多，研究成果也较少。其次，对于晚清骈文研究范围仍然较为局限，除了人人熟知的骈文作家、作品、选本、创作地域外，还有很多聚光灯之外的作家、选本、地域在等着我们发掘和研究。另外，研究方法也应有所突破，尤其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印象式的感悟和判断，而应当从骈文的文体属性出发，在对具体作品做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作品在对偶、用典、声律、辞藻等方面的表现做细致而深入的分析。最后，晚清骈文文献的整理也远远落后于清初和乾嘉时期，这点也亟待我们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