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珊珊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从曲牌【复襄阳】看《张协状元》编剧时代

陈珊珊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张协状元》作为现存唯一完整的早期南戏剧本，在戏曲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围绕其编写年代，形成了南、北曲两派相互辨诘。曲牌的源流研究又是双方争论的焦点。通过对曲牌【复襄阳】的产生年代进行重新论证，梳理宋元历史上三次“复襄阳之战”，可进一步得出结论，【复襄阳】的产生年代不早于南宋末，继而推出《张协状元》的编写年代当不会早于南宋末。

《张协状元》；【复襄阳】；孟珙；李曾伯

《张协状元》作为南戏的活化石，在学术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其编成年代关系到南曲成熟于何时的基本判断，又涉及到南北曲孰先成熟的问题，因此，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的目光。一派学者坚持“元剧先熟论”，其中的重要观点是《张协状元》的编写年代不早于宋末元初，另一派则坚持“南戏先熟论”，认为《张协状元》写于南宋中后期或更早。

关于《张协状元》的编剧时代，近年来掀起了不小的风浪。杨栋、胡雪冈、徐宏图、马骕等先生先后撰文讨论《张协状元》的编成年代以及南北曲的成熟问题。争论的中心在《张协状元》中所使用的诸多曲牌的产生及其流变。2010年杨栋先生在《文艺研究》上发表《＜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一文（以下简称《新证》篇），在文中提出了“《张协状元》剧及后来南戏与元曲共有的本生曲牌，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是源于北曲，晚于北曲，而不是相反”的观点。在《【山坡羊】曲牌源流述考》中又对【山坡羊】的源流进行深入探讨，做出其源自元初北曲的判断。对此，胡雪冈先生持不同意见，2013年他在《南戏＜张协状元＞的编剧时代——对《＜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的商榷》（以下简称《商榷》篇）一文中继续力顶《张协状元》产生在南宋中后期的观点，并在曲牌的源流问题上提出不同的意见。2015年杨栋先生在《反思：南戏先熟论的逻辑思维方式——答胡雪冈教授》（以下简称《反思》篇）一文，针对胡雪冈先生提出的反驳意见，运用了逻辑学中的相关理论一一进行破解，从而捍卫自己的观点。

在《张协状元》中曾使用到两支【复襄阳】曲子，梳理历史文献，大体可知【复襄阳】是出自南方的一种地方民歌，其本源出于关于襄阳的军事战争。所谓“复襄阳”，即“收复襄阳”之意。襄阳城是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宋金元时期，襄阳更是战略要地，宋金、宋元都曾在襄阳城的争夺上展开拉锯，而【复襄阳】的产生也应是伴随着襄阳地区的重要战事而产生的。

关于【复襄阳】是来自军事战争的判断，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由于历史上出现了数次重大的襄阳战事，【复襄阳】的产生究竟指向哪一次则是争论的焦点。对襄阳的收复战中，有三次战争的影响较大，分别发生在南宋初年时期、南宋中期和南宋后期，所以在《张协状元》中【复襄阳】曲牌的产生，会直接影响对《张协状元》编成年代的判断。

第一次复襄阳，是南宋初年岳飞收复襄阳之战。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由金朝扶持的伪齐国主刘豫，将都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迁至东京（今河南开封），并且征集乡兵十余万沿黄河、淮河等地区驻扎，开始进窥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宋襄阳镇抚使李横会同诸部北伐伪齐。但是伪齐政权在金国的援助下派李成、完颜宗弼大败宋军。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兼任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岳飞上书宋庭“襄阳等六郡为恢复中华基本，今当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远遁，然后加兵湖湘，以殄群盗。［1］11382”随即被授予黄复州、汉阳军等等制置使开始收复六郡之战。“飞趋襄阳，李成迎战，左临襄江，飞笑曰：‘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成左列骑江岸，右列步平地，虽众十万何能为。’”［1］11382于是下令让王贵带领长枪步卒迎击敌军的骑兵，让牛皋带领骑兵攻击敌人的步卒，于是“马应枪而毙，后骑皆拥入江中，步卒死者无数，成夜遁，复襄阳。”［1］11382但是襄汉地区饱经战乱，当地人民“或被驱虏，或遭杀戮”，“百里绝人，荆榛塞路”，“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堕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漕运”［2］，显然，收复之后的襄阳已是残破不堪。襄阳的收复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金政权，为南宋反攻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宋高宗命岳飞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用出兵来达到求和的目的。总体看，这次复襄阳之战并未对南宋军民产生太大的震动。

秦桧主和，岳飞不能被重用，又遇丁忧，回朝后，给高宗上书说“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愿陛下建都上游，用汉光武故事，亲帅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1］11387然而，南宋的最高统治者并未像岳飞所想的那样急于用事，收复失地。

第二次复襄阳之战已到了南宋统治的后期。1234年，在南宋和蒙古军的联合夹击下，金朝灭亡。1235年，蒙古军队开始南下征战南宋。由于南宋在唐州（今河南唐河）的守将发生内讧，蒙军趁势从唐州南下，直指襄阳。

在与蒙古人的江陵之战、黄州之战取得胜利后，孟珙实际上已成为南宋中部战场的主帅。由于蒙古军的主帅孛儿只斤·阔出在1236年秋天突然得重病不治身亡，蒙古军南下攻宋的势头减弱。嘉熙二年（1238年），宋理宗下诏孟珙收复襄阳等地。孟珙认为要想收复襄阳等地，“必得郢然后可以通粮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发兵深入，所至以捷闻。”［1］12376于是按孟珙的调度，张俊收复了郢州，贺顺收复了荆门军。同年十二月，刘全在冢头、樊城、狼神山等战中都取得胜利。史书记载：“三年（1239年）春正月，曹文镛复信阳军，刘全复樊城，遂复襄阳。”［1］12376虽然，襄阳城对南宋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但是孟珙也指出“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在乎事力之不给尔。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1］12376《癸辛杂识·襄阳始末》条说：“襄阳遭端平甲午（1234年）叛军之祸，悉煨于火。”［3］305由于战乱对襄阳的破坏导致襄阳城防破落不堪，成为一座易攻难守之城，因此很快被南宋弃守。这次收复襄阳之战可以说是“来得快，去的也快”。

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后，蒙古内部陷入了汗位之争，一直到1251年才推选出蒙哥继任为大汗。而襄阳城经过了端平年间的战争后破败不堪，“襄阳遭端平甲午（1234年）叛军之祸，悉煨于火。直至淳祐辛亥（1251年），李曾伯为江陵制帅，始行修复。”［3］306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六记载：“襄阳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尝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也，正此也。”襄阳处于长江支流汉水腹地，如果攻破襄阳则可顺流而下攻破鄂州，南下又可攻打南宋都城临安，逆流为上可以占据四川等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元将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4］153可见，元蒙和南宋朝廷都注意到了襄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淳祐十一年，根据朝廷指令，李曾伯派高达、王登收复了襄阳城。收复后，李曾伯看到襄阳城的荒废残破，上书朝廷说：“襄阳新复之地，城池虽修浚，田野未加辟；室庐虽草创，市井未阜通。请蠲租三年。”并且“诏从之”［1］12574。于是经过一番修整，在经历了十五年的荒败后，襄阳城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距襄阳城西南真武山东麓，李曾伯书写了一篇《襄樊铭》，又称“李曾伯纪功铭”（见图一：襄阳岘山摩崖石刻）。铭文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全文如下：

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

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翳墉壑，几陵谷。乾能央，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对于这次胜利，在《宋史·理宗纪》条有记载，淳祐十一年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收复了被元蒙占领的襄樊二城，宋理宗颁诏奖励立功将士三万二千七百零二人，“各官一转”，并以缗钱三百五十万犒师。虽然，正史上对这篇铭文没有记载，但是李曾伯在其《可斋续稿·记铭》中收录了《襄樊铭》全文，题为《拟襄樊铭》。但是李曾伯为“摩崖铭”事，曾写了一首词《满江红·得襄阳捷》。其词云：

千古襄阳，天岂肯、付之荆棘。宸算定、图回三载，一新坚壁。狼吻不甘春哨衄，马蹄又踏寒滩入。向下洲，一鼓扫群胡，三军力。连帅是，并州责力。宾佐有，雍丘逖。赖因人成事，同心却敌，见说陈尸三十里，抽鞍委甲如山积。待老臣、为作岘樊铭，劙诸石。

从词中“一鼓扫群胡”等也可看出南宋军士们的破敌之心和昂扬斗志。应该说这次战役较之于前两次襄阳之战更具影响力，这不仅是南宋将士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更是在南宋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的一剂强心针。战后，李曾伯启用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襄阳的生机，这在南宋后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复襄阳】原先应是一首南宋人民的胜利之歌，是南宋军民用十五年盼来的胜利。孟珙之战后，襄阳一直荒废不堪，前后长达十五年之久。李曾伯派人收复襄阳后，积极发展生产，人民生活有所转变，百姓心里感激，所以把“复襄阳”这件事谱成曲子传唱，以此来表达心声。从1267年开始，襄阳城又成为元蒙攻击的重点，前后持续了五年之久，此时的南宋军民更是渴望朝廷能打败元蒙军队，保卫家园。【复襄阳】作为一种小调也被广大军民传唱，以此来激励南宋军民，用于战斗。随着宋元战事的展开，【复襄阳】随着由襄阳等南宋中部地区传入东南沿海，并最终为九山书会的才人所用，编入了《张协状元》之中。在《张协状元》第八出中有两支【复襄阳】曲子，分别为：

【复襄阳】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担儿担不起，怎赶得程路？气力全无，汗出悄如雨。尚有三千里，怎生行路！

【复襄阳】一步远一步，一步远一步。你与我同出路，也被人欺负。遇着强人，你们怎区处？把担杖钱和本，便与它将去。

第八出是讲的客商担着货物经过五矶山时遇到强人被劫的一幕，这两支曲子一首是强人唱的，一首是客商所唱。风格通俗晓畅，且均保持了类似的格式。钱南扬先生在给【复襄阳】作注时就说：“【复襄阳】当是地方小曲，仅见本戏，后世曲谱无此调。”［5］46这两支曲子，除去衬字，格式完全一样，曲词简单通俗，百姓可歌可唱。应是一种地方小调，只不过此曲子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失去了其本来的寓意，由书会才人根据其曲谱又自行填词来歌唱。

胡雪冈在《商榷》一文中提出质疑，这个曲子为什么没有流播北方及中原地区，仅流传于南方的杭州、温州地区呢？这与【复襄阳】曲牌自身的寓意有很大关系，【复襄阳】既然是南宋军民为保卫家国，收复襄阳而唱的曲子，自然是不能在蒙元统治区歌唱的。况且，南宋末期，由于来自北方的蒙元大军的压力，南宋朝廷一直走在由北向南的逃跑路线上，从临安－婺州－建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辗转在东南沿海之地，最后在崖山彻底灭亡。南宋百姓也是如此，因此这讴歌反抗蒙元，赞美南宋军事胜利的“反动”歌曲只能在南方传唱。1279年南宋灭亡以后，整个中国处于蒙元的统治之下，像【复襄阳】这种歌曲就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空间，随之消失。

综上可见，【复襄阳】的产生是由特定的收复襄阳这一历史事件引发的，此曲和《张协状元》中所用的【吴小四】【赵皮鞋】一样，都是作为流传并不广泛的地方歌曲得以传唱的，因此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极少。随着特定的历史语境的消失，这些曲子或因为不合时宜，或因为时代风尚的转移而退出历史舞台。总之，【复襄阳】的产生时间当不早于南宋后期，而植入《张协状元》的时间当更晚一些。若以此为依据，则《张协状元》的编成年代至早不应早于南宋的后期，当与《录鬼簿》所记载的第一代的元杂剧作家同属一个时代。

图一 襄阳岘山摩崖石刻

参考文献：

［1］ 脱 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王曾瑜.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3）：50－57.

［3］ 周 密.癸辛杂识［M］.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宋 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 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Writing Time of Zhang Xie Zhuangyuan Based on Study of Fu Xiangyang

CHEN Shan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24，China）

Zhang Xie Zhuangyuan，as the only existing complete works of early Nanxi，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drama.Around the time of its compilation，the scholars are divided into the southern party and the northern one.They argued with each other，focusing on source and course of the qu pai.This paper re－demon⁃strated the producing time of Fu Xiangyang，and discussed three battles involved Xiangyang.It holds that the produ⁃cing time of Fu Xiangyang may not be earlier than the late years of the Southen Song Dynasty，accordingly，the writ⁃ing time of Zhang Xie Zhuangyuan sh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the late years of the Southen Song Dynasty，too.

Zhang Xie Zhuangyuan；Fu Xiangyang；Meng Gong；Li Cengbo

I207.309

：A

：2095－4476（2017）03－0024－04

（责任编辑：陈道斌）

2017－02－28

河北师范大学创新资助项目（xj2015023）

陈珊珊（1989—），女，山东淄博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