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娜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丁玲作品中的服饰话语及其女性意识

卢 娜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 山西 大同 037009）

丁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为独特的存在，从初登文坛时对女性意识大胆叛逆的书写，到追逐革命潮流时对女性性别的刻意遮蔽，再到革命胜利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放弃，这种意识和她的思想转变相互交织缠绕，时隐时现，意味深长。而潜隐于丁玲作品中独特的“服饰话语”，不失为梳理其笔下性别意识成长和蜕变的有效路径。

丁玲；女性意识；服饰话语；叛逆；犹疑；隐退

20世纪的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是如此。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更多的女性作家开始步入文坛，并占据一席之地。尤其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女性“被注释”、“被书写”的历史，她们第一次作为话语主体出现在文本中，并开始展现她们独特的魅力，开启了现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的革命。

丁玲正是在这样的潮流冲击下进入文坛，并以其独特的女性书写，和对政治理想的无畏追求，成为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无论是面对社会变革还是自我的思想转变，丁玲在创作上始终以女性为主，以其独到的视角来关注这一群体的成长、蜕变之路。

一、女性意识的叛逆期

作为一位敏锐洞察世事的女性作家，丁玲在初登文坛伊始，便把眼光投射向这群在启蒙话语的引领下，主动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的女性们，用她的笔来书写五四时期一代“娜拉”们的心路历程，并从“服饰”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关注着女性意识的外在显现。在作品中女性对服饰的执着一方面体现出她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可，但另一方面美的诱惑又使她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在丁玲的小说中活跃着一批对服饰有着执着追求的女性们，她们婀娜多姿，成为了现代社会靓丽的风景。处女作《梦珂》借梦珂之口道出女性对服饰的向往和追求：“单单为那一件大衣，总足够忍受了四五次的犀锐的眼锋和尖利的笑声，因此反使她觉到曾经轻视过和不曾施用过的许多装饰都是好的。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自己的美，总不应该说是不对吧！一个女人想表示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侪属，难道就必须得拿‘乱头粗服’去做商标吗？”[1]服饰似乎成为她们追寻自我价值的符码之一，对华美服饰的追求一方面构成了女性通向社会并被认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这种对美的渴望又指向被压抑已久的女性们对自己生命力的肯定。哲学家齐梅尔说：“时尚彰显女性自身独立，又避免了对男性的过分依赖……时尚使得她们有一种卓越感，一种个体被强调的感觉，一种个人人格的装饰。”[2][P196]这些女性在对个性化服饰的追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愉悦和满足，也完成了她们对旧式家庭的反叛。获得了审美自由权的梦珂不但在不断的审视自我，同时也在审视他人，从打量他人的目光中再次确认自我。梦珂们对服饰的执拗充分体现出启蒙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高扬。可以看到，早期作品中的女性们在对华美服饰的追求中获得了自我的确认，但同时丁玲从她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华衣美服，也成功地唤醒了潜藏于其内心的欲望，并且迅速膨胀，她们在享受服饰带给她们的荣耀和肯定的同时，也必定要承受美丽之外的代价。

这些五四女性想通过外在服饰的个性化来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可，但显然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精心的装扮和美丽的外表没有使“梦柯们”真正得以解放，相反却成为了另一种禁锢的开始。女性将如何正视自我，并找到自己在男权中心社会的地位，丁玲试图从另一向度为她们也为自己找寻方向。

在此意义上，丁玲在稍后塑造的觉醒女性中，突破了女性被桎梏的局面，从呈现出不一样的服饰话语。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也曾有过一时的对美服的渴望，她与凌吉士初见时，有一种因服饰带来的自卑：“我为要强迫地拒绝引诱，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爱慕的火炉的一角。两只不知羞惭的破烂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灯光处。我气我自己：怎么会那么拘束，不会调皮的应对……唉，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乡下才出来的姑娘了。”[1]此处我们可以看出莎菲的与众不同，她不修边幅，不施脂粉，没有用华丽的衣服来衬托自己，甚至连起码的生活用品拖鞋都是破的。这种装束与追求精神自由的莎菲来说，显然是相符的，但莎菲毕竟是青春的充满激情的，她体内也自然会有“女为悦己者容”的基因，这种基因在她与凌吉士见面的那一刻占据上风，她希望自己衣着精致，可以神采飞扬地与眼前这位优雅的先生畅谈。然而丁玲给予她的深刻之处在于，莎菲的觉醒是一种对自由精神的渴望。因此，莎菲最终并没有为了凌吉士而刻意的梳妆打扮。在丁玲笔下，不着华服的莎菲已不再具有外在的形象意义，她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腔呐喊，以及与梦珂截然不同的一批女性的觉醒与挣扎。丁玲要让她们颠覆“女为悦己者容”的固有秩序，从而获得更多自我精神的独立及解放的可能。可以看到，莎菲的着装与“锦衣华服”始终是疏离的，而恰恰也正是在这种疏离中，莎菲逐渐摒弃了以外表取悦男性、依附男性的传统思维，也为她的自我解放之路寻求到一线希望。

二、女性意识的犹疑期

显然，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显现，对它的求新求变，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解放。当凌吉士被莎菲以获胜者的姿态踢开时，才是她最终放下内心痛苦挣扎的开始。她这一“再度出走”也为苦苦寻求自我解放之路的女性们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与此同时丁玲也开始突破自我，走向社会，她笔下的人物也开始摆脱无望的幻想，开始选择走向革命。

正当丁玲准备以饱满的热情迎接女性更为广阔的解放之路时，历史的车轮已自觉将她带入一个全新的文学空间，那就是“左翼文学时期”。时代热潮使这位原本就热情洋溢的女作家开始自觉融入其中，在这一时期，丁玲不再仅限于对时代女性苦闷的表达，而是聚焦于革命中的男女，开始关注在新的革命时代下女性面对的困惑以及转变。

《韦护》就是丁玲对这一问题思考的外化，同时也标志着她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丁玲对当时主流叙事“革命＋恋爱”模式的一种尝试，但《韦护》与当时众多此类作品相比，丁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女性话语，使作品既应和了时代的激情又没有流俗于理念先行。但隐伏于期间的一些服饰话语的书写，又让我们看到了转变期丁玲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艰难的选择过程。作品讲述的是革命者韦护对于政治革命的坚定，最终选择放弃爱情，维护信仰并与丽嘉相离。在这看似充满革命激情的文本中，几处比较含蓄的服饰书写仿佛又带给读者另一种阅读感受。

作品中的服饰描写是从韦护那件代表革命者身份的蓝色工服开始的，蓝色短衫，一开始便给丽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丽嘉日后记忆犹新：“那时候你仍然穿你的蓝粗布短衣，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件。你的头发长了起来，胡须也不剃了。你一定变得更好看，而且强壮。我呢，我也做一件蓝布衣穿，我最喜欢赤着脚在草地上走。”[4]从上述的话语中感觉丽嘉是爱着韦护的革命身份的。然而在文中还有与蓝色工人服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段服饰描写，即丽嘉也爱换了新洋装的韦护：包括那沉重的深暗的灰黄的颜色，精选的呢料，那贴身的裁制，乃至黑漆的皮鞋，微微带点棕色，软软地，松松地铺在脑盖上的头发，无不“具有一副稍近中年的不凡男子的气质，”[1]通过两种服饰的对比描写，以及丽嘉一往情深的爱慕我们可以看出，丽嘉对韦护的爱显然不是源自于他的革命身份，她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带一丝邪念的纯美爱情。在她认为，韦护对她的爱是上升为灵魂的。然而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同样是爱情，同样是初次相遇，丁玲对韦护的描写却让我们看到了男性的欲望，“初见丽嘉她穿一件宽大的绸衣，遮隐了那身体，蓬松的短发，正散在脸面上，一双雪白的脚，裸露着不同姿势的伸在椅子外面去了。韦护不觉在心上，将着美的线条，作了一次素描，他愿意这女人没有睡着”。[1]显然此时他的目光关注的早已不是那件宽大的绸衣，而是在其包裹之下的美丽躯体，那么在他的所谓一见钟情的背后更多的是男性的欲望在作祟。真正让韦护驻足的绝不是丽嘉所想的灵魂伴侣，而是华服之下的美丽身躯。这才是导致他们最终分手的深层因素，两人的爱情从一开始高度就不同，因此也不难想象这段爱情的无疾而终。从作品的表层来看是爱情和革命的冲突，但从深层发掘实则是男女两性对待爱情的无法协同，这种人性与爱情的不可逆的矛盾使得韦护最终选择逃离，并以在革命浪潮中去冲刷涤荡作为说辞。韦护投身革命后，从丽嘉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将步韦护的后尘，成为一名革命者，然而细读文本我们并没有感受到丽嘉对革命的期许和渴望，而是她在失去爱情后的一种精神转移和心理弥补。

轰轰烈烈的阶级革命给予了出走的“娜拉”们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她们想要参与革命，想要实现自身价值，首先必须融入到革命的大家庭中，怎么做？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服饰上的“女扮男装”，首先在外观上拥有进入革命队伍的合法性，这一过程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充满了对女性意识的异化过程，“女性必须消灭自己以换取允诺给女性的平等权利。”[3][P104]丁玲在“革命＋恋爱”式的小说创作中，通过服饰传达出的潜在话语，仍然可以泄露出当时她对革命所持的矛盾和徘徊的态度。

三、女性意识的隐退期

对于丁玲而言，1936年无疑是她人生道路上重要转折的一年，在中共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丁玲逃出南京，辗转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红色圣地——陕北。在奔赴延安的途中，丁玲剪去了长发，也表达了她融入革命的决心和斗志。之后丁玲换上统一的灰色军服，整个人显得英姿勃发。丁玲通过剪发换装的形式，完成了“文小姐”到“武将军”身份的转换。作为革命参与者，这一时期丁玲的创作呈现出浓烈的政治倾向，革命意识成为了文本的中心。但抛去政治话语，不难发现作为女性的丁玲依然通过或隐或现的服饰话语，表达革命境遇下的女性生命体验，这其中有光明和希望，同时也隐含着淡淡的困惑。

延安高涨的革命激情给以丁玲极大的鼓舞，在完成政治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文学创作。《在医院中》素来就被认为是丁玲最具代表性的转型之作。在小说的开头就有服饰描写，但此时的服饰已与前期作品中的服饰书写有了全然的不同。行走在崎岖小路的知识女性陆萍，是“一个穿黑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1]。陆萍瘦小的身材与笨重的黑棉衣之间的融合度显然有失衡之处，但是在那样一个寻求民族解放的年代，个体必须隐逸在集体之中，当然也包括个性化的服饰。陆萍所穿的这件黑棉军服在“赋予她革命者身份的同时，也遮蔽了性别上的差异，表面上看来体现出革命队伍中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但是在平等背后却隐含着一种对性别尤其是女性的漠视与压迫，也可以认为是革命集体对个体自由的无视与强势消解”[4]。在作品中，陆萍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很高的肯定，她不但革命觉悟高，而且有才华，但是，来到解放区却被安排到后方做一名医生，为此她争过，哭过，但是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中，个体声音在集体面前、在党的需要面前终将失声。

在解放区，革命以无比强大的力量，召唤着一批批的知识青年，她们满怀理想和激情投身而来，然而广大热血青年心目中的红色圣地，实则是物质条件都十分匮乏的贫瘠之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想而知物质上的匮乏会直接影响根据地人民的精神向度。这是陆萍眼里看到的，“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镰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地铡着，而且拨弄那些切碎了的草……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蓬得像个孵蛋的母鸡，从那头乱的像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1]虽然其中没有服饰描写，但从她们的外貌描写上就已准确传达出人物的某种生存状态。丁玲透过陆萍的眼一方面看到了革命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在为现实革命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难以释怀。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在解放区，对于女性的歧视和压迫并未解除，而且这一现象还有可能继续存在，女性依旧没有获得她们想要的自由与平等。随着革命的胜利，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是否也会顺利到来？这是陆萍的迷惑，同时也是丁玲的追问。

丁玲终归是独特的，她带着五四女性对个人价值的极度追求闯入现代文坛，又带着对时代政治的高度认可走进革命，然而在这期间不管她的写作风格随着政治理想怎样变换，始终不变的是她对女性解放之路的关注。

[1]丁 玲.莎菲女士的日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

[2](德)格奥尔格·齐梅尔著，费勇等译.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史 淼.服饰·女性·革命[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责任编辑 裴兴荣〕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Expressed in Ding Ling＇s Costume Discourse

LU Na
（School of Literal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Ding Ling，a female writer，is said to be a more unique existen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debut of bold rebellious writ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to deliberate cover of female sexuality in the pursuit of a revolutionary trend，and then to the conscious abandonment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It can be said that such a great change in Ding Ling＇s think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oice of her life＇s path．However，throughout Ding Ling＇s creation，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it can be found her works are filled with strong female gender awareness，no matter how firm Ding Ling＇s revolutionary path was，this consciousness and her ideological changes 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the paper aims to sort out her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female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subtle confusion after her involvement in revolution by way of unique“costume discourse”hidden in Ding Ling ＇s works．

Ding Ling；feminine consciousness；costume discourse；rebellion；hesitation；abandonment

I206．7；I207．425

A

1674-0882(2017)05-0005-03

2017-08-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1YA751017）

卢 娜（1982－），女，山西大同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