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贤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文学研究·

秦之攻守得失与贾谊“过秦”主张

宋 贤

（商洛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秦始皇定天下于一尊而遽然覆灭，激荡起汉初“过秦”思潮，贾谊认为秦之速亡在于秦政暴虐惨刻不知攻守之势异。为此，他批判秦帝国的极端法家文化，亟待汉王朝能够转变治国理念以顺应“守天下”的新形势，实施儒家仁义传统。

贾谊；过秦；仁义

西汉贾谊，弱冠游于汉廷，高论帝王宏略，本为王者之佐，公辅之器，然才高命蹇，青春早夭，死年仅三十三。贾谊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绚锦脏以太息而流涕，飞雄论以过秦而治安”的洛阳才子；也是汉初著名的政治家，通达国事，晓练治体，若未遭长沙谪宦，怀王堕马，必抗衡伊管，返规模于三代。贾谊之文首过秦，其笔力顿挫卓诡，壮丽豪放，可谓秦朝始终兴亡之变，尽在此书。

一、“汉初”过秦思潮的兴起

秦始皇毕六国而定于一尊，自矜权过五帝、地过三王，建立强大帝国，传及子孙万世基业。然陈胜、吴广揭竿崛起，刘邦翔于霸上，秦为之板荡。计秦朝国祚，仅十五年矣！胡亥仅二年，子婴仅四十六日，秦欲帝万世，然灰飞烟灭竟弗再传，不啻于石光一现、南柯一梦。谕汉极论过秦，遂为西汉文业中之老生常谈，名士如陆贾、贾山、贾谊辈，每每论及国家大事，无不取秦为说。

追随刘邦平定天下的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之际便开启探讨亡秦之鉴，他善于总结秦亡教训以制定新国策。刘邦继位之初，仍沿旧习，重武轻文，常以“居马上得天下”而自矜。陆贾认为若秦能施行仁义，效法先王，高祖如何能据天下而有之？正因秦之无道，所以刘邦得以入关，率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高祖面呈愧色而心有所悟，遂命其潜心于秦朝灭亡及先秦君主成败之经验教训，因此陆贾《新语》一书，实为高祖君臣共同体悟到汉若构建新型政治体制，先须以“过秦”为立论基点。陆贾指出历史上“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1](P48)异代而同祸福，其缘由在于“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1](P34)故而“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1](P59)他以为秦之速亡就在于暴政酷刑，极任刑法不变，卒亡嬴氏政权，并反思汉朝，主张统治者勿要恣意妄为，宜顺应自然法则，无为而治。可以说，陆贾主义成为汉初的主流哲学意识形态。

自陆贾首发“过秦”之嚆矢，继而关注秦之得失的便是贾山。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贾山认为秦以狠悋之心吞噬诸侯，却不笃行仁义，故而上天降下灾殃。文中揭露亡秦的种种暴行，修阿房，筑驰道，建骊山陵墓，其结果是“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面听”，[2](P134)并点明秦王嬴政的灭国在于天下莫敢告也，之所以塞众民之口不闻诤谏之音，就在于其“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偷合苟容”。[2](P136)贾山借亡秦立论，针砭现实以广诤谏之路，强调士人的政治谏议对社稷安危的重要性，除后之贾谊略涉一二，论秦之得失者，余未有切于此者。更难能可贵的是贾山还在《至言》中提出“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的政治主张，[2](P137)告诫统治者要虚心以纳谏，爱敬以礼贤，尊儒以崇礼。自孟子之后，斯言绝响，此足可起衰俗、激颓波矣！

陆贾、贾山开启了后代以秦喻治乱之理的先河，这种反思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汉廷氤氲着一股上下互相激荡的舆论氛围。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日趋安定的局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邦、萧何等人的适时行政所致，同时也与陆贾等人的理性认识和积极建议密切相关！

二、攻守之势异：对秦朝覆亡之理的考察

在汉初士人中，贾谊对秦王朝灭亡原因的分析最为全面，也最为深刻。他的政论文时时以秦的速亡来对照汉代政策的优劣，充分地总结秦亡的教训，以秦为鉴，为汉王朝探寻一条长治久安之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过秦论》。“过秦”即“言秦之过”。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对秦国崛起过程的描写尤为惊心动魄，但紧接着形势急转而下，折入对陈胜、吴广起义的渲染，强烈的对照中显露出历史的残酷，从而揭示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主题。[3](P16)中篇分析秦二世制定政策不当，因循错误而不改，加速了秦的灭亡。下篇分析子婴没有“庸主之才”，无力挽救危局，积重难返，最终导致秦的灭亡。文章雄辩滔滔，如急湍奔突，豪迈中恣肆着诗人般的激情，这使贾谊能够摆脱一般政治家过于理智的弱点，以横绝一切的气势面对外部世界。与贾山《至言》相比，贾谊不仅看到了重法所导致的暴政是秦灭亡的深层原因，而且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到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在政策上应该有所不同，这实际上在呼唤以守成为其特色的儒家思想，将要成为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的确是汉初为数不多的感受并捕捉到时代气息的思想家。

贾谊认为秦始皇虽以力吞天下，其实质乃由国力、地势、时世三因素之叠加作用而成。早在秦孝公时期，偏安一隅的西陲秦国就踔厉奋发，大有纵横四方、吞吐天下的霸气雄心。孝公因循地势之便利，把据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易守，坐拥雍州的丰饶土地，君臣上下团结一心以窥望周王朝。当此时，商鞅入秦，“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3](P1)对内厉行法治，发展生产，扩军备战，注重国力的积累；对外实行“连横”策略，远交近攻，从而逐渐坐大，卓越于六国之上。孝公殁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代秦君遵循遗策，相继蚕食四邻，秦国疆域日广，国力日强。孝文王、庄襄王在位日浅，相安无事。及至始皇嬴政，发扬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挥动长策而制御海内，终于吞二周、毕六王，定天下于一尊。始皇日夜不倦于政务，为了进一步巩固嬴氏政权，他于思想上“愚黔首”，废除先世道统，焚烧诸子百家的著述，继而坑杀儒生；于民力上“弱黔首”，收集天下的兵器，聚集咸阳熔化，铸金人十二；于国防上据华山以为城郭，依黄河而为护城河，从而“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3](P2)始皇之举措，可谓为子孙建立万世不易之基业。至此，秦国的势力达到了顶峰。贾谊分析，秦之雄霸天下，并非出自偶然，而在于占尽天下之势。他将此“势”细缕为三：国力、地势、时世。秦之国力早在秦孝公时，便用商鞅富强之术，务刑法、励耕战，加以纵横之术而抗衡于六国，后世惠文王用离横之谋而弱诸侯之势，昭襄王用范雎远交近攻之策而定天下之计，最终得以雄吞诸侯。当然此国力须以涵养，必得依据秦国得天独厚之地势。《过秦上》首书“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3](P1)秦之地势乃为其安守静待、觊觎周室的先决条件。《过秦下》亦云：“秦地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3](P16)故而自秦穆公以来，秦常称雄于诸侯，乃其势居然也，可见地势特点也是秦得以称霸的重要因素。而反观六国，则形不利、势不便，他们合纵攻秦，却总碍于地势险阻而不能进，结果秦国不费一矢一簇，六国军队就已然困乏。国力地势已备，秦能定天下，还得必乘时世。《过秦中》云：“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3](P16)其时四海嗷嗷，百姓荒匮，天下荡荡无纲纪，亟待英锐之主横空出世，筹策万方，一统天下而拯救民众于兵火之中。此时六国非欲不灭秦，但诸侯合纵“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各路诸侯起于匹夫，并不禀赋帝王德行而以利相会，其交结未为亲密，其民众未可亲附，以此乌合之众攻秦，反为秦所制，岂能胜乎？正是由于秦占据国力、地势、时世这三者之势，方能于极势之后而定秦之社稷矣！

秦得势而取天下，四海元元靡然向风，可已然数十年间化为齑粉，大秦帝国遽然覆亡，其因由何在？贾谊认为秦之败亡便在于逆势而为，无法顺应民心实施仁义。他对秦国历史深入反思并提出一己之见，其云：“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3](P16)此在于秦帝王不懂战守所以异术也。征战六国，夺取天下可以诈力、刑法等暴虐手段；而固守天下，重建秩序便要以仁义、道德为国之根本。本来统一战争的胜利，结束了长期以来战乱频仍的状态，天下文采精华之士，遂倾心于秦廷，汲汲然愿意为之所用。可见在秦始皇统治的前期，社会对秦政权是充满期待和认同的，百姓希望勿要再动干戈，清净无为，与民休息，以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在贾谊看来，这就是当前的国势民情，可秦始皇未能明晰当时之势而顺势有为，依旧我行我素，以法家暴力、刚决刻急为本。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3](P14)令天下民众方离七国之烈烈战火，转而入秦国之峻急刑法牢笼矣！但始皇深于权术，精明能干，加上因一统天下而获得无与伦比的圣人权威，对臣民仍然有极大的心理震慑作用，故终其一朝，帝国基本保持了平静无事。尽管秦始皇绝非明君圣主，但如果他的继承者能够改弦易张，及时调整转变统治政策，秦王朝是有着延缓灭亡步伐，甚或经历长治久安的发展机会和可能的。一般而言，新主常凭借民众的艰深苦难作为刷新国策的资本。秦二世嗣位，民众引颈以观察其政治措施，即希望能转变其父之苛刻厉薄，实施仁政。古人常择师傅以辅成子孙之德，惜二世数年浸淫于赵高之谲诈行险之教，辅以法家刑名刻薄之术，以此学术养二世心术，他日将以此心操运天下时，只能“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3](P15)秦二世比其父暴虐统治过甚，使天下百姓雪上加霜。秦二世因登上皇位的非合法性缘故，在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时期，大肆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形成更加恐怖的政策弊端。丞相李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厚禄高官，又不惜上“督责之术”，对官员的要求更加趋于严酷，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严重削弱了政府的统治基础，使秦王朝的社会危机空前激化，因而在秦末农民战争的急风骤雨中，秦政府中有的官员倒戈相向，加快秦王朝崩溃的速度。当子婴被立时，虽能戮赵高之横，皆因继始皇以来怨秦积衅已久，天下大势已去，怎能以杯水救舆薪之火，秦天命人心已逝，终归覆亡！古人对贾谊关于子婴一说，多有异议，如明代张居正说：“贾生之论曰：‘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势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当此之时，虽伊吕何益乎？”[3](P15-16)他以为谊言不通时变，以当时之势，秦朝积衰，天下土崩瓦解已久，虽有贤臣良将，亦无可挽回颓势。笔者以为谊言亦有可取之处，自古亡国乱朝，亦有救败之策，由危转安存于一线，决于毫厘。始皇起于苛法虐民，二世极得其理，天下苦秦之暴。然秦先世尝有功德于民，向使子婴能返廉节仁义，除秦苛法，拊循境内，保全实力，虽不可复得天下，但子婴亦可退守一隅为故秦诸侯，又焉得全盘覆亡？

关于贾谊的仁义攻守之说，后世儒者论秦之兴亡，勿能过之。谊论秦亡，虽以仁义为根本，但亦提出了“封建说”、“雍蔽说”、“风俗说”等辅因。贾谊以为如若于秦二世时“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3](P14)可得功臣拥戴亲附，减少六国之后的对抗情绪，又何至于犯天下众怒，让子婴孤立无亲援，危弱无辅助。自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国，封建之习已然深入人心，但秦不师古法无循旧规而一切扫除。况六国诸侯上世据国数百年，皆用功于民众，一旦灭国虏君，铲绝都尽，必不服帖，且末流余种待其机而复涨暴兴。秦欲一反封建之道而守天下，待秦处岌岌可危之势时，六国当乘此机，其势必复兴矣！关于“雍蔽说”，贾谊认为：“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3](P16)雍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君骄臣谗，而君骄臣谗之弊在于战战兢兢于法令，天下惟“政刑”是务，而德礼不用，此古圣人所不取也。当七国并立时，秦或可用法令取，但在吞并六国后，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若秦能得臣下诤谏，犹可保宗庙之祀。至于“风尚说”，谊言“抱哺其子，与翁并踞”、“假父耰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3](P97)秦国商鞅以其惨刻之心行功利之政，遂至民间风俗薄恶，弃廉耻仁义。风俗盛衰乃国家安危之识，天下之民务安之礼义，民本若先坏，必不待陈胜、吴广起而后亡矣！

贾谊于篇末云：“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3](P17)盖定秦国亿万年之大计，必遵循上古帝君治国之道，重天下之仁义根本，建天下之封建，开天下之雍蔽，端天下之风俗！

三、顺应“守天下”新形势，实施仁义

贾谊在对秦朝覆亡之理的考察中，主要揭示了仁义乃万世祈天永命之要领。君主未尝为仁义而以暴力取之，应徐徐然以其政固结于民，民冀得安其性命，正所谓逆取而顺守之也。此虽为世间确论，但犹有古人非之。如宋代的黄伦云：“秦以诈力攻之而不知以仁义守之，故至于亡。此说不然，夫以诈力而攻之矣，则其所知者，诈力而已，岂能复以仁义守之耶？”[4](P140)以黄氏为代表的“攻守一道”论，认为秦凭盗贼之资取之，必不能施用君子之道守之。笔者以为双方持论的关键点，并不在其为攻守“一道”或“二道”，而集中于秦朝是否存有转暴为仁的可能性，即秦何以守天下？那么此议题就转化为从两方面立论：一为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个人因素；二为秦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秦朝一统天下后，建立了封建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尊君抑臣，臣下的仕途命运完全掌控在君主手中，将帝王的权力上升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在此集权下，君主不但可以轻视及超越法律的意志，而且不受公卿、大夫、士、民等任何道德舆论体系的监督约束。待至始皇晚年，由于刚决刻急、壅蔽伤国，臣下只知一味谄媚，已然惟颂扬之辞能入耳也。且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会滋生绝对的社会腐败，当权力金字塔尖产生溃烂时，即始皇及二世的奢侈贪婪之心极度膨胀，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整个国家体制都将会全线溃败。自古以来，身为君主而开罪民众，为万世所摒弃挥斥，莫若秦朝二君。始皇大兴宫殿，巡游天下，寻访仙药，筑骊山墓等游乐享受、耗资巨大的举措，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二世变本加厉，将整个天下都划为自己悠游的苑囿。两代皇帝没有任何节制个人欲望的想法，他们漠视人民的基本权益和起码的生存要求，绝不考虑一张一弛使民之道，而只知敛以苛法、虐以刑残、征以徭役，致使民众怨毒盈世、嫉秦如仇，岂不知国之兴衰系乎人，国之元气则民心，当此时天命人心已逝矣！而且秦始皇自以为建立起亘古未及的霸业，对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完全采取了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贾谊认为“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3](P14)汤武就因“逆取顺守”，兼用文武而定长久之势，违背历史经验规律行事，必然会招致覆亡的命运。秦习战国之余，失攻守之势，又坏先王之成法，社会无法实现由暴力刑罚到礼义仁德的转轨。表面看来，秦朝的覆亡在于始皇及二世的暴政，特别是胡亥发动政变，篡夺政权，或有人以为若是长子扶苏得嗣秦业，秦犹可保宗庙社稷也，此灭亡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人为性，但实际上却是深深植根于秦朝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

站在先秦儒家对“礼乐制度”进行仁义伦理反思的立场上，贾谊明确指出秦帝国的过错是极端片面地实施法家文化的结果，战国时期在学术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秦对儒家的仁义礼信道德持排斥态度，因其觊觎周室，力图问鼎，故抱有极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法家的严刑峻罚，专重于法术权势，以力并天下，特别适合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自商君变法，以刑名为药石，而自孝公以后，疾锢天下，确立了法家主流的官方哲学。至始皇登基，虽招纳了一批博士儒生，但皆为粉饰朝廷，其学术徒为摆设，更是焚灭诸子百家经典，任刀笔之吏，以苛察相高，故而趋于法家独尊的局面。虽然法家主张锐意改革，不因循守旧，将天下权力收归于君主之手，有利于秦朝统一备战，也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秦朝政体提供的卓有成效的理论依据。然而法家政治是适用于非常态的社会生态中，特别是严峻的七国逐鹿征战，需要统筹调动各项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以进行有效的配置。当社会摆脱征伐、趋于稳定时，法家应迅速退出历史的主流舞台而让位于儒家等其它学说，否则只会加速社会的溃败，从而也使自身遭受其殃。秦国统一后，战争环境变了，法家独尊的政治文化却没能随之改变。在这样的社会中，互相猜疑，人人自危，谋权陷害之风盛行，罗织罪名之法肆虐，民众敢怒不敢言，等到一夫作难，万众呼应，靠酷刑和诈术维系的秦帝国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

贾谊总结批判秦帝国实施极端法家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强调儒家赋予“礼乐制度”的仁义价值意蕴：“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属，士庶各爱其家，失爱不仁，过爱不义。”[3](P214)国家由社会制度赋予自身的权威和阶层规范虽然具有强制性，但同时必须承担对人民进行仁义道德教化的责任。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仅安民，而且可以限制、防范君权走向极度而失控。章太炎在《秦政记》里认为秦皇微点，并无大过，至于秦之速亡，他归之为六国公族欲复其宗庙，以及继世而得胡亥，并非法之罪，“藉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缛礼之政乎？”[5](P128)由之我们不难联想到柳宗元《封建论》所说的秦“失之在政，不在制”的著名论断。“法治”这种帝王高度集中的专政与文吏政治两相融合的体制，还不是一个平衡且富有调适能力的系统。它构成对社会人民的沉重压迫，进而成为社会的异化物和对立物，秦之亟役天下，也并非章氏所说只是“微点”而已，且昔以成汤之仁义圣德，必不使太甲终于桐宫；今以始皇之崇法家暴虐，必不使得扶苏得嗣秦业。贾谊曾指出，秦国并非没有得到巩固统治的良机，但秦政最终未能满足人们的这一愿望而走向了其反面。这不仅在于其“政”，也根源于其“制”的内在弊端。社会在经历了剧烈分化之后必然要求新的整合，秦国的统治未能将活跃的学士群体及其思想文化传统有机整合起来，将儒家仁义传统发扬光大，而是独以法家“法治”指导秦政，其独尊君道、吏道的政治精神，最终不足以整合那个拥有其特定传统的社会，正所谓孝文用商君，以预言秦之所以兴亡。

秦朝从遽兴到暴亡，惟存十五年矣！秦朝的倾覆说明了轻视儒家传统，将法家作为国家惟一的政治统治思想实与时势相悖。汉初，要补秦朝虐政之弊，务必一刮秦习，除去惨毒苛政，刘氏需宽容仁爱、省役约法，此时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便跻身为主导地位，汉初君主们对思想文化的发展亦采取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策，诸子百家学说呈现复兴之势。汉文帝执政，王朝历经初期的恢复和经营，社会进入了政治、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已初步形成。而此时朝廷无过，边鄙无忧，刑措不用，生民安泰，虽号为治安，但纯任黄老之清净保守，已然渐不适应形势发展。汉初思想家忧思深远，欲图长久之计，反思秦亡，以鉴汉室，警醒君主转变执政理念，偃武兴文，休养生息，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其中贾谊议论秦迹雄骏闳隶、安民立政所虑益深，以儒家之仁义来揭露秦政之失，对秦政反思从具体的以事论事的层面上升到理论高度，颇见识拔，颖脱众人。此论过秦，与当时社会上黄老无为思想已逐渐不适应国势发展，儒家思想潜流已然在上升的趋势相暗合，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色彩。盖秦之罪恶，弥远弥彰，此后如晁错、董仲舒、司马迁等辈，指引前世事，亦书及“过秦”，诚经画汉室，存居安不忘虑危之心哉！

[1]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梅鼎祚.西汉文纪[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3]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黄 伦.尚书精义[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5]杭州大学历史系编.评价秦始皇专集[M].杭州：杭州大学历史系,1973.

Gain and Loss of Offence and Defense in the Qin Dynasty and Jia Yi＇s Proposal of“the Faults of Qin”

SONG Xian
（School of Art and Humanities，Shangluo College，Shangluo Shanxi，726000）

Qin Shihuang brought the whole world under his domination，but then Empire Qin collapsed abruptly，which stirred up the current of＂faults of Qin＂.Jia Yi believed the reason why Qin collapsed was that Qin was so tyrannical that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tendency changed.Therefore，he criticized extreme Legalist culture of Qin，expecting Han Dynasty can alter its concept of governing a country to follow the new trend of＂Defending the state＂，and hoped Han Dynasty can follow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Jia Yi；the faults of Qin；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I262；I2076

A

1674-0882(2017)06-0053-05

2017-09-25

商洛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贾谊的政治命运和他的文学创作”（15SKY028）

宋 贤（1980－），女，安徽东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裴兴荣〕